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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咋就走啦？”只看到沙汀一个气冲冲的背影。他从此脱离了“辛垦书店”。为了避免叶青的纠缠，索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路口的四达里。
沙汀与杨伯凯以后还有多次接触，到抗战时期在成都协进中学共事，知道他主持《华西日报》的笔政，开展“民盟”工作，直到他倒在十二桥畔的血泊之中。与叶青的联系只有一次，是路遇刘元圃，被拖去参加叶的婚礼。地点在八仙桥青年会。沙汀想起他的吹牛了，被好奇心驱使，躲在人群背后远远地看了叶青一会儿。他当然无法预测叶将来还有第二次叛变。只见大红喜幛前叶青身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身子不时地扭动，似乎对这套绅士服装不太习惯。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他脸色苍白，表情呆板。沙汀突然连了解新娘子是不是那个女学生的兴味也失去，中途偷偷溜走了。
用了与对待辛垦同样比较激进的态度，沙汀进入“左联”后。连续写了《战后》、《老人》、《土饼》、《爱》、《有才叔》、《上等兵》、《老太婆》这一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写苏区，材料都是间接从报纸上看来或从哪里听来的。不过除了场面，倒是注意了对人物的刻写了。
（写《老人》，我是从党内《上海报》看到有国民党“围剿”的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对老百姓骚扰的报导，以及公开的《社会新闻》、《文艺新闻》透露的这一类消息得到启发。而人的生活，各地的老年人，总有共同性。想到我对生活的选择，母亲与舅父还不是不理解？靠着推想，挪动了时间、环境，我心目中出现了一个长期不理解儿子参加土地革命的老人，直到反动军队“教育”了他。这篇东西酝酿很久。由于类似题材的作品在当时还很少见，我写时又融进了四川山区的描写，老农的描述，比起完全概念化的革命作品稍好一点，成为这种苏区小说的代表作。以后，才会被鲁迅、茅盾帮助美国人伊罗生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时候看中。鲁迅、胡风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当代小说时，也推荐了此篇，由胡风翻译，前面加了小传，登在日本《改造》杂志十九卷一号上面。——沙汀1986年11月24日讲）
同年4月，写《土饼》。
一个美的凄清的故事。母亲用黄土做成泥饼，来“欺骗”饥饿的孩子，也是从报上看到的。故事的地点、人物、体会，都是沙汀的。他想起故乡农村的雕蔽，税收从民国二十几年已经“预征”到民国五十几年，山区里不种大烟还要抽懒捐，军阀造出劣币、假纸币坑害百姓。但因为已经远离故乡，他在揉进自己的生活体验时，是靠回忆来构思的，一种类似童年的体验，使揭露蒙上了一层诗意。这种格调一直到创作《祖父的故事》前后，仍然存在着。
（为什么你不把《上等兵》、《夫卒》这样直接写参加“围剿”苏区的兵士、民案的反叛故事，编入以后任何一个集子？因为内容太“红”。材料都是听来的，能加进我个人体验的东西太少。这些小说的艺术水平使我不能满意，我是个作家呀）
但是，这些小说的发表，在1933年里仍然十分显眼。人们看到，他的作品“从皮肤到心脏都是新的”①，是独特而无法模仿的。有的说他代表一种新写实主义的路线，有的说他是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写小说。他也受到一些批评，韩侍桁便说他的作品“切成了断片看，那仿佛是描绘得很真实而有趣，而用它们构成一个整个的东西，则像是堆在一起的不粘固的沙砾”。只有群像，没有“个性的人物”，“只能看见现象的描绘”。“《老人》是他全部的作品中最成功的作品”②。沙汀后来认为，侍桁的意见“算是搔到了痒处”③。他在紧张地思考如何改变自己，“觉得自己该重新来过”④。
尽管如此，韩侍桁还是把他与臧克家、艾芜、黑婴等五个人并提，称他为“1933年的新人”。
“左联”内外
这“新人”一边写出使人耳目一新的小说，一边在“左联”领导下从事活动。他写作的政治热情与活动的政治热情，在他加入“左联”的头两年里几乎同时高涨。就在写《老人》的那月里，3月3日，艾芜在杨树浦工人区被捕。这个消息是周扬通知他的。
艾芜在“左联”内部入党后，被大众文艺委员会派到沪东去开展工人通讯员运动。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做法。他在涟文学校教书，白天教工人子弟，晚间教恒丰纱厂的工人，凌晨到申新六厂的厂门口看下夜班和上早班的工人活动，星期日走访工人家庭，忙得没有任何写作时间。见到沙汀主要是借饭费，每月六元就够维持了。他这次是在曹家渡一爿绸厂里被预先埋伏好的便衣抓去的，同时被抓的还有五个工人，一起关在南市的上海公安局拘留所里。本来是涟文学校的女教师周海涛在学校先行被捕，艾芜听说出了问题，跑到绸厂去通知做女工的周海涛的妹妹周玉冰及其他工人，结果自己也被捕了。
周扬估计艾芜身份不会暴露，便叫沙汀设法把人保出来。不久又交来五十元钱，说是鲁迅先生听说了，表示关切捐助的，可以用来延请律师。这时，艾芜他们被押到苏州高等法院拘留所第三监狱。沙汀与任白戈到公共租界史良及其舅父，著名法学家吴经熊一起开办的律师事务所，请求帮助。当时的史良已经以热心为政治犯辩护出名。她听说了艾芜的情况，认为可以设法。她住在法界辣斐德路辣斐坊，沙汀为了营救朋友，曾多次到她家里去打听事情的进展。
艾芜的被捕是当时左翼文化界受到高压的一个表现。这年5月，丁玲、潘梓年在上海被捕，应修人拒捕坠楼遇难。7月，洪灵菲在北平被捕，很快遭秘密枪杀。9月，楼适夷被捕。10月，潘谟华在天津被捕，同时政府秘令查禁普罗文学作品，封闭进步刊物、书店。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就在6月遭禁。在这样的形势下，沙汀跟着周扬，反而加强了在“左联”内部的活动。
他与周扬曾到窦乐安路附近一个小弄堂去过两次，见到关露、蒲风、任钧、张耀华这些“左联”成员。关露这个女性长得很漂亮，她与周立波、徐懋庸、司徒乔都熟识。后来司徒乔从美国回来，她约在一家广东茶室吃点心，周扬、沙汀也在座。司徒在席间给沙汀画过一幅很不错的画像，可惜“八·一三”逃难时丢失了。蒲风、任钧是诗人。任钧就是“卢森堡”，瘦瘦的，人很清秀。张耀华，是社联的，与沙汀同住在一个弄堂。
6月间，周扬向他提出做“左联”常委会秘书的事，他同意了。丁玲等被捕后，“左联”的工作主要落在周扬身上，是党团书记，又是“文委”成员。周随即给他送来一筐“文件”，让他保管，其中包括丁玲的一些手稿。不久，在四达里沙汀家里召开过一次“左联”常委会，参加者有鲁迅、茅盾、周扬和管组织的彭慧。那天茅盾到得最早，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他没想到这个“提携”过他的“五四”作家，瘦削，儒雅，喜欢很快地目夹着眼睛，操着浙江口者，是那么健谈。两人马上谈起创作问题，谈起《幻灭》中男女青年在大革命前后的种种思想变化，茅盾讲了不少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的见闻。
在我讲了讲自己的经历后，他鼓励我写个中篇。并且，他不是一般的鼓励我写中篇，还对作品的结构和总体艺术处理作了不少指教。从谈话中他知道我有些胆怯，怕写不好。他认为如果写一组人物相同，故事互相衔接的短篇，较为省力。而这样的中篇，在国外也较常见。接着，他还举了一个已经介绍到国内来的中篇作例，可惜书名已经遗忘。①
两年后沙汀为良友图书公司写的一部以川北中小地主家庭生活为题材的自传体中篇《父亲》，其动因便可追溯到这一次会前的谈话。这部中篇本来良友在电话里答应预支稿费，沙汀写来也很顺手。《某镇纪事》这个独立的片断，很快完成了。但等到沙汀亲自去书店询问，才知道对方错把“沙汀”听成“巴金”了。当然巴金的名气要更大一点。沙汀处于经济紧迫之中，不能预支稿费，这部中篇便宣告流产。后来根据这个构思还草成《干渣——老C的自传断片》、《一个人的出身》，都作为短篇“出售”。不过，到了四十年代，沙汀究竟实现了茅盾鼓励他创作长篇的期望。
4月刚迁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来住的鲁迅，从家里踱过来开会，是极近的。像这样面对面地看着瘦小而矍铄的先生，这也是第一次。等人到齐后，大家讨论起“左联”内部刊物和欢迎巴比塞调查团两个问题。鲁迅先生这天谈得不多，他讲话吸烟时那种简洁、从容的神态，使人在他身边感到一切都趋明朗。沙汀记住鲁迅抽的烟是“品海牌”的，这在当年是一种中等的纸烟。鲁迅抽得很凶，一支接着一支。后来沙汀也抽过一个时期的“品海牌”。
欢迎巴比塞调查团来华，是上海地下党周密组织的。因为“国际联盟”装样子派出李顿代表团来调查“九·一八”事件，第三国际反战委员会针锋相对，就成立了由法国进步作家昂利·巴比塞率领的“国际反战调查团”。原定3月份来华，现在延至6月。各个左翼团体连日来教唱欢迎歌曲，准备旗帜，组织几千人去外滩欢迎的队伍，也要开专门的欢迎会。“左联”当然不能例外。
国民党政府方面非常紧张，在调查团抵沪前后，大肆搜捕左翼人士，进行压制。7月的一天下午，周扬突然跑到四达里，告诉沙汀，他的同一个弄堂的张耀华被捕了，要他快点转移。周扬走后，黄玉颀按照沙汀的主意，把一些文件，主要是《前哨》的稿子捆扎在身上。正忙乱中，周扬连门都不敲，又闯了进来，说弄堂里里外外布满巡捕和形迹可疑的人，要他们马上动身，以防不测。沙汀一边紧张地取东西、穿衣服，一边埋怨周扬，怎么能冒这么大的险再跑来一次，反过来催周赶快离开。
（你是个重情义的人，周扬两次冒险来通知，对你们今后的关系可能是很重要的吧？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经历的角度来观察人，分析人，对待人，我知道后来有人称我和立波为周扬的左右手）
沙汀、黄玉颀先后匆匆离开四达里。沙汀走在前面。他在北站附近老靶子路北段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黄玉颀照旧回家去睡，约定次日一道去租界找房子。
第二天，黄玉颀到旅馆告诉沙汀，任白戈出事了。是经常去任家的严毅来报信儿的。严是四川合川人，青年革命者，“二·一六”时还是个少年，哭着喊“妈妈”。现在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任白戈从山东教书回来，也搬到沙汀这条弄堂来住，沙汀在第一支弄，任住得深些。事情发生在前天下午，本来也让沙汀去任家谈话的，因他在赶一篇小说，便没去成。严在任家中说着，巡捕突然闯入。但是从当场巡捕谈话的口气看，他们是把门牌号码搞错了，所以，在问明严是学生，看了身份证以后，便放了他。白戈因为房间里有不少日文、中文的马列书籍，本身又无职业，就被扣留带走。
真是祸不单行。沙汀身上自进入省一师读书渐渐消退的胆气，仿佛一夜之间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