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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北门汽车站与何其芳、卞之琳会合，乘车经新都、广汉、德阳、罗江、绵阳，当天黄昏时分抵达梓橦。沙汀少年时代最感兴奋的大型流动集市梓橦会的发源地，现在是个荒凉的县城。他们下榻在城内旅店里，隔壁就是汽车站。入夜后，这条唯一的城关大街看不见行人，只有这家旅店和它对面饭馆高高挂起的两盏发着刺目白光的煤汽灯，照着旧城。何其芳把它形容成“像两只闪耀的钻石戒指套在枯瘦的黄蜡色的手指间。”①因为下雨，汽车不通，他们多看了这汽灯两天，沙汀有机会加深认识了这两位他今后的文学伴侣。
之琳是特别的内秀。他在四川大学还保留着教职，一心想到前方写东西。其芳诚朴，说起话来一口气不歇。他批评过去是为了结束过去，连父亲都批评在内，说：“我父亲抗战爆发后，花几百大洋买个寨子，在山坡顶上，修起厚厚的城墙，枪炮也打不进，准备固守呢！”
其芳每到一个地方便给他妹妹频伽写信，然后便满天找邮局投寄。在梓橦，他穿了之琳的雨衣去找邮局，回来说，原来邮局设在一个店铺里，没有挂牌，也没有邮箱。他像是发现了一个神话世界，笑得很天真。
比起沙汀，其芳对社会的黑暗知道得太少了。在梓橦听到十七万人口的县城，竟有八千烟民，旅店里随时可买烟膏，他瞪大了眼睛。夜晚听陪烟女子为了多要两角钱苦苦地哀求。客人和妓女讲着价钱：“六角钱？”“不行。”“七角钱？”“不行。”“八角钱？”“不行。”男子逗着玩似的，女子可怜地低声说：“给我两块钱吧。”其芳第二天说起来，脸被扭歪一样。沙汀只好安慰他似地苦笑一下。
雨住了，17日乘了一辆满载汽油桶的客车上路。四个人被挤在车门的一角，互相开着玩笑，说“要负起保卫汽油的责任。”
车过剑阁，到了嘉陵江的支流白龙江的郭家渡。这里的汽车一律要上木船由纤夫拉过岸去。为了对岸载满故宫博物院古物的几部汽车过河，这天刚刚淹死了一个拉纤的。他们的车子退回到宝轮院过夜。沙汀发现附近一户农家在请神给小孩治病，喊了大家去观看。这类似北方的“跳大神”，只是降神的巫师浑身颤抖抱着一个木制的“琢啄神”，神的手脚是可以活动的。
次日过河，改乘了货车，经广元，穿行大巴山脉，进入陕西境。21日到宁羌。在宁羌车站，他们遭了宪兵检查。其芳手提箱里一本哲学书《观念论》，因为上面印了一行小红字“苏联大百科全书版”，便被“客气”地没收了。之琳在广元买的一本一折八扣的《西游记》倒安然无恙。晚上，另外两个盘查所的宪兵又来查店，翻看了所有的箱子，特别问带没带什么书。一个“丘八”突然问：“你们是不是去延安住‘抗大’啊？”沙汀掏出李家钰的护照正要回答，不料何其芳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语调，摸一摸自己的下巴说：“都长胡子了，还去读书？！”护照是真实的，其芳的“戏”也演得成功，事后大家畅快地笑了一番。
宁羌是个山城，他们在城外滞留了两宿。进城去看，一条正街被其芳形容“像一件穿在贫穷人身上的破旧然而清洁的蓝布衫”①。就是在城内西南角的山上，有一所带角檐的房子，挂着“宁羌中正图书馆”的牌牌。阅览室里居然有《大公报》、《西京日报》、《新新新闻》。他们已经有八天不知道战争的消息了，便“狼吞虎咽”地读了一通。之琳便在这个图书馆的外面，拍下了那张珍贵的照片。
23日，又继续乘货车到南郑。这里的栈房臭虫多得吓人，晚上咬得只好睡到桌子上去。次日过凤县，翻越秦岭，到达宝鸡。由于陇海路伸到了这里，从陆路逃难进四川的人汇聚于此，宝鸡这个小小的县城在抗战中奇异地繁荣起来。商业街上有漂亮的饭馆、百货铺、理发店和电影院，新建了许多房子，匆匆忙忙凑起了一条条热闹的街市。25日，他们从这里乘火车当天抵达西安。
西安有宽大的街道，留给人们步行，却没有叮叮当当的电车。商业街道是老式的，有帝王旧都的宽大气派。最触目的是澡堂林立，外来的百货奇贵。四人住进一家旅馆，沙汀暗中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交上组织介绍信。其余等待的时间里，便公开地逛街、下馆子。赴延安的前夜，他们得到通知，搬进了七贤庄。在办事处，沙汀把在上海认得的李初梨介绍给其芳、之琳。
8月28日下午，他们搭上办事处租来的敞篷商车，向北进发。办事处的职员交待了路上全车人的集体护照，最后点了点车上的人数，说：“除开那个小孩和小鬼，一共三十二个！”这引得那个小鬼直咕噜：“为什么不算我”。大家逗他，“你是小鬼，不是人”，车在笑声中开出。人们挤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面，连车头都坐上了人。划过城门时，他们会机灵地伏下身子，显然都是“老资格”了。车子跑上了扬起黄色尘土的公路，前面的几个人便扬声唱起来：前进，中国的青年，抗战，中国的青年……沙汀感到心里发热。这多么像是上海救亡时的歌声啊，自回到“堪察加”将近一年，不闻此声已经久类。不是没人唱歌，而是唱出来没有这么开朗、激越。自己这次历经辛苦、带着妻子出来，还不是为了摆脱那个沉闷的环境，想要呼吸一下延安的空气，开辟新的写作领地么？这个延安的空气在车上就迎面扑来了。
首先是互相喊起了“同志”。武装人员里，七个是八路军，今年2月从山西前线调回读“抗大”，不久又被送到湖南湘潭学开“二分机关炮”。一个是新四军，要入“抗大”。从湖北、江苏、河南、陕西各省来进“抗大”的有九人，倒有六个是女性。一个坐在汽车司机旁边手抱孩子的妇女，原来是徐海东的夫人。一个农民模样、晕车很厉害的中年人是徐海东的哥哥。这引起沙汀极大的兴趣。被立波的《冀察晋边区印象记》激起创作欲望来的沙汀，在读那篇报告的时候，已经记住了那位英勇而富人情味的徐海东将军的名字。现在他的夫人穿了军服，像一个大兵一样坐在这个车子上，这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两个“民先队”队员是活跃分子，组织啦啦队拉歌，特别的有劲。其芳很快坐不住了，在车上窜来窜去，休息时爬上爬下，找这些“同志”聊天，热心地搜集材料。沙汀注意到汽车司机是车上唯一一个露出冷漠、倨傲神气的人，大家叫他汽车工人，不称“同志”，这是抗战期间滋生的一个发着不大不小财的阶层，以后更在滇缅路上显出神通来的。好在大家只是一味敷衍他，只望路上不抛锚就行了。余下的时间还是快快活活地唱歌：全国动刀兵，
一齐来出征。
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这批人马哪里来？
西北陕甘宁。
杀退鬼子兵，
一齐下关东。
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
朱德毛泽东。
这个歌是配着陕北粗犷的民间歌调唱的。对这两个人的“英雄崇拜”，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是沙汀觉得并不难接受的延安空气的一部分。
车子开过咸阳、泾阳，在三原住了一宿，又休息一上午，然后开往耀县、同官。30日经宜君到洛川。越是接近目的地，能见到的徒步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就越多。他们的衣服上，头发上、眉毛上沾满黄土，背着背包、书包，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在公路上不绝如缕。沙汀感到他们更像是一队队的“朝圣者”，比自己勇敢得多。他真想去叩问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探听他们的身世、经历和满脑子的理想。在8月的最后一天，他们的车子滚了满身的尘土，经过鄜县、七里铺、少陵川，远远地看见宝塔山了。
十八天，行程三千余里，从成都到了延安。
四个人一起住进城里的西北旅社，这是边区政府招待所，专门招待外面新来的人。一个临街的小院，平房，土炕，纸糊的有方木格的窗子。第一顿吃上黄澄澄的小米饭，中看不中吃，挂在喉咙上，很难下咽。当时还不大觉得，只感到新奇、兴奋。延安这时还未遭受轰炸，窄窄的城内街道，两边商店的招牌都是蓝底白字，铺板也是浅蓝的，虽不漂亮，却显得洁净。
刚到不久，周扬、苏灵扬就赶来看沙汀夫妇，并结识其芳、之琳。周扬显然已摆脱了上海后期的阴郁心理，脸色红润。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主持边区教育厅，也是4月刚成立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人之一。诗人柯仲平主持“文协”工作，腰间插根旱烟袋，人称柯胡子，也跑来慰问三位作家。延安文艺界为他们搞了个简短的欢迎式，沙汀代表三人讲话答谢。
才几天，就觉得穿长衫别扭了。何其芳尤其来得积极，见了周扬就要求换装。他把自己的、沙汀的夏布长衫、西服，都拿到南门市场上卖掉，换成卤羊肉、枣糕、蕃茄吃。或者几个人拥到北门饭铺去享用延安的特别菜：“蜜汁咕噜”、“三不粘”。刚从国统区来的人，嘴巴原是吃惯了的，稀奇的是蔬菜很缺的黄土高原上竟会有那么多的蕃茄、黄花菜。
呼吸着延安的空气，沙汀感到了这里的穷苦和自由。踏着麻草鞋的知识分子很少有愁眉苦脸的，起码看上去一个个都很快活。女同志用布条打成的草鞋，还有各种花头。到处都有歌声。一个刚来的电机工程师甚至抱怨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上。”可是等到沙汀四人穿上周扬送来的灰布军装，像个延安人似地走在街上，他们的口里也要哼出歌子来了。
周扬满足了他们的另一个请求，9月初的一天，安排好他们去见毛主席。毛泽东住在城西凤凰山下，“光华书店”的上面，一排三间石砌的窑洞式的屋子。他从一张没有上漆的白条木桌边站起来迎接客人，高高大大，穿一套蓝布制服，比较整洁。这时他比以后要瘦些，眼睛有神，看上去精力充沛。沙汀坐在他对面，觉得他平易中气度不凡。等到开口说话，谈吐幽默、生动，牢牢地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寒暄过后，沙汀他们说，这里给他们很深的印象，很想写延安。“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延安只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毛泽东微笑着，一边习惯地举起右手来，说一座便弯下一根手指。“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
等以后沙汀在枣园听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观察在柯仲平的诗歌朗诵会上，毛泽东耐心地坐到底听完；看各种场合，包括露天观苏联电影时毛的露面，慢慢地熟悉了他的身姿，说话的语式，知道这句“也有一点点可写”的话，是有相当份量的。
沙汀他们又说，想经过延安到前线去，到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去生活一段时间，写抗战需要的通讯报告。毛泽东表示赞许。他点着头，从容地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我支持你们！”
接着，毛仔细地与他们攀谈：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这很快就可以习惯的。他举着自己的例子。大革命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