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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写到第七章 ，冯大生提了斧头默默地闯进徐懒狗的院坝，要和霸妻的仇人殊死相拼。这时，何其芳一连写来了两三封信，催他去重庆工作。看来事情很急，只得停下《还乡记》的写作，奉命出发。这一次的打断，造成这部长篇文气的前后差别，以至疏密不一。
5月5日，他又一次乘车驶进山城。他在路上的心情是晦暗的。在成都借住在陈翔鹤家。陈的弟弟刚刚遭人暗杀，他临时的床铺放置的堂屋，死者的牌位还未撤去。在这样的房间里联想这场谋杀案的内幕，一夜如何入眠？他还想起艾芜从今年始给睢水的来信，谈到胡风他们办的《希望》、《泥土》两个杂志，连续发表文章批评自己近年的小说是“客观主义”，感觉十分恼火。在穷乡僻壤读不到这些刊物，他至今不了解具体的批评内容，只是认为三十年代中期产生的隔阂，今天用“文学理论批评”的面目重新出现了，而且是“缺席裁判”！那种不能“还手”的地位，增加了他的恼怒，所以，一到重庆中山一路四川省委的驻地，见到何其芳、冯乃超后，便完全忍耐不住了，要其芳提供资料，声明要写反批评文章予以回击。
何、冯两人立即好言劝慰。冯乃超说：“昨晚五时周副主席离开重庆去南京，在谈到文艺界的问题时，还特别嘱咐要讲团结，不要抵销力量了。”
正是出于对周恩来的尊敬，他才把火气压了下去。后来通过住在张家花园的画家卢鸿基，他还见过一次阿垅（S·M）。阿垅穿了一身军装，非常神气，和他的土头土脑恰成对比。沙汀已经读过路翎（冰菱）谈《淘金记》的文章，觉得胡风这批人，用所握的理论条条来硬套自己，主观武断得惊人。作者的主观热情与对社会、人生的拥抱，应当各有各的方式。他这时已能把持得住，也就不会去向阿垅发火了。（关于这场公案要让后人去评说。“客观主义”这个命题落到你的讽刺作品上，将不动声色的风格曲解了，但他们要求文学树立反映生活本质真实的目标，倒与你并无“本质”区别。除去感情的因素，现在不觉得有些批评击中了你的要害吗？比如说你作品思想力不够，“缺乏着更深的、热情的探求”之类，你看呢？总体评价错误，不等于个别观点全不可取。他们也承认我善于“观察”社会，如果说对“人”开掘不深，左翼文学长期都把“社会”推向前景，塑造人物性格是从社会角度关注的，人的其他侧面不免忽略）
在重庆的当晚，其芳简略地说明让他来的目的。“文协”胜利后依然存在。总会迁上海。请他出山为的是建立重庆分会。第二天晚上，在张家花园坝下孤儿院艾芜的新住地，其芳与他讲得更具体：双十协定实现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如果开“国大”，这里的文艺界由你出面竞选“国大代表”。这是组织的决定。解放后沙汀才知道，这时的其芳已经是四川省委的候补委员。
他又一次住进张家花园。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大部分外籍的文化人都复员离渝。总会秘书梅林已经结婚有了小孩，全家即将去上海。见了沙汀，交了他一笔二、三百元的“复员费”。
沙汀说：“我是四川人，没有复员问题。”
梅林笑道：“不复员，理事会决定也要给你一笔。贫病作家嘛，不病，至少算贫吧。”
他还告诉沙汀，胡风、艾芜他们都领了。钱是从美国援华会拨给“文协”的。为了这笔“美援”，沙汀日后在“文革”中做为美国特务的嫌疑，吃尽了苦头。
克制着熟识的朋友一一离去带来的惆怅，他开始以“文协”总会理事的主人身份，筹组起分会事宜。手下有个姓蒋的青年当助手，经他同意，萧崇素从泸县的一个中学赶来帮助他工作。在他与其芳之间，有王觉做联系人。1944年沙汀来重庆，以群介绍我在“文协”认识他。
南方局当时的方针，读书、生活、新知等书店出书受压制，就办若干小出版社，取各种名目。以群办了新地、新鲜、自强，都是三联的人管印刷发行。我在新地，出了沙汀的《困兽记》。我写过书评，笔名渥丹。1946年，他再次来渝，我当何其芳助手编《联合特刊》，后改《萌芽》。编辑部最初在三联，四平方米一间屋子。其芳的书信往还，外人找其芳，都经过我，再经《新华日报》的送报人转。沙汀每次找其芳都性急。夏天，一次，他穿灰绸长袍，里面是中式绸汗衣，手拿拷克帽，有点化装的意思，来找我与其芳联系，还问我看他的样子行不行，谨慎而有风趣。①
在艾芜家里，其芳已经与他们商定了分会的理事人选。确定了这一向与文艺界联系不多的沈起予、金满城也加入进来。因为他们既是本地人，社会联系又广。沈是沙汀亲自去请的，还有诗人王亚平等人。第一次筹备会开得顺利，大家选定沈起予任分会总务。分会的房子、家具都是总会留下的，实际上驻分会的理事只有沙汀、艾芜。关于经费，决定邀请京剧、川剧界的熟人开个募捐性质的晚会，用门票节余做分会的基金，主要够支付张家花园的房租就可以了。义演假七星岗宁波会馆举行，请来了金素秋（关肃霜的师傅）的戏班。金唱的是《春秋配》。还有本地的川剧、杂耍节目助兴，倒也挺红火的。
分会牌子打出去以后，这年端午诗人节，在王亚平倡议下，沙汀主持了纪念屈原的集会。《新民晚报》报导这次诗歌朗诵会的新闻，在副题上开了他一个玩笑，叫做“呆头又呆脑，如何写小说”。描述他在主席台上一身土气的穿戴和举止，大体符合实际。说他“土”，是不会像说他“客观主义”那样惹他动气的。
他刚到重庆曾去看望郭沫若。天官府小楼上，书籍都捆扎起来，于立群忙忙碌碌收拾衣物，他们很快要赴沪了。原来“文工会”的领导人物，只留下阳翰笙。到了6月，分会想搞一个纪念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的会，由于政府已明令禁止集会，沙汀与阳翰笙商量后，决定用聚餐名义在中苏友协的旧址召开这个会，由阳来主持。
开会那天，来的人特别的多。北碚没有离渝的文化人来了不少，南温泉向辉学院来了一群，《新华日报》社社长傅钟也到场。会中王亚平几个人朗诵了《海燕之歌》等。“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句子，在这样一个环境读出来，格外有激发感情的力量。会快结束，有几个宪兵突然闯进来察看，一时弄得沙汀很紧张，也增加了一种气氛。
除了代表分会去参加民盟、民建召开的各种会议，接待复员路过重庆的文化人冯至等人，这次集会的成功要算沙汀最得意的事了。
他没有料到，在重庆的工作很快被恶劣的政治形势扼杀。8月，美国马歇尔和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不久，五年前在安县郑慕周家里结识的何薨仁，突然打电话邀他去谈话。抗战胜利，何接受卢作孚聘请，在重庆民生公司任总务处长。临离安县，他们还见过面。沙汀曾写信把何介绍给“周公馆”的许涤新，何做为统战对象，与党保持良好的关系。沙汀得到电话的当晚，便到民生公司何的办公室去。何薨仁告诉他，当日上午，他代表卢作孚去开了国民党市委、市府、警备司令部联合召集的全市各大企业、公司的秘密会议。主持人警告工厂主、经理们，共产党即将在山城暴动，破坏全市的工业设备和市政设施，要大家提早防备。何薨仁觉得这是政府镇压前的一个信号，所以马上通知他。沙汀明白这件事应即报告省委。南方局迁走后，四川省委是吴玉章、王维舟二人负责，其芳在其中工作。告别何出来后，他连夜到七星岗《新华日报》一个记者站，找到值班记者邵子南（让沙汀看过他写的解放区的中篇），请他通知其芳，明晨务必到张家花园一见。
一夜心里有事，又是无眠。直到其芳早晨赶来，听后，神色严重地匆匆离去，他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重新关上房门睡觉。
问题果然严重。几天后，吴玉章等在宁波会馆宴请各社团、民主党派与工商界人士，沙汀代表文协分会出席。这个会显然是对那个会的“反击”。重庆发生朝天门大火、江北大火两案，捕了许多人。内战已不可避免。8月底，其芳通知他“撤退”，回故乡隐蔽。同时告诉他，行前要去见吴老一次，听取指示。
远在读省一师的年代就敬仰的这位四川教育界元老，从辛亥到如今始终追求进步、革命的前辈，平日总是那样温文尔雅的。今天，在对他谈了形势、前途后，用坚定的语气，让他经成都找王干青、张秀熟等人，对地方实力派做工作，齐心反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征粮、征兵。最好在成都即要召开的省参议会上捅出去，搞一个决议。吴老挥动着手，激昂地说：
“要把它的后方搞个稀巴烂，看它这个内战怎么个打法！”
吴与他谈话中，省委的人员在周围照常忙碌，其芳进出了好几回。最后，吴老的助手大块头的张友渔过来，安排沙汀把一份机密的党内外人士名单捎给刚从雅安迁成都开展工作的漆鲁渔。漆与他认识时间不短了。名单原是用药水暗写在一本书的字行之间的，经他提出自己在旅途从不带任何书籍，张友渔同意改写在空白信笺上。他做这类事，总是自己先万分吃紧，直到几天后想出办法，把其芳次日送来的信纸，一张张包装了郑慕周要他从“补一大药房”买的药水、药丸，心里才稍稍安定些。
这次在重庆，接触最多的还是其芳、艾芜。其芳俨然成为他没有架子的“上司”，一切的省委布置都经他传达给沙汀。他知道其芳用笔名傅履冰同吕荧在《萌芽》上讨论现实主义、客观主义。吕荧自然是胡风的观点。沙汀对理论问题兴趣不大，只是旁观了他们的笔战。他觉得老朋友领会毛泽东和党的文艺思想很深，自己已经写了一部分的《还乡记》，在政治上还弱。冯大生的反抗是自发性的，能不能安插一个长征负伤留下来的红军战士，做为一场打笋子斗争的“后台”呢。他笑着对其芳说，这次回乡要对《还乡记》重新思考一下，关起门来“整风”！
（亏得你以后没有这样写。自发反抗就不深刻？那是因为你没有深入到自发反抗的历史和人物心里去。添加一个政治的背景无济于事。不能坚持自己的创作思想，始终是你的弱点）
艾芜一家住在邵荃麟复员后空出的几间草房里。地点在分会坎下的孤儿院院内。这房子是“文协”总会用西南联大学生捐助湘桂逃难作家的款项购置的。草房样式很讲究，门前带有装了栏杆的回廊，可以摆上桌椅喝茶。但终究年久失修，每逢下大雨，艾芜一家就要在房里撑伞。分会很少开全体理事会，一般都是其芳、艾芜与他商量了便干。临撤离分会的那一天晚上，他到艾芜家来告别。坐在廊子上，天上没有星光，无边的夜把他们笼罩住，周围静寂无声。沙汀看着对面的艾芜。前几个月，他与另一个省一师同学刚聚餐贺过艾的生日。现在又要各奔东西了。他惋惜地想到，如果几年前艾全家去了延安，内战就不会威胁这个老朋友了。那次艾芜一同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