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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心理学，是很新鲜的课程。教生物的姓温，学生叫他“温动物”。教手工的姓黄，在日本留过学，做事很细致。姓罗的教体育，人很随和，大家都喜欢上他的课，因为可以在课上与他随便开玩笑。他也是留日学生，为什么回国教这种课，谁也不明白。杨朝熙爱踢足球，自然是他教导之故。
英文最使他头痛，而教英文的教师章琢如先生偏让他记得最清楚。当时朝熙课余还到他家去补课。章个子奇小，绵竹人，早年在北京读的外文，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后被捕自首，便消极了。1946年新省委在成都成立，吴老（玉章）主持工作，曾命他经绵竹去看与党有长期关系的省议员王干青，其时，章琢如便住在王干青公馆的一个厢房里。吴老与章是很熟的，还特别嘱咐他顺便告章，不要一天就念阿弥陀佛了。章琢如果然天天在念经，请他吃便饭，饭席上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行了！”
“这些人”，自然不能包括在省一师后期也教过杨朝熙国文的袁诗尧与张秀熟（秀蜀）先生。这两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授业、解惑的教师，他们还是四川最早的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教师中，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外表冷静、沉默，却强烈表现出愿意融入省一师整个进步校风里去的学生。张秀熟还做过省一师的教务长，与校长龚道耕关系也好，能影响龚办好这个学校。他教杨朝熙已经很晚，但两人保持六十多年的师生情谊，成为忘年之交。张先生操着极慢的、顿挫有力的语调，谈起这个学生来，充满了感情，而且很能传达出中学生杨朝熙当年的风貌：沙汀当时并不十分“跳跃”。因他的性格不是那样的，虽是青年，已能考虑问题。他年轻而又老练，不是回到县里只会搞讲演、宣传之类的脚色。所以他才能坐而搞文学。搞文学也不一定是能在街上活跃的分子。我教过他们国文，除了教科书，我还自选《新青年》这种刊物的文章，选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沙汀这些学生已经不爱只听古文了。①
同学之间这种不爱读古文的风气，笼罩了省一师。认真说来，同学的互相影响更要胜过老师。入校半年之后，杨朝熙经过几个同学的引导，全身心地接受社会新思潮的冲击，才补上了几年前因关闭在家乡而被隔绝的“五四”一课，才开始了由一个落伍的士绅子弟向一个时代青年过渡的根本转向。
“播种者”沙汀传
最早作为一个“五四”人物，对他施加时代影响的，是他的同班级友张君培。
二十年后，上海的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要编一本对真实人物作回忆的集子。书名就叫《良友》。经过巴金来约他写篇文章，他怀着思念写下一篇完全用真实细节构成的作品，算是“纪实小说”，那个主人公的原型便是张君培。他称他是“把我从茫没无际的挣扎里挽救出来”，“第一个用全力鼓舞我上进的人”，称他为“播种者”。
张君培的脸似乎永远没有洗净过。牙齿洁白，鼻子和眼眶周围有几颗隐约可见的麻子。穿了不合身的又旧又破的斜纹制服，蓝布袜子和火麻草鞋。最引人注意的是张的独往独来、爱好争嘴、直言批评旁人的性格。他经常发出朝熙听来是那么令人吃惊的怪论。
“你们只觉得娼妓很无耻吗？当嫖客的也同样的不要脸哩！为什么呢？”浮上一个挑衅的和傲慢的微笑，他又教训的紧接着说，“因为卖淫并不是娼妓一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嫖客，这个可耻的行为才能成立。……”①
他还说分娩是“某一器官的天然责任”，虽然没有亲眼看过生孩子，“可是哥白尼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走的，我们能说没有亲眼看过，就不相信它吗？！……”②为了找一个同学温习自己几乎要得零分的英语，杨朝熙鼓起勇气向这个班里英语学得最好的同学请教。张君培认真地教其识字，解释文句，领着他读。但是自尊心使他隐瞒了自己真正的英文程度，教过三次仍不能懂得，于是遭到张君培的率直批评。朝熙对他是又想接近，又怕接近，两人的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程度。
这天，乘着礼拜日别的同学去少城公园喝茶，张君培去高等师范看老师，杨朝熙溜进自修室，偷看了张的一个抄本，发现里面摘录了《学灯》、《觉悟》和一些流行小册子里的文字，懂得了张那些新奇谈吐的来源。他热切地读下去：人生观是甚么意思？社会主义应该作何解释？圣西门又是怎样个人呢？越读不懂，求知的欲望越强烈。最后索性将这个抄本偷出，想拿回寝室细细地看一遍。事也凑巧，他拿着窃物穿过天井，正跨上那条联接几间教室的甬道，却意外地撞见了张君培。张见他忸怩的样子，先发了话。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大约我那天把你得罪了吧？”“哪里呵，”我说，更为混乱的把头勾下。
“你要知道，我并不是想要侮辱你呢！”他接着说；并且两手插入制裤的岔包，两足微微张开，有如讲演一般的说下去了，“我这个人么，你不来找我算了，既然找到了我，我是决不肯敷衍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怕缺了席扣分数才来的，我也不是想拿点钟点费，只求混过完事！……”①
张君培打着“为什么呢”的口头禅，接着嘲笑起班上混事的同学。朝熙为他们的国文根底辩白了几句，却遭到了“这些破铜烂铁再多装些，又有什么用”，只能“当秘书，拟通电，说些自己并不真心要说，别人也不真心要听的假话”的批评。凝想了一会儿，张接连向朝熙问起新文化运动中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的名字，可他却连一个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的呵！”他突异着，又叹息了，“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我告诉了他，忽然间兴奋极了。
“这个县名，你恐怕听都没有听说过吧？”我接着说，“四面是山，风气蔽塞得很。甚么新文化运动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上一年还在读私馆呢。从七八岁起，我母亲每一年就拖钱借债，都要接个老先生教我的，但她自己从未受过教育！……”
……“我的处境就是这样！”我悲愤的结束着；“又聋又瞎，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关系！一个人只要觉悟了就好办了。”他忽然同情的说。
他挨近我，在我肩上放上一只抚慰的手掌。
“我从前又懂得甚么呢？”他继续说，竭力想瞅牢我，“我小时候才读过四五年书！你没有听到说吧，我原先是在高等师范当小工的，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能求学呢。我起初只希望有事情做，不会饿死就万幸了。像我都能够奋斗出来，在你们更容易啦！……”①当朝熙无意中暴露出他私自拿了这个抄本，原以为会使他们刚刚建立的关系破裂时，张君培却非常高兴。以上便是两人最初交往的一幕。对于他，张君培的思想放出异彩，照耀了他，这实际就是“五四”的魅力。而张君培却显出一个寻找自己思想伙伴的成熟态度。
以后杨朝熙才知道，张君培是涪陵人，家境贫寒，流浪到成都，在高等师范当过校工。因此，认得了比张秀熟还高一班的刘砚僧先生。刘是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很赏识张君培，有意培植他。接着，高师学监王右木先生又来帮助他进夜校学习，成绩斐然。这样，张终于考入了省一师。
王右木是四川建立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者，江油人，在日本留学时受河上肇等的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归国后在高师任教，指导成都社会主义读书会，进而1921年在川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王右木生活简朴，经常吃几个锅魁当一顿饭，把大部分薪金都拿来资助贫苦学生，或者印刷革命宣传品，以至于夫人在家连菜金都发生了危机。这个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广州开会，经过贵州时不幸失踪的，估计是牺牲了。
张君培每次与杨朝熙谈起王右木的道德文章，总自然流露出敬意。他经常到王右木那里借书看，都是一些谈妇女、劳工、社会制度问题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朝熙又看张借来的一些铅印、油印、手抄的禁书、刊物，两人互相切磋讨论。通过这些，朝熙感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思想变动。“五四”给予他的影响虽然迟了两年，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俱来，使他整个换了脑筋。他开始密切关注当代社会问题，以后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一生喜爱社会科学，都是与张君培的启发分不开的。
杨朝熙像海绵吸水一样急切地接受新思想。那些日子，连放假都不回灌县舅父那里，常与张君培一起留校读书。张对他的督促如同严师，一丝不苟。朝熙把舅父给他送来的呢制服、皮鞋、自行车，都搁置不用，学着张那样穿斜纹布的衣服，踏草鞋或者穿便鞋，不用洋袜用布袜。心里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青年。
（你穿着上的变化预示了你心灵上的变化。可以说，如果不到省一师，我是不会这么快否定安县的故乡社会、和背弃我刚刚尝到的少爷生活滋味的。不过，这个故乡社会是由你的亲朋组成，舅舅就像你父亲一样，这就使你很难产生厌恶到底的感情，嘲弄的心态是不是就种下了呢？）
张君培1925年不幸患肺病早逝，所以现在省一师十班的名册里没有他。他病后，走路摇摇晃晃，却非常馋，想吃东西。朝熙管束着他，有时两人往往争执得脸红。所以在《播种者》的最末，有一句充满懊悔和挚爱感情的话：“早知道如此，我该多让他吃几块杨麻子的花生糖呀！”所谓杨麻子的吃食，是开在省一师对面空坝子上的一个摊子，扯了个篷篷卖的。花生糖是自制的，卖光了，主人便坐在那里扯胡琴，极悠闲。这花生糖，连同每天清晨小贩送到校门口，装在瓶里，用棉被一类东西捂住保温，取出便可喝的豆浆，或者拿到夜自习课教室来卖的各式糕点，都是穷苦师范生的恩物。现在，每当杨麻子的胡琴声悠然飘进自修室，便会引起杨朝熙一阵思友的惆怅。
到了清明节，沙汀的生活条件好一些，便由他出钱买些菜，替张君培上坟，也邀请我们一起去。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嘛。在那个时代，沙汀能看得起一个校工出身的人，并这样吊念他，是许多人做不到的。①（这里请停一下。你引入艾芜的时机虽然还算适合，但显得不郑重，连个出场的序曲都不奏。艾芜与我存在着一个“甲子”以上的友情，可能会让你注目，但你知道怎样来叙述它吗？我会注意你们各自对这份友谊所说过的话的，但我可不想只对你们两位老人礼赞一番。你们还需要这个么？）
艾芜在班里用的名字是汤道耕。杨朝熙以后一再说起，在省一师，张君培如何启发了他的社会科学的头脑，汤道耕则是影响他接受五四新文学的最好伙伴。
朝熙很快发现，汤道耕与张君培的性格正好是两极。张外向、爽直，说话毫不留情面。汤老成持重，生活严肃，没有任何不良习惯，却很少批评别人。同样是对待他抽纸烟这件事，君培是再三地严厉指责，道耕却不管。他问过汤：“我吃烟，你为什么不劝我戒掉呢？”
汤道耕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