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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自称“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鲁迅也多次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他自称这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确实吐露了一种长期难以排解的苦闷消沉的心情，甚至说，“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鲁迅多次说过，他自己容易说愤激的话，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因悲且愤，遂往往自视亦如轻尘”；“子弹从背后来，真足令人悲愤”；“我不如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近来时常想歇歇”；“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漩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鲁迅与瞿秋白的自述，无论内容和情调，都非常相近；可以看到，其间显然有着某种共同的本质性的东西。他们出身于同样的破落家庭，各自走过一段艰困的生活道路，面临共同的恶劣的斗争环境，因此，他们互为知己而“以同怀视之”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对于知识分子的劣质性，鲁迅固然作过深刻的批判，但也说过这样感受真切的话：“多感伤情调，乃智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村人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可见，鲁迅对于瞿秋白的理解，还包含着一般的人性的同情在内。
鲁迅说：“要知人论世”，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当看他趋向之大体”，且“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鲁迅论章太炎，论刘半农，都是实践上述思想方法的出色例子。即使对周作人，也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至于周作人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这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鲁迅这两段文字长期不被注意，其实是有意忽略；建国后，没有人就这个五四时颇负盛名的作家写过评论。应当看到，在学术研究领域内，政治功利主义、教条主义、机械论的根基相当深厚。在这里，重新认识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关系，从中学习鲁迅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澄清学术的空气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八〇
《鲁迅论水浒》是1979年整理出来的旧文之一。
文革后期，有所谓“评《水浒》运动”。对于发动者的政治目的如何，我当时不大关心，却对其中利用鲁迅充作政治工具，肆意进行歪曲的做法十分反感，于是写成此文。文章由《南方日报》社关振东先生转寄《学术研究》杂志主编林文山（牧惠）先生审阅，林先生建议合作，约我共同讨论修改，遂有第一次省城之行。讨论后，我写出二稿，再寄由林先生定稿并改题为《关于鲁迅对的评论》，于次年在《文学评论丛刊》第三辑发表。
林先生有政治家思维，作文顾及大局，但因此，文中多处联系“评《水浒》运动”中的“阴谋评论”，这在我于“地下”完成的初稿中是没有的。此次编入，最后一段据原稿略作删改。其余一仍其旧。
谨以此纪念故去多年的林文山先生。
鲁迅论《水浒》
关于衡人论文，鲁迅从来主张实事求是，顾及全篇、全文与社会状况，反对根据某种需要而取舍、抑扬，抹煞了其文其人的真相。他曾说过：“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在评论《水浒》中，一些涉及鲁迅与《水浒》的文章，却往往违背鲁迅的这种主张，通过“摘句”以及别的一些手法，把鲁迅的观点弄得面目全非。这些文章的作者硬是要人相信，仿佛他们对《水浒》的种种论述，就是鲁迅的真意；或者说他们的观点，四十多年前就已经为鲁迅所赞赏。因此，要正确地评论《水浒》，有必要细察鲁迅评论《水浒》的全部文字，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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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浒》，鲁迅是否全盘否定？对于《水浒》的人物，鲁迅是什么态度？从鲁迅的著作中并不难理出个头绪来。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些学术专著中，鲁迅着重介绍水浒故事的源流，版本的比较，对小说的内容亦略有评价。从这些评论中，我们看到，鲁迅肯定《水浒》是一部深受人民群众喜好的小说。他说：
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
在另外一些文章中，鲁迅一再谈到《水浒》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在《五猖会》中，鲁迅介绍了《陶庵梦忆》详细描写的明代赛会时人们为了扮水浒人物而分头四出寻觅合适人选的情景，并惋惜这种盛举的消逝。为什么人们那样喜欢《水浒》？鲁迅在《叶紫作序》中说，这是为了社会还有“水浒气”的缘故。
什么是“水浒气”？有人认为，鲁迅提到“水浒气”，“显然是批判性的”，并说“水浒气”“就是还有宋江这样的奴才，还有宋江所宣扬的‘忠义’等孔孟之道”。因而得出鲁迅否定《水浒》的论断，认为《水浒》的流传，是“忠义已成为一种麻醉人的毒剂，在社会上流毒很广”的表现。
鲁迅这篇文章，指出《丰收》这部小说集的好处，在于它“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它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正如“契诃夫、高尔基的书”一样，因为“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因而仍然保有它的现实意义。鲁迅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谈到“水浒气”的。他说，中国所以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就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
就文章看，这里讲的三国气和水浒气，无非是说这两部小说仍然能引起今天读者的共鸣，同契诃夫、高尔基的书一样，仍然“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并没有什么批判的意思在内。
在《学界的三魂》中，鲁迅针对国家主义派的《国魂》杂志骂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人为“学匪”，曾戏称自己为“学匪”，表明自己坚决站在同章士钊这些“官”们对立的“匪”一边。他认为，在中国的国魂里，除了官魂之外，还有匪魂，即同情和拥护反抗、造反的精神。所以，“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这种“匪魂”，同鲁迅讲的“水浒气”应当说是一致的。人们之所以爱看《水浒》，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有水浒英雄所处的时代的类似情况，有贪官污吏，有土豪恶霸，有压迫，有剥削。人们痛恨那些压在头上的邪恶势力，喜欢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水浒英雄，因而“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同情匪类”。当然，《水浒》也确曾宣扬着一套忠义的说教；但是，能感动人心的，是那种“打家劫舍”的造反精神。鲁迅并没有讲过人民群众喜欢《水浒》就是因为它宣传忠义，也从来没有认为“孔孟之道关于忠义的说教”在人民群众中竟然有那样广泛的市场。
鲁迅历来都非常肯定这种体现“匪魂”的“水浒气”。就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出：同情匪类“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在给姚克的信中，他反对布克夫人把英译《水浒》定名为《皆兄弟也》，“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也就是说，梁山泊的英雄们同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并不是什么兄弟，他们彼此之间进行着阶级斗争。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又指出：《三侠五义》等侠义小说，虽然说流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三侠五义》同《水浒》比，“仅其外貌，而非精神”。鲁迅对于这种反抗政府、劫富济贫的精神在文艺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的消失，感到非常遗憾。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就当时土匪的情况说：“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
这些论述，观点是很清楚明确的。可是，一些评论《水浒》的文章，却往往“各取所需”地撷取其中的片言只语。鲁迅在讲到“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而不是讲到它的思想内容时，曾讲到在明代因为有过都察院的刻本，“世人视若官书”，才得以收进书目中，好些文章抓住“官书”这两个字大做文章，似乎鲁迅也认为《水浒》是官书。鲁迅关于“反抗政府”与“帮助政府”的“大不同处”被抹煞了。硬说鲁迅认为宋江同黄三泰、黄天霸之流所差无几，甚至“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一路货”，甚至宋江更坏些，“表演得要更充分”。鲁迅给姚克的信被解释成指的是鲁迅看到起义军中有”替天行道”的代表人物宋江，也有“不替天行道”的李逵、吴用和阮氏兄弟等革命造反派，存在着不平等的阶级关系。把这些与鲁迅思想毫不相干的观点强加到鲁迅头上，好像是抬高了鲁迅，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对鲁迅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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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谈及《水浒》，大体有两类文章。一类是专门论述《水浒》的学术著作，一类是涉及《水浒》的杂文。对前一类著作，只需要准确地理解它的全部含义，不要歪曲引申，就可以说代表了鲁迅对《水浒》或《水浒》人物的观点。至于后一类杂文，鲁迅常常是取类型以砭痼弊，撷取《水浒》或《水浒》人物的一个方面作例子来说明问题，远非对《水浒》及某个人物的全面评价。例如说，对于李逵，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就对他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有所非议，说“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淹得他两眼翻白”。在《流氓的变迁》里，鲁迅对李逵劫法场的乱砍看客也有所议论，并说水浒英雄“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对于打方腊，他又说“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些戏”，有予以肯定的意思。能不能由此得出鲁迅就是肯定接受招安、打方腊，否定李逵等水浒英雄的结论呢？能不能因为鲁迅说过这样的话就认为必须跟着否定李逵、肯定打方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