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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上面；后者唯存在于英雄主义行动本身。还有一种人，除了思想和声音外一无所有；因为无力抵抗，只好任由法律、刺刀和大棒的驱逐，或者自动逃亡。此即所谓“流亡者”。
为了众人的福祉与独立的信仰，这些流亡者，宁愿担受亡命的厄运，也决不肯做顺民，更不用说颂扬暴政了；在辗转流徙之中，始终保持着心的反抗，倘使没有几分英雄主义是不容易做到的。勃兰兑斯在论及19世纪初法国的“流亡文学”时指出：“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但反对什么却因人而异，有的反对恐怖统治，有的反对帝国专制，要看他们是从哪一个暴政下逃出来的。”政治霸权的不测之威，简直不可理喻。作为反对派，流亡者不可能像身穿燕尾服的议员那样，在宽敞富丽的议政大厅里侃侃而谈，或者像被豢养起来的院士那样，从容地写些供上头参考的策论；他们发出异端的声音，需要付出人生的全部幸福乃至生命作为代价。
每当零散地读到流亡者的文字，心中没有不起波澜的。感动之余，这才生出一份集中保存下来的心思。经同几位朋友谈起，得到一致的赞同，便终于有了眼下的这样一套丛书。在坊间满目豪华、雅致、艳丽的出版物中，譬如搁上几块焚余的笨重的砖头，虽然不甚协调，倒也算得多出一种色彩；夸大一点说，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参照”罢。
流亡者写的书，是与“为艺术而艺术”完全绝缘的。作者因流亡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赋予作品以苦难和英雄的双重气质；以致无意讲究形式而具备了自己的形式，无意追求风格而完成了自己的风格。由于作者处于地下状态，所以能够以平民的身份说话；不像一些纯粹的作家，总是企图在书中暗示或炫耀自己的尊贵与聪明。身为“世界公民”，遭到恐怖和死亡的追逐而栖无定所，却始终忠实于大地和人民；虽然在实力悬殊的斗争中，表现了极度的高傲和勇敢，而在人民的面前仍然显得那么谦卑。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坚定而执著；即使连最亲昵的人们报以冷漠、误解，甚至仇恨，一样不予规避，直到最后把自己牢牢钉死在现实的十字架上。这就是人格的神圣的力量。所谓文学，其实是人格的文学。文学的真伪优劣，唯从思想和生命的原生状态中获得本质的说明。
流亡者的文字，原本并非作为艺术的范本而出现的，及至穿越蒙难的时代而至今日，也当算是历史性的文献了。好在人类的进步事业远比文学事业本身要伟大得多。仅此一端，丛书的编辑便不失为一种欣慰的纪念；虽然出版以后，逃不掉寂寞的命运是很可能的。
但是，它们到底会找到自己的读者：——我不相信，人们活着可以不需要精神。
一九九七
作《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5万字，发表于《黄河》杂志，全国多家杂志转载，香港上海书店出版单行本。
胡风集团案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我提出，还必须当作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来认识。该事件动员了国家机器，社会组织，意识形态，还有个人作用，尤其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其中，既有“政治人”的介入，又有文化人的内战；既有刚性的体制，又有传统与精神的渗透，以及人格的多重组合与冲突，等等。文章揭示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进一步分析了“谁之罪”的问题。
这里节选了文中原题为“中国作家群与精神气候”的部分。
是年，主编《曼陀罗文丛》、《曼陀罗译丛》，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节选）
中国作家群与精神气候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对中国的成功经验做过这样的总结：“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知识分子失败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和能力；通过改造，长时期的淘汰和自我淘汰，所余是平庸与卑贱。一言以蔽之，角色丧失，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
1949年，随着大军进城，中国出现两部分知识分子合流的局面。其中一部分来自延安解放区，数量很小，而能量很大。他们普遍地被赋予一种优越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满布污泥浊水的广大区域。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即是进城前的一场预演。刊内载有署名无咎的文章，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带有代表性的。文章用列宁的论述定下基调，强调“知识分子是以资本主义‘思想’为立脚点的，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知识分子唯有彻底“投降”，“把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特点丧失无余”，即自行消灭，别无出路。这在理论上是荒唐的，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是鸣响在城门外面的一声尖锐刺耳的警笛。
另外的一大部分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面临新政权的诞生，他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早已不得人心，新政权取而代之，理应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所以，当时像陈寅恪一流终不为劝诱所动，不曾趋附台湾。对此，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对新政权缺乏了解，所以难免抱有隐忧，甚至产生畏惧情绪。钱穆论及西汉知识分子时说，平民知识分子骤遇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而相形见绌，难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比较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国统区的广大部分是自卑的。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言，题目就叫《我是来学习的》。“看天北斗惊新象”。陈寅恪远离京都，避居南方，是另外的例子。胡风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抒发他的时代激情，同时又洞见了“杀机”，在“空气坏的洞中”给朋友写信，不时吐露着内心的灰暗。远在重庆时，艾青和田间先后邀他前去革命圣地延安，他都婉拒了。而今，是切切实实地置身于五星红旗之下；无论有着怎样的顾虑，都不可能离开脚踏的这一片土地，几十年滚动着自己和同伴们的战斗的呼声，交织着光辉、火焰与阴影的土地了。
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较，其差异是十分鲜明的。十月革命前后，大批作家和学者流亡国外，留居国内者，如高尔基、柯罗连科等，居然著文或以通信形式公开抨击新政权的滥杀，及其他非人道行为，锋芒直指布尔什维克和领袖列宁，其态度之明确，措辞之激烈，是中国作家所不敢想象的。
共和国崛起之后，知识分子随即过起一种组织化的生活。他们几乎全部被政府包了下来，被安排到不同的机关、学校、团体中去。有了固定的工作，则除了按不同的级别领取薪金以外，还得定期或不定期地参加会议和学习。这样的地方叫“单位”。他们的档案甚至户籍就都相随留在单位里，不然就在街道，总之是便于管理的地方。此外，还有不同专业的群众性团体，比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协会，其实从产生之日起就机关化了。至于党员知识分子，编入生产单位或城市街道的党的基层组织，还须过更多一层生活，也叫“组织生活”。这样，作为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成为“单位人”。这种情形颇类古代的养士制度和俸禄制度，在国外，则基本仿效苏联的人事管理制度。关于古代中国，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中国皇权之傲慢专断的政教合一的性质，对于士人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以孔子和老子曾经为吏作例子，指出：“此种与国家一官职的关系，对于士人阶层的精神本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随着中国俸禄制度的发展，士人原有的那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也就停止了。”至于苏联，尤其斯大林时代的文化知识界的禁锢状况，近二十年，我国的报道很不少，那是令人震骇的。统一管理的人事制度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以及建立在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同构的，或者可以说是同步的。比较庞大的组织，个人是渺小的，意欲脱离集体而独立是艰难的，无能为力的。当体制内的个体为自身的独立而试图反抗时，将很快为大量的吞噬细胞所搏噬；因为惟其如此，才能确保整个有机体的健全。
个体被组织化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应当是难以适应的；在新秩序的面前，他们成了“脱节人”。但是，在新秩序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下来以后，这些脱节人即使抛弃了为之委身的专业，而单从基本生活考虑，也必须进入体制内，为大集体所包容。唐诗云：“欲采苹花不自由”。陈寅恪一反其意，改作“不采苹花即自由”，呈示的是另一种选择，另一种生存状态。然而，即便自愿“不采苹花”，自由亦非易得。“组织”不是永远敞开大门的。于是，脱节人只好徘徊于“欲采”与“不采”之间，陷入新的脱序状态。建国之初，胡风就颇尝了这样一番为组织所排拒，不得其门而入的苦恼。首先是住地问题。由于工作没有着落，住地也就无法固定，他有一段时间唯在京沪两地流浪人似的奔走。1951年1月，胡乔木约见胡风，提出“三个工作”，由他选择，他随后书面答复说“愿意听从分配”，但从此没有下文，而外间的传言却说是他拒绝工作。1953年初春，他搬家的要求终于得到组织的批准。可是，到了北京，也跟在上海一样，什么理论文字也没有写。用他的话来说，“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可是，还有另外的一些话是不能不说的，那就是自我辩护和检讨。
职业及所在单位不是可以随意调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日记有云：“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胡风的朋友贾植芳曾拿鲁迅和胡风做比较，说鲁迅懂政治，而胡风不懂政治。那意思，大约是说胡风就栽在这“不懂政治”上面。说到对中国政治社会的了解，胡风当然无法与鲁迅相比，但胡风也不至于糊涂到要做赤膊上阵的许褚。他曾经说过：“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对于政治方面的敏感，看来颇为自许。其实，两人战斗的境遇不同，正如胡风所说：“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这里说的就是社会组织问题。胡风知道：普天之下，已经变得无可逃遁的了。
正因为组织的无所不在，胡风才极力怂恿他的同伴在文化单位里占据一定的位置，“从积极的意义上去争取”，以确保昨天的文学事业的延续。然而，愈是怂恿，愈见“反革命”的“野心”；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的罪证，从而遭到加倍的打击。在组织中，权力是分配的，正如任务是委派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更是如此，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