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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坦率地批评说，知识分子的“逃避”态度是最值得指责的。在他看来，所谓逃避，就是转移明知是正确的、有原则的、困难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比如：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有争议性；遇事需要领导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总想保持客观、持平、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咨询，成为委员会中有声望的一员，以留在身负重任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和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他说，“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的心态莫此为甚。如果有任何事情能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直至戕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那就是把这些习惯内在化”。
在这里，萨义德提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腐化”问题。
英国作家福斯特说德国人很崇尚文化，但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容忍自己的文化堕落为“官方文化”，所有的罪恶由此而生。纳粹时期就是把伟大的国民文化改造为官方之物，将文化遗产削足适履地使之极力符合今天的统一规范，否则国将不国。对于希特勒来说，“所谓德意志即是——德意志”，国家是最终目标。正因为如此，在纳粹的铁掌之下，德国文化无法升华为世界文化，用我们惯常使用的一句话来说，即是“走向世界”。
在西方近代史上，律师和法官为促进民主革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事实表明，他们也曾忠实而有效地服务于专制政权。这样两极的现象，出现在同一角色身上是令人吃惊的。
在德国，“铁血总理”俾斯麦便出色地利用司法，作为打击异己，控制国家的工具，“官僚反动势力最锋利的一件武器”。众多的法官与当局保持高度一致，以致被称为“阶级司法”。法官联盟主席约翰纳斯·雷卜说，整个共和国的法律充斥着“骗子精神”、“党派和阶级的流氓法律”。情势的严重，致使自由进步党员不得不大声呼吁反对法官“该死的党性”。
卡尔·施米特是著名的纳粹法学家，早年出版《论独裁》，即已对独裁制度进行了法理的辩护。他认为，在紧急状态下，国家领导人拥有极端的权力，甚至可以在“暴乱城市”中动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凭着他的敏锐的政治嗅觉，主动迎合，支持独裁，为纳粹篡夺政权和镇压“国内敌人”制造新的理论，从而获得纳粹的重用。一度失宠后，眼见希特勒进攻欧洲，他又将研究方向从宪法转移到国际法中去，发明“大空间”的概念，为德国的侵略行径寻找法律根据。对于当时众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声称，“此类德国知识分子的败类就是应当被消灭”！
希特勒在1938年说：“少了扩音器，我们就无法征服德国了。”这位法西斯魔王不断用扩音器播放瓦格纳的音乐，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狂热；混杂在这音乐中的，就有知识分子的叛卖的声音。
俄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罕有的优秀的族群。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波兰尝试恢复独立的活动，他们普遍地表示了一种敌视态度。1830年和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政府对起义者施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其中，就有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丘特切夫等人。“爱国主义”成了一道魔障。为了伟大的“祖国”，他们不能不对致力于脱离俄国的波兰人的勇敢精神表示痛恨。对此持不同立场的，只有一个赫尔岑。但是，无论在政府，还是在同行那里，他都因为服从真理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中称，曾经写出《列宁》和大量政治鼓动诗篇的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公民”。这是耐人寻味的。
萨义德在一次回答台湾学者采访时谈到中国知识分子，说：“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所知不多，但我认为这些传统都有宫廷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对有权势的人发言的知识分子，而他们自己也成了有权势的知识分子。”他强调说，他一向反对这种情形，因为他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知识分子恰恰乐于进入宫廷，充当顾问，也即古人说的“王者师”。连发动新文化运动起家的胡适也在所难免，可见一斑。
倘要安全和荣耀，必然舍弃自由。因为，无论自由建立在什么地方，在壕堑里还是在纸面上，都是危险的事业。
激进或对抗
关于知识分子的职能，曼海姆这样指出，他们把利益的冲突转化为理念的冲突，把社会上潜在的令人不满和不安的问题及其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人们的觉醒。科塞以理念定义知识分子，称为“理念人”。他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核心价值特别关切，他们把理念从中诱发出来，并且设法加以引导和提升，希望通过系列有意义的通用符号，为社会提供道德标准。他们是坚持神圣传统的传教士的继承人，同时也是《圣经》中先知的继承人，是那些受到感召而远离宫廷和教会的制度化崇拜，在旷野中传道，谴责权势者的罪恶的狂人的后代。不同的在于，“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理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视，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
批判的、异议的、反抗的态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根本的。萨义德谈到知识分子时说：“吸引我的就是一种反对的精神，而不是调适的精神”；又说：“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召唤。”
西方文化学者提出一个“抵抗的知识分子”的概念。
不同于葛兰西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地方，抵抗的知识分子来自并活跃在任何群体之中，而不限于工人阶级。他们反抗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令人窒闷的知识和实践，在被压迫情境中倡行改革性批评，并且力图提供道德的、政治的、教学的领导权。无论在学院内，还是在学院外，他们都在积极参与作为批评角色的各种项目，创建政治关系的新形式。他们非但不曾屈从于政治对学术的兼并，恰恰相反，而是将学术研究重新加以政治化。鉴于各学科专家的知识与公众领域的严重隔阂，他们努力创造一种能够变革社会的语言，进入大众空间，以合群的姿态反合群。
齐格蒙·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以两分法立论，从现代和后现代这样两种不同的处境和策略出发，把知识生产者分为立法者和阐释者两大类别。
借用这个隐喻，可以赋予另外的意义。立法者可以称为秩序主义者，是权力者的一部分，以知识和技术从事务实政治，谋求控制的有效性，通过献策和直接加盟，影响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阐释者永远是无权者，解构主义者，脱离命令性行为而强调相对自主的实践，从事的是务虚政治，唯以批判、对抗、不合作表达某种政治意向。正如《理念人》的作者科塞所说：“知识分子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积极批判者，作为一套观念的鼓动家，他们并不向往权力，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中心问题，然后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加影响。”
知识分子构成为“压力集团”而自处于权力中心之外。作为独特的存在，他们以强大的精神能量，体现社会对国家的制衡。
在1968年5月风暴中，巴黎学生高呼：“宁愿与萨特走向谬误，也不同阿隆共享真理。”在这里，萨特代表的是反政府的立场，自由思想的立场，勇于实践和承担的立场。
什么是真理？当它成为现实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真理性。
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也即反抗意识的表现，除了反对权力，就是反对群体，乃至反对自我。
萨义德指出，知识者常常昧于面对以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在危急的时刻尤其如此。他举越战为例，说当时要求团结一致支持国家，连辩论战争是否正当也被认为相当于叛国行为。他强调指出，即使遇到这种情况，知识分子仍须发言反对那种“合群性”，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在所不计的。
在纳粹德国，以海德格尔为首的大队的知识分子趋附于希特勒政权，也有一批宁可被处死，被驱逐，也不屈从于权力意志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被迫在帝国文学院或别的机构工作，他们默默地在内心深处流亡，却没有成为理性、人道、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叛徒。在苏俄时期，不少知识分子一样遭到流放，枪杀，送劳改营，但也一样留下了彼此互相声援和救助的神话，留下了惨烈的小说和不屈的诗篇。
在中国文革，留下的是八个戏，一直传唱至今。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是现代文化历史的一大主题。
高尔基与十月革命，卢卡契与共产国际，鲁迅与左联，都在各自的文字中留下了由于冲突所致的斑驳的伤痕。
此后，好像很少有人拿起拨火棍，在野草、灰烬和沙砾中寻找过这条线索。
自我批判
真正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一部分来看待，从主体不断分裂出客体，目的在于洞察自己和批判自己。他不会为自己争取豁免权，因为一旦获得这种特权，他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
萨义德说：“如果要维护基本的人类正义，对象就必须是每个人，而不只是选择性地适用于自己这一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认可的人。”
穆勒对于英国的民主自由发表了许多值得称颂的观念，却表示说所有这些不适用于印度。托克维尔批判了美国虐待原住民和黑奴的野蛮行径，却以维护国家尊严之名，为法国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实行绥靖之战开脱罪责。从纪德到索尔仁尼琴，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甚至身受迫害，却也仍然表示反犹主义的立场。
一面是圣徒，一面是魔鬼。
西德剧作家马路丁·巴鲁扎说，他自己所以没有成为屠杀犹太人的凶手只是偶然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是有罪的。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怀曼说：“纳粹是杀人犯，但我们也都是被动的帮凶。”
英国思想家伯林说，他为迟迟获悉犹太人被杀的消息而感到内疚，虽然知道这不是他的过错。
人们竭力将自己的罪恶推向社会，有人则从人类的罪恶中发现自己。
鲁迅式的批判是著名的，鲁迅式的自我批判也是著名的。
他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这个学医出身的人，深知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生理与病理的联系，所以对待自我这个标本，他的解剖刀能够那么准确、干净地切除为一般知识者所珍爱的部分，却完整地保留了为他们所厌憎、所急欲割舍的东西。
所谓思想革新，是思想自身的逻辑运动，故不囿于社会运动而已。
精神战士追击他的目标至自己体内，人我因同一个战场而联结到一起。思想无边界。到处都有破坏，有复兴，有斗争的熊熊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