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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他们的书籍，然后开始旅行，以便能够对各种植物、动物和矿物进行观察并收集观察资料。在他们“漫游”归来之后，他们必须“购买煤炭，建造熔炉，不厌其烦地观察并操作炉火。依靠这种方法而非其他方法，他将获得各种事物及其性质的知识”。
在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著作中，我们感觉到对观察和实验的一种强烈依赖，尽管他们关于实验的概念及其目的常常与我们的理解十分不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对在自然研究中运用数学的根本怀疑。他们很可能像柏拉图主义者一样谈论宇宙的神性数学和谐。另外，帕拉塞尔苏斯坚定地认为，真正的数学就是真正的自然法术。但是更加通常的做法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对亚里土多德派学者和盖仑信徒所使用的逻辑的和“几何的”争论方法表示厌恶。他们指责这种传统经院式的重视几何的“数学方法”，并且非常明确地抨击了自然现象研究特别是轨迹运动研究中的数学抽象。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宗教上的原因。他们尤其被亚里土多德的《物理学》（Physics）所激怒。在该书中——通过对运动的研究——亚里士多德争辩说，造物主上帝一定是静止不动的。宗教改革时期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者坚决声称，把这样一种限制强加给万能的上帝的任何争论，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仅仅由于此种原因，这些古人的原著亵渎了神灵，而必须抛弃。化学论哲学将成为一门牢固地建立在观察和宗教基础上的新科学。那些转向定量方法的人可能会回想起，是上帝曾经“用数、重量和量度创造了万物”。这可以被诠释为是对医生、化学家和药剂师的一种训令——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经常进行称重和测量（图2．2）。如果说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拒斥他们所谓的学术界的“逻辑…数学”方法，那么，他们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转向化学的，这种信念就是，这门科学是对自然进行一种新理解的基础。这是一门观察的科学，其范围广泛。这些主张可在传统的化学作品中看到。在帕拉塞尔苏斯看来，炼金术已经“对所有的四种元素提供了充分的解释”，这确实意味着，炼金术和化学可以通过直接实验或者类比而被用作打开宇宙之门的钥匙。帕拉塞尔苏斯解释说，创世本身可被视为自然的一种化学展现。帕拉塞尔苏斯后来的信徒们都赞同这一主张并且对其发扬光大。杰拉德·多恩（Gerhard
Dom，活跃于1565—1585年）依据新的化学论物理学（chemical
physics）对《创世纪》（Genesis）的最初两章进行了详细描述，而托马斯·梯米则争辩说，创世完全是一个“化学提取、分离、升华和结合”的过程。
对《创世纪》的化学诠释，有助于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创世所需要的最初果实——元素问题上。尽管帕拉塞尔苏斯的三要素（盐、硫和汞）是对早期的金属硫一汞理论和其他三元素的一种修正，但它在近代科学兴起中具有特殊意义。亚里士多德的元素（土、水、气和火）构成了已被人们接受的宇宙论体系的基础。它们被炼金术士们作为解释物质组成的工具，被医生们（通过体液）作为诠释疾病的体系、被物理学家们作为对自然界的运动进行恰当理解的基础。因此，引入一种新的元素体系就是冒险对古代医学和自然哲学的整个框架表示怀疑。
尽管新的要素可以被恰当地诠释为是对经院哲学进行抨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很明显，它们仍然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帕拉塞尔苏斯没有明确地给这些要素下定义，而且它们在近代分析化学的发展中确实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们在不同的物质中被描述成具有不同的性质。帕拉塞尔苏斯也没有特别地试图用这些要素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相反，他——常常以一种表面上矛盾的方式——一直使用两种体系。到了16世纪的最后25年，由于化学论者从观察证据和帕拉塞尔苏斯的原著中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我们发现元素理论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然而，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化学论医生（the
chemical
physicians）中转而将三要素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的人数正与日俱增。一些人被肉体、灵魂和精神三位一体的类比所吸引，而另一些人转向它们则是为了寻求体液的一种取代物。在化学理论家们看来，它们代表在现实中可能从未被分离出来的哲学上的物质，而在实用的药剂师看来，它们只不过是蒸馏产品。一种药草产生水状粘液、易燃的油与固状物体并非希罕事，而人们感觉到，这些东西至少表明了汞、硫和盐这些基本要素的存在。
化学论宇宙的概念并不限于对创世的化学诠释和元素理论问题。那些对气象学感兴趣的著作者把雷电解释成硫气与硝气（aerialsulfur
and nitre）相化合，并将其与火药中的硫磺和硝石相类比。同样，帕拉塞尔苏斯派著作者们最先提出了一种对农业化学的发展有意义的假说。他们寻找耕作中施肥所产生的有益作用的原因，正确地预测了肥料向上壤提供的各种必不可少的可溶性盐。
实际上，对于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来说，地球可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化学实验室。这种观点解释了火山、温泉和山泉的起源以及金属的生长。人们在解释火山时用了内火这样的旧概念，认为它是熔融物质通过地表裂缝的喷发物（图2．3）。山泉也以类似的方式得到解释。他们在此争辩说，地下水库里的水被中心火的热所蒸馏，当这种蒸汽抵达地表时，山体就像化学蒸馏器一样起作用，其结果就是被“蒸馏”出来的山泉。也有一些人对这种火的可能性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地球内不存在这种大火所必需的空气。亨利·德·罗契斯（Henri
de Rochas，活跃于1620—1640年）建议说，矿泉的热来自于地内的硫磺与一种亚硝盐（nitrous salt）的反应。英国医生爱德华·约尔登（Edward
Jorden，1569—1632）另外提出了一种让人更能理解的化学论方案。像这一时期大多数化学论者一样，他是一位彻底的生机论者。尽管他接受了当时人们普遍持有的金属生长的观点，但是他以一种新的方式对此作了说明。他开始起劲地研究炼金术的“发酵”过程，他将其解释成一种不需要空气就能产生热的反应。他认为，这一定是无机物生长的原因。这种新的热源使人不需要令人烦恼的中心火观点就能理解火山和山泉。
小宇宙和医学理论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哲学被认为是对整个自然界的一种新的观察研究，但它从一开始就对医生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帕拉塞尔苏斯坚决认为，是上帝而不是星宿把他造就成了一位医生。他的追随者们也持这一观点，并补充说，由于神性的原因，医学的地位应高于其他各门科学。在此，他们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教士…医生观念（the
priest…physician concept）。这种观念的最终来源很可能可以在《旧约·传道书》（Ecclesiasticus）第38章第1节里找到：“你所需要的医生是多么荣耀，因为是至高无上的主造就了他。”其实，在帕拉塞尔苏斯看来，医生的作用完全可以与真正的自然法术师相比。
帕拉塞尔苏斯与其早期追随者们坚定地信奉大宇宙小宇宙的类比。人是其周围大宇宙的一件微小复制品，其体内体现了宇宙的所有部分（图2．4）。无论什么时候，在较大世界与较小世界之间寻找一致性都被认为是富有成效的。相容与相斥的理论被用来解释宇宙的相互作用。亚里士多德派学者们坚决主张通过接触产生作用，而与此相反的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发现接受远距离作用毫无困难。因此，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会最先起来为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①的磁实验研究辩护。在医学领域，引起争议的武器药膏疗法（通过含有对武器而非受伤者进行处理的相容性来治疗）确实表现了这种远距离作用的可能性。
①英国医生和物理学家（1540…1603），磁学研究的先驱，是英国第一个接受哥白尼观点的重要人物，认为保持行星在其轨道上的力量是一种磁力。——译注
在帕拉塞尔苏斯派看来，盖仑医学的体液理论已经不再适用。把疾病视为内部体液不平衡的传统解释遭到了帕拉塞尔苏斯的抛弃。他更喜欢强调作为三要素之一的身体内部那些局部机能失调。在他看来，疾病的主因可以在通过空气、食物或者饮酒进入人体的那些外在种子般的因子里找到。这些因子先集中在局部，然后在各种特殊器官里生长。在此可进行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的一种类比。与地球内的金属“种子”导致了金属矿脉生长的方式相同，当疾病的“种子”与某个器官的局部生命力（Life
force）进行斗争时，它们便在体内生长。这种生命力从废物中分离出纯净的物质，在某种方式上类似于炼金术士在实验室里从未经提炼的物质中分离出纯净的精华。
大宇宙对于人的关系具有更多的化学蕴义。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约瑟夫·迪歇纳（Joseph
Duchesne，1544—1609）在谈及呼吸器官疾病时，所根据的是其他化学医学家（或医学化学家）在解释山泉成因时所运用的同样的蒸馏类比方法。这个例子说明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对各种化学类比的不断探求。空气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它被认为是维持火和生命的不可或缺之物。如果一方面，硫气与硝气的结合能产生空中的雷电或地内的温泉，那么另一方面，当吸入这些物质而引起具有各种发热与发烧特征的疾病时，它们也许在体内发生反应（图2．5）。到了17世纪早期，硝气逐渐与人们需要的一种生命力联系起来。的确，这种生命力有时等同于“精气”（spiritus
mundi）。人们假定，这种物质从肺部未经过滤的空气中被分离出来以后，就形成了动脉血。由于他们坚持这一概念——或者这种概念的变种，因此，当我们发现17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反对放血术这一常用疗法时，就毫不奇怪了。他们认为，这样做只会削减病人必需的生命力。同时，对放血疗法的柜斥反映了他们与传统的体液病理学的对立。
如果说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自然哲学为医疗化学家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那么它也为其实际工作提供了一个基础。由于热与火的重要性，因而对尿的新的化学分析与新的化学药效形象说都具有蒸馏程序的特征。同样，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在对矿泉浴场的药用水成分的研究中，推动了分析化学的发展。该领域一种悠久的中世纪传统不但导致了各种分离测试的发展，而且也导致了各种真正的分析程序的发展。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很快适应了这一传统并对其加以发展，这也就可以理解了。到了1571年，罗纳德·瑟内萨（Leonard
Thumeisser，1530—1596）运用了定量方法、溶解性测试、结晶学证据以及火焰试验。而在17世纪早期，爱德华·约尔登提倡用“猩红布”（scarlet
cloth）的红…蓝颜色变化，作为我们今天区分酸性和碱性液体的常规测试。这些人的工作给该世纪晚期罗伯特·波义耳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必需的基本资料。
新的化学分析的结果被运用于实际应用。化学家们现在能够教给那些无法到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