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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曼德拉发现这场“运动”已像“野火般”蔓延开来。工厂工人、办公室职员、医生、律师、教师、学生和牧师都起来蔑视种族主义法律。老一代“蔑视运动”参加者回忆起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早期时光，那时他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是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他们面对白人当局时抱的是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期望，精神上更加振奋。自由之歌成了这场运动的一大特征，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我们非洲人！我们非洲人！我们为自己的土地哭泣。他们抢走了他，他们抢走了他，他们就是欧洲人。他们必须让我们的国家自由……”另外一首唱道：“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是志愿者……”
沃尔特·西苏鲁为在7月间参与“蔑视运动”的1500人进行了辩护，当他被带到法庭上时，他说：“只要我的人民还信任我，只要我身上还有哪怕一丁点生命力和能量，我就将为取消种族歧视法律和争取全南非人的自由而勇敢、坚决地战斗。”和许多人一样，他宁愿在牢房里待上一周也不愿交罚金。
7月30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突击搜查居民房屋和办公室，并逮捕了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达杜和卡切利亚以及另外30人，指控他们犯了煽动共产主义罪。案件虽被延期审理，但这次逮捕反而激起了人们更高的激情。10月初，又有几千名志愿者被投入大牢。
与此同时，卢图利大酋长收到了政府的最后通牒：要么退出非国大，要么放弃祖鲁族格劳特维尔地区酋长职位。他的答复是在非国大集会上发表演说。在那里，人们对他热烈欢呼。
4个月之后，运动的最后阶段即将来临——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曼德拉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政府将无法实施某些法律。当然，政府不会轻易放弃，只有继续加大压力才能迫使政府让步。非洲人已经占据主动，只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放弃这种主动，那就是——暴力。
10月18日，在新布赖顿火车站。一名白人警察向两个非洲人开枪，据称是因为他们偷了一罐油漆并且拒捕。接下来的混战中，这名警察开了不止20枪，然后逃之夭夭。留下来的是愤怒的人群，他们开始攻击火车站，暴乱发生了。7个非洲人和4个白人（没有警察）死于非命，27人受伤。
西苏鲁火速赶赴现场进行调查。非国大谴责了这种暴力事件，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政府的反应是更大规模地动用警察，手段更加强硬。在开普全省禁止集会，并更为严厉地实施《通行证法》。在一次非国大组织的抗议罢工之后，白人雇主们解雇了上千名工人。金伯利和东伦敦发生骚乱，至少有25名非洲人被警察打死，受伤的人更多。在东伦敦，人们一见白人的面就动手打。一位跑来救护伤员的修女和一名保险业务员都被打死。
非国大一再要求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遭到政府拒绝。政府还指责“蔑视运动”引发了动乱。这一举动更使人们相信，新布赖顿和金伯利的暴乱是政府奸细蓄意所为，用以制造借口来镇压“蔑视运动”。一位学者观察家利奥·库珀教授得出结论：“没有证据把抵抗运动同动乱联系在一起，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哪一次暴力事件是抵抗者挑起的。”
尽管环境如此险恶，“蔑视运动”仍在进行。10月间被捕总人数达2354人。志愿者良好的纪律性和他们的幽默感得到国外各界好评。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状况，这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表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在南非，白人自由派人士，包括刚来的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呼吁给“所有文明人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一些白人也参加“蔑视运动”，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他们也难逃牢狱之灾。
由于政府对52名运动领导人和组织者实施了终身禁令，“蔑视运动”中止了。10000名志愿者中有8577人对此做出反应，采取了行动。但是一条法律也没被废除，相反，政府事实上无情地扩大了种族隔离的范围。非国大承认在组织过程中存在严重缺陷：管理和筹款工作中有不足之处，而且没有一份非国大办的报纸。然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开始谈论政治，非国大估计其会员数从7000人猛增至10万人。
11月底，莫罗卡、曼德拉和西苏鲁等领导人接受审判。政府试图附带指控“蔑视运动”的歌曲和妇女们的鸣叫声是暴力的征兆。著名的音乐研究专家休·特雷塞教授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鸣叫是非洲人表达欢乐及忧伤的典型方式。随后的判决有力地推翻了政府的舆论宣传：鲁姆普夫法官宣布，这些领导人只犯有“法定共产主义”罪名，他与“人们所熟悉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关”。政府官员们曾构思了一系列罪名，从“公开违法”到类似“叛国罪”；然而法官承认：曼德拉等领导人不停地劝说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式，避免采取任何形式的暴力”。法官判他们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重犯。
曼德拉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接替刚刚被政府宣布了禁令的J·B·马克斯。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人们对他的领导能力期望极高。他的朋友坦博发现，他并不是野心勃勃地只想做官，而是忠实地为他人服务，满足于做队伍中的一分子。但他天生具有群众领袖的气度，很自然地把人们吸引到自己身边。他称赞了那些为“蔑视运动”而做出牺牲的人们——丢掉饭碗的工人、被逐出校园的教师、不能再从事所擅长专业的人们。“蔑视运动”已经教会人民群众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他还为人们提供了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愤怒的手段。他激励了人民，人民觉醒了，已经从“被压迫、被奴役的‘良民’走向勇于战斗、永不妥协、团结一心的集体”。
后来曼德拉指出，这次“蔑视运动”直接导致了“民主人士大会”的产生（一个激进的白人组织），还促成自由人士组建起一个有各种族人员参加的自由党。至于这次运动对政府的影响，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开始讨论对班图斯坦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鼓吹“主子统治”了。他说，这当然是个骗局，但也侧面说明了政府已经承认了这场运动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
1952年12月，艾伯特·卢图利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做了他的副手。卢图利原来做教师，后来当了17年酋长，常与人民接近。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选后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伊丽莎白港，那里，35000千人列队欢迎他的到来。当他抵达奥兰治自由邦，一个迫切需要在政治上进行教化的地区时，警察对他宣布了禁令。
曼德拉也受到相似的禁令管制。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及工会的100多名领导人和组织者都享受相似“待遇”。
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单个人宣布禁令，这是南非政府独一无二的镇压手段。开始时只颁布了一两页限制条款，后来的禁令增加到8至10页。不需要任何指控，也不需要什么证据，更不许上诉；只要司法部长认为你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就可以把禁令加在你头上。违反这些禁令将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政府禁止曼德拉在6个月之内参加任何集会，也不许他离开约翰内斯堡。他说：“之所以要对我宣布禁令，这并不是法庭审判后的结果，也不是因为我犯了罪，而是出于一种偏见，或者很可能是根据政府幕后进行的‘星议院’＇1＇程序。”
政府另外还颁布了几项严厉的法律：对于任何人“通过抗议或支持某种运动而违法”的行为，将判处其3年监禁或300英镑罚金或10鞭子，或者同时判处其中两项。对于那些通过其言行煽动他人违法或进行抗议的人，再加上200英镑罚金或2年监禁。
“非洲人国民大会意识到”，曼德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措施创造了一种新环境……我们必须分析面对的危验，制订计划消除这些危险并设计政治斗争的新方案……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保存我们的组织，集聚力量，以再次进行出击。”
政府可以使曼德拉在公众面前寂然无声，但是就像大多同样遭受禁令限制的人们那样，他仍然在幕后继续发挥着作用。
曼德拉1953年9月21日为德兰士瓦的非国大会议准备了主席发言。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曼德拉当选为德兰士瓦非国大主席，之后不久，他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因此这篇文章是由其他代表宣读的。这份题为《自由之路无坦途》的文献成了南非黑人解放斗争中的一篇历史性宣言：
“自1912年以来，年复一年，非洲人在他们的家里和社区，在省内和全国的集会上，在火车上，在公共汽车里，在工厂，在农庄，在城市，在乡村，在贫民区，在学校，在监狱里，一直在谈论统治这个国家的那些人的可耻行径。年复一年，他们不断加强对人民一贫如洗的境况，低廉的工资，土地的严重短缺，不人道的剥削以及整个白人主宰的政策的谴责。但随之而来的却并不是更多的自由，压迫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而言都大大加强了。而且，看起来似乎人民的牺牲完全是付诸东流了，毫无结果。今天，整个国家都知道他们的付出不会是徒劳的，因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在我们的人民脑海中生根了。如今，人们谈论的是行动：我们国家的人民中已经有力量在觉醒了，而1952年则作为全国自我意识的涌动而分外突出。
“1952年6月，非国大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在心中牢记着南非被践踏的、被压迫的人民的代表所应承担的责任，决意冒险。发动了旨在蔑视不公平法律的运动。在6月26日早些时候，蔑视运动在伊丽莎白港开始时，还仅仅只有33名蔑视者参与。而在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到了下午则达到106人，这场蔑视运动像野火一样在全国蔓延。工厂、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医生、教师、律师、学生以及办事员，无论是非洲人还是有色人种，无论是印度人还是欧洲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集合起来，响应号召，蔑视通行证法、宵禁法等种族隔离措施。到这一年末，有超过8500人的各种族的人参与了蔑视运动。该运动立即招致重大的损失。工人们丢掉了工作，教师们被撵下了讲台，医生、律师和商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被关进了监狱。蔑视运动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一步。它释放出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影响了数以千计的国民；它是一种组织群众进行政治行动的有效方式；是向反动的政府政策表达我们的愤慨之情的强有力的方式。它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是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最具有威胁的运动。它唤醒和激励人们从被压迫的、应声虫似的奴颜婢膝的结合体中解放出来，形成一个只有战斗精神的、毫不妥协的、情同手足的战斗集体。整个国家将变成局部战斗区域的并存，在这些地区，解放力量将与那些反抗力量、邪恶势力进行殊死搏斗。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数以千计的同胞汇集在它周围。我们占据了主动地位，自由的力量在所有前线大踏步向前。在这种背景下，当这场运动达到高潮时，我们于去年10月10日至12日在比勒陀利亚召开了我们的最后一次年度省级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