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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状态，但当时不制止就意味着这种状态。作为政府住房部长的乔·斯洛沃也不是想任他们“私搭乱建”，而是想先给自由再给福利，在那里建立规范的公屋社区，也不能说这种想法不合理。因为从逻辑上讲，的确，如果居住本身就是“非法”的，还怎么谈得上要求住得更好？但是“先给自由再给福利”必然有时间差，这期间“贫民窟”的扩大和“穷人驱逐富人”效应至少暂时是难免的。
现在想来当时的确可以做的更好，以尽量避免这种“底特律病”，我们下面要讨论这个话题。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尽管底特律的严重问题一直困扰美国人，但是美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没有人会认为像南非当年那种种族隔离制度下“有序的城市化”是更好的选择。而南非人尽管也为今天约翰内斯堡的萧条而苦恼，但他们原来就不顾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告诫而坚持废除了种族隔离的“优越性”，现在也不会为这种废除带来的结果而后悔。事实上，无论美国人还是南非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以目前这种代价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值得的，尽管现在人们也应该研究如何减少这类代价。
为什么？除了重视人权这种价值观的考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尽管旧市区衰落了，但“郊区化”却被认为是正面的现象。富人在民主制度下对穷人“惹不起，躲得起”，但绝大多数富人并没有真正远离，而是移居郊区或卫星城，在那里形成了新的富人区和大公司基地，新的豪华场所和新的经济活动中心。美国历史上类似今天底特律的现象其实并不罕见（当然底特律的规模是最大的），但在一些城市变成被废弃的“鬼城”的同时总有更多新兴城市崛起，城市中旧市中心衰败的“鬼楼”和新兴郊区、卫星城的繁荣也往往并存，所以他们虽然苦恼，却并不认为这是要命的问题，更不会主张以降低人权标准、取消迁徙自由、禁止穷人迁入来避免这类问题。
正如底特律主城区衰败的同时，像迪尔本那样的新兴郊区和安娜堡那样的邻近城市却繁荣起来一样，在约翰内斯堡原中心区衰败的同时，约堡周边的一些郊区和卫星城却繁荣兴旺，成为主城区富人、大公司和高档场所的新聚集地。这样的“新城区”在大约翰内斯堡地区有不少，桑顿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这个地方原是约翰内斯堡北郊的一片田野，由桑当和布莱恩斯顿两个村镇合名“桑顿”，民主化以前这里只有一些小农场和个别富人的田园别墅。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不再能驱逐黑人的富裕白人“惹不起躲得起”，纷纷北迁此地，大量的“新钱”投入桑顿，使这里迅速热闹起来。在2001年这里已经有人口12。6万人，人不算多但聚集了惊人的财富，据说这里按单位面积计是非洲富豪最密集的地方，号称“非洲首富的平方英里”。富人的豪宅、别墅、高档写字楼、豪华酒店、会展中心等纷纷出现。交易市值占非洲首位、全球第15位的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和南非四大银行之一的莱利银行都从旧中央商务区迁到这里，其他三大银行虽然在城里保留象征性的总部，实际业务也大都移到了桑顿，南非著名的国有运输大鳄Tsansnet公司、石化大鳄萨索公司、最大超市集团Massmart、电影公司STER…Kinekor，以及IBM、惠普等一大批跨国公司也都搬到这里。桑顿已经完全取代旧CBD，成为最大的商务中心和新的金融区。而南非最大的桑顿会议中心刚落成就举办了著名的2002年“里约＋10”世界首脑会议，后来非国大2004年赢得大选的盛大庆典、2008年世界小姐决赛也在这座豪华会议中心举行。
桑顿金融区
号称“郊区”的桑顿地域广达133。84平方公里，形成对比的是相距不远的著名贫民区亚历山大镇（就是2008年“排外骚乱”发生地）人口与之相仿，地域却仅8平方公里。桑顿全域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940人，比我国的不少县域还低，因此绿地广阔，曲水流觞，环境优雅，是名符其实的富人“郊区”，很多国内外名人，如阿尔巴尼亚旧王朝王储雷卡、最近爆出杀妻案的“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等都在此置业定居。但是桑顿的金融区却已经高楼林立，寸土寸金，米开朗基罗塔、达芬奇大厦、商业宫一号等大楼预示了“非洲曼哈顿”的再造，大约堡地区A级办公空间已经高度集中在桑顿，最近又在兴建一座60层的新写字楼兼豪华酒店，这座高楼将超过已经“沦陷”于贫民的卡尔顿中心，成为新的非洲最高建筑。业主公司的CEO塞缪尔·奥格布放言：“非洲人不是碌碌庸人，我们有雄心，要在桑顿看到自己的华尔街。”于是桑顿又有了“南非的华尔街”之号。
类似桑顿这样“郊区化”的富人新城在大约翰内斯堡以北已经有好几个，如霍顿、耶奥维尔、米德兰等。这些富人区的特点一是向东北发展，与穷人的“西南城”索韦托方向相反，二是种族构成以白为主，如桑顿的黑人只有32。6％，白人却达60。6％。而如前所述，索韦托今天依然是黑人聚居。
于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近20年后我们看到了这样讽刺的图景：穷人“占领”约堡主城区的结果是把富人赶得更远，而相当部分的穷人在主城区衰败后也回迁了。结果形成的是南边黑人的索韦托和北边白人的桑顿，中间隔着个“鬼城”般的旧市区，不仅黑白似乎仍旧分明，而且空间上隔得更远了。无怪乎有理想主义者概叹：“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种族界限依然分明，令人怀疑“新型种族隔离城市正在形成”，＇74＇这黑人解放不是白搞了吗？
城市治理的反思与改进
当然不是白搞。过去白人或富豪强制驱逐黑人或贫民，今天黑人穷人昂然进入，而白人富豪“惹不起躲得起”，这能是一样的“隔离”吗？就如中世纪贵族富而农奴穷，后来的近代自由社会老板和工人同样有贫富之别，但我们能说中世纪与近代是一样的吗？应该承认，今天“白人的桑顿”与“黑人的索韦托”尽管空间距离更远，但基本公民权利的鸿沟已经消除，两者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白人约翰内斯堡”与“黑人索韦托”的关系。过去黑人“无证进入”约堡是要被“强制收容”的，而现在妨碍黑人移居桑顿的因素仅仅是钱，富黑人在桑顿并不罕见，甚至黑人国父曼德拉，也在附近同属“北郊富人区”的霍顿购置了新居并移住这个白人居多的新城——他在索韦托的旧居已经捐出做了博物馆。桑顿本城虽然无缘迎来这位伟人住户，其中心广场也得名“纳尔逊·曼德拉广场”并竖着这位黑人领袖的铜像，而且欢迎非国大在这里的会议中心举行活动。尽管绝大多数贫困黑人对这样的礼遇只能望洋兴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不认为曼德拉从索韦托移居霍顿就是“背叛黑人而亲近白人”，相反，他们为“我们的曼德拉”能够让白人众星捧月般尊敬而自豪，就像美国绝大多数黑人虽然自己无缘做总统，但仍为他们的奥巴马总统能够赢得多数白人的选票而深感自豪一样。
桑顿曼德拉广场
笔者过去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制度性的排斥、歧视与单纯观念上的偏见不能混为一谈。尽管制度性歧视会强化观念上的偏见，但是人们能够完全纠正的只能是制度性的歧视，对于纯粹观念上的偏见人们其实只能改变不公正制度对其的强化，以及通过舆论来促使其弱化，却很难完全消除这类偏见。甚至如果不对他人构成侵权，个人保有某种“偏见”（比如信此教还是信彼教，以黑为美还是以白为美）还是多元社会中一种正常权利。例如：如果一个白人姑娘不愿选择黑人小伙，即便就是出于偏见，你也很难指责她。但是如果她愿意而制度不允许，或者她愿意却受到他人干涉，而制度促成或至少不能阻止这种干涉，那就是严重的问题，应该而且能够纠正的了。
因此即便制度性歧视彻底废除，观念上的偏见也还会存在。看看美国的例子就会知道，贫富、黑白之间完全交融是不容易的。而且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基于感性的黑白比基于经济的贫富更难完全交融。“美国式城市病”之所以与欧洲有很大不同，除了历史上美国没有欧洲那种富豪驱逐穷人的奥斯曼式传统，迁徙自由更为发达外，也与美国的城市问题有更多的“黑白”色彩有关，穷人“驱逐”富人，在美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黑人“驱逐”白人。而南非同样有黑白问题（应该说比美国更突出），又经过黑人解放运动的胜利，彻底铲除了白人驱逐黑人的奥斯曼式铁腕，保障了黑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于是，尽管非国大（更不用说南非共）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上并不“亲美”，但是他们执政下却合乎逻辑地出现了“美国式城市化”，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对于这样的现象，如果我们只看“鬼城”是不可能有全面的认识的。但是今天到南非的不少中国人，不仅旅游者，甚至一些旅居南非多年的同胞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过去从未去过索韦托，今天也极少去桑顿。但如果不看索韦托的改善，也不看桑顿的繁华，只看沦为“鬼城”的约翰内斯堡旧商业—金融区的破败，怎么能真正认识新南非呢？
尽管如此，这种旧城的破败与商业—金融中心的大搬家的成本仍然是巨大的。不仅白人、富人付出了代价，黑人穷人也损失了就业机会。事实上由于最先撤离到桑顿去的白人富人后来在桑顿崛起时房地产价格的急升中还发了财，黑人穷人就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损失未必更小。因此在肯定黑人解放成就的同时，如何避免与减少这种代价是值得人们研究的课题。
新南非时期约翰内斯堡的经济复兴成就比开普敦逊色，上述城市治理危机是个重要原因。开普敦在南非新旧交替时期也曾面临城市治理问题，但并没有经历约翰内斯堡那样严重的旧城衰败，这是为什么？
首先，当然是因为开普敦过去就没有“约翰内斯堡与索韦托”那么紧张而鲜明的对立。开普敦在旧南非也实行种族隔离，也出现过“开普敦第六区事件”那样摧毁黑人贫民窟的野蛮事件。但与约翰内斯堡相比，开普敦的白人中比较开明的英语白人较多而阿非利卡白人较少，由于旧南非时期开普敦的经济没有约翰内斯堡那么“奇迹”般地繁荣，“流动劳工”也没有那么多，非白人中有色人较多而黑人相对较少，他们的定居点分布较多，条件也没有索韦托那么恶劣。因此在民主化过程中虽然也有“占领”现象，但没有出现“索韦托人占领约翰内斯堡旧城”那样严重的冲击。
远眺桑顿（2001年）
换言之，旧南非对黑人越坏的地区，后来遭到的冲击越大；不那么坏的地区受冲击就相对小。所以第一个应该记取的教训是旧体制下的统治者开明些是有好处的，顽固者则会受到报应。
其次，开普敦地区在新南非也是自由主义影响较大、民粹思潮影响较小的地方。旧南非时期的反对党民主党和新南非的反对党民主联盟在这里都更有基础，而马勒马那样的“煽动者”则很少在这里活动，因此民主化在这里也就更为温和、有序。如前所述，开普敦的这些特点使其在进入新南非后更能吸引资本，留住人才，经济更有竞争力，就业问题也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