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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南非共不赞成马勒马的国有化主张，并不表明她向“右转”，因为她的二次分配主张仍很激进。事实上不仅“非洲瑞典”如此，当初上世纪二〇年代欧洲瑞典社会民主党胜选上台之时也是想搞国有化的。后来之所以放弃国有化的“生产社会主义”，而改为保留私有企业，实行“生产上的资本主义，分配上的社会主义”，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平等，主要也并不是因为资本家的抵制导致左派屈服，更不是因为“背叛工人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其实民主制下的国有化一般都是赎买，资本家固然不愿意被没收，但税率太高变成为他人赚钱，赎买对他就未必更不利了，所以资本家抵制高税收未必就轻于抵制国家赎买。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些民主国家搞国营企业，如果其他条件相当，实践下来往往是既不如民主国家的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国家的国营企业。道理很简单：私营企业家有积累激励，专制国家的国营企业虽然没有这种激励，但“升迁激励”还是让干部认真管理“红色血汗工厂”的动力。而民主制下工会发达，升迁又受民意影响，“红色血汗工厂”难办，厂长讨好工人、大家一起吃国家的大锅饭就成了常见病。很多苏东国家剧变后之所以急于把国企私有化，其实未必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有多大影响，实在是民主化以后国企“预算软约束”更严重，财务状况恶化，不得不急于脱手。瑞典、南非也有这种因素，这种情况下让企业家来经营工厂，国家通过再分配政策保护劳工权益就成了劳动者自身也赞成的事。因此南非共对国有化不热心，其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代议制下对工人阶级选民的责任主要都通过再分配来体现，就是自然的事了。
政治上主张多党制民主，经济上不搞国有化而搞福利国家，加上又反对“津巴布韦化”，对邻国也搞“人权外交”，南非共除了话语体系比较陈旧外，与一般社会民主党到底有多少区别，确实不好说了。不过笔者觉得这并不影响其为“工人阶级政党”——她与南非工会的表里关系、她得到的劳工选票都是明摆着的。如果主张官营经济却毫无工人授权的人才算“工人阶级代表”，那我国古代的王莽、桑弘羊辈早就当仁不让了！而南非共之所以能在“世界共运低潮”时期成了那么大气候，除了她自身的努力外，南非是非洲唯一工业化国家，有最发达的工运传统，而南非共又确实体现了这一传统，成为工人民众的“代议士”，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