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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想起我至今仍没有选举权，因为这个国家的议会是白人控制的；我没有土地，因为少数白人瓜分了我的祖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迫使我居住在贫瘠的保留地上，人口稠密而拥挤不堪。我们在饥饿和疾病的蹂躏下，艰难求生。”
这时，法官打断曼德拉的答辩说：饥饿与本案有什么联系？请囚犯必须将自己的答辩限定在要求豁免遵守法律的真正原因之内。
曼德拉问道：“怎么才能让我相信种族歧视能在这里给我一个公正、公开的审讯呢？不要忘记，正是同样的种族歧视是过去若干年内众多的不公正、痛苦的根源。”
曼德拉也清楚在众多的案件中，南非法庭也确曾维护了非洲人民为民主变革而努力追求的权利，甚至有一些法庭官员公开批评种族歧视政策。
但是，这样的例外尽管存在，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怪诞的法律体系。这些例外只能提供另外一个证明：即便在这个国家的白人中，也有一些诚实的人们，他们的公平、正义感驱使他们反抗他们自己的白人兄弟对非洲人民所施加的残忍……但是一个指挥官如果将自己的胜利依赖于敌人阵营里少数几个同情他的事业的战士身上的话，那将是毫无希望的。一个称职的将军总是将自己的忠诚与他所指挥的强大的反抗力量和他所追求的正义事业拴在一起，这个事业是他永不妥协、毕生追求的，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我强烈地憎恨种族歧视及其一切表现形式”，曼德拉继续说，他感到某种激情贯穿于自己所做的合法质询中，“我过去一直在反抗他，我现在仍在反抗，我将来还要反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即便现在，我恰好是被一个我致以崇高敬意的法官所审判，我还是要强烈地抗议这里包围着我的一些陈设。因为他使我感觉到我是一个在白人法庭遭审判的黑人。这种感觉不应该存在。我应该是十分惬意、轻松的，因为我确信我将被一个同类的南非人所审判而赋予了真正的公平、公正之权利，他不会将我视为外来人。”
曼德拉在进一步阐述中指出，南非白人认为执行一种践踏人类尊严、文明世界中诚实而高尚人的良心的政策是完全公平而公正的：
他们压制我们的自由心声，阻碍我们的自由之路，拒绝给予我们促使我们身心和物质全面发展的机会，使我们不能免除恐惧和贫穷。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尽归白人所有，而我们黑人则被指望对他们白人吃剩的残羹冷炙感到心满意足。这就是白人的公正与公平的标准。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就深藏在这里面……
与此相反，我们自己则将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追求视为所有人的最高愿望。经过痛苦的经历，我们认识到白人是粗暴冷酷毫无怜悯之心的一种人，他们轻视我们的权利，完全对促进我们的幸福漠不关心，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保证都是毫无意义而且虚伪的。
在结束请求时，曼德拉热切希望法官大人不要将他的抗辩视为愚蠢无用的。他之所以毫无顾忌、诚心地讲这些话，是因为他所提到的不公正已经种下了十分危险的种子。
起诉人提出曼德拉的请求没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上，而法官大人表示同意起诉人意见，驳回了曼德拉的请求。他问曼德拉：“你现在对指控有什么要辩护的吗？”
“我请求对我的两个指控，以及所有指控宣判为无罪。”曼德拉继续据理力争。大多数的证人，包括警察、城镇警察局长、记者、印刷商对曼德拉为1961年5月的全国大罢工做准备工作提供技术上的证据。
其中有一个是总理维沃尔德博士的私人秘书，曼德拉的盘问焦点集中在1961年4月24日呈给总理的那封信上。秘书记起了那封信，同意总理没有答复的说法。他极不情愿地承认：那封信确实提到了对非洲人很重要的一些问题，诸如公民权和公民自由等。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曼德拉提出，“总理居然会对一封提出如此重要问题的信件置之不理”。而秘书则强调：总理并没有置之不理。在曼德拉的追问之下，才明白原来这封信转给了司法部。于是，曼德拉质问道：那为什么我没有享受到关于呈上的信的回函这一起码的礼貌行为之待遇或已被转送的解释呢？
秘书答道：“那完全是你那封信的语气里充满了威胁和狂妄所致。”
“那封信的语气是要求召开国民大会的”，曼德拉坚持道，“难道召开全南非的代表大会，这种语气不是总理先生能够接受的吗？难道这不是总理先生能够作出回应的事吗？”曼德拉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他继续说：“总理先生不能答复这样一封信，那么他已经不符合人们期望的处于他这种位置上的人应该具有的标准啦。”曼德拉在1961年6月26日呈送给维沃尔德的另一封信中，进一步阐述道：国民大会将把国家从经济紊乱和崩溃中拯救出来，没有国内摩擦和痛苦。总理秘书再一次承认这封信也没有得到答复。
警察，在罢工（闭门不出）发生时拼命宣传罢工的全面失败，而现在却居然提供罢工成功的证明，以指控曼德拉。由起诉人主办的报纸则证明，2月份曼德拉曾待在亚的斯亚贝巴而随后他又非法出境。
这起公诉案以起诉人向法庭请求宣判曼德拉在两件指控上均有罪而结束。在第一项指控中，被煽动起来抗议的人群分成三类：“重要服务业中的工人，他们不允许罢工；非洲矿工，对他们而言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而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怠工将是违法的；一般的奴仆，除了农业工人以外，对他们而言离开主人的家也是违法的。”
法官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曼德拉申明：“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主张我是无罪的。”
“这就是你全部要说的话吗？”
“是的，尊敬的法官大人”，他回答，“如果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早已说了。”
法官确信曼德拉是号召进行1961年全国性大罢工的组织机构的幕后领导者、鼓动家、精神领袖、主要的代言人和首脑人物。他的行为不仅为法律所不容，而且也是非民主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而且似乎对自己的成就引以为荣。他明确地表示无论判他什么罪，处以什么刑罚，他将继续其活动。法官补充说：“我们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局势不容乐观；假如法律和命令不能得到维持，无政府主义将会盛行。法院不涉及政治，只维持法律和命令。”
10月25日，对曼德拉的两项指控罪名成立。
第五章 谁是“被告”？
二、“曼德拉，继续战斗！”
在被告席上，曼德拉发布了政治声明。由于已经控诉了“白人至上”，这一次，他准备谈一谈他在号召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为行动委员会书记，建立一种必要的机制来宣传彼得马里茨堡会议上的决定，以指导由此而产生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法庭十分清楚我是一个职业律师，因此一定会提出疑问；作为一个律师，作为我行为处事规则的一部分，应该是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并遵从其风俗习惯，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发动一场旨在鼓动罢工以抗议这个国家政府所钟情的政策的运动呢？”
当曼德拉准备向法院作出陈述以请求缓刑的时候，法庭内人声鼎沸，激情涌动。曼德拉的叔父及其他来自特兰斯凯的亲戚，全部身着科萨人的衣服，陪伴着温妮。法庭外，大街上布满了警察，以此阻止群众接近法庭，其中一个警察向一个离开法庭去洗手间的黑人旁听者吼道：“你不能在这儿闲逛，这不是电影院！”正如每一次曼德拉进入法庭时一样，旁观者都起立并交替高呼“权力！”“归于人民！”向他致敬。
为了让法庭更好地理解，曼德拉从孩童时代开始，解释他的政治理念发展过程。他常听部落里的老人讲他们的祖先保卫自己家园的英勇壮举。那时，土地还属于整个部落，没有阶级之分，部落里的所有成员均可参加部落事务的讨论。这些过去是，至今仍是支撑曼德拉及其战友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
50年来，非国大一直致力于和平的途径来医治国家的沉疴固疾，然而得到的回报却是轻视，以及对他们抗议的置之不理。
自1944年加入非国大以来，曼德拉一直遵循他的政策，相信其目标与见解达18年之久。非国大的政策吸引了他内心深处的信念。他说：“非国大超越部落间的差异，追求全非洲人的团结。他为非洲人民在其出生的土地上争取政治权利；相信所有的人，不论他们属于什么样的民族组织，不论他们的肤色是什么，只要他们的家园在南非，只要他们相信民主的原则和人与人的平等，那么就应该被当做非洲人来对待。”
作为一个律师，曼德拉描绘了由于是一个黑人而强行施加于他身上的困难以及在司法体系内肤色障碍带给他的影响。
曼德拉说：他作为一个律师所经历的冲突并不是南非独有的。这种冲突产生于人的良心，每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有思想有感觉的人都会有这种心灵上的冲撞。然而，在南非，“法律，正如所适用的那样，正如经历漫长历史岁月发展的那样，特别是由种族主义者政府所制定的那样，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是非人道的、不公正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我们的良心驱使我们抗议它，反对它，并试图改变它”。
曼德拉引述《自由宪章》中的一句话，“有史以来所发表的政治纲领中最民主的准则是一人一票。在南非，这条准则不仅为非洲人民，而且为印度人、有色人种、白人立法机构所采纳，所有的人都支持‘一人一票’的主张。”
“我认为大声疾呼反对这种种族歧视是我应尽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是对我的人民而言，而且也是对我的职业，对司法实践，对所有人类的公平而言，这是我应该承担的。因为种族歧视是极端的不公，而且完全与这个国家对待公正、公平态度的整个基础背道而驰，而公正、公平又是该国法律教育惯例的一部分。我相信站在反对这种不公的立场上，我过去一直从事着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曼德拉的演讲，令法庭内外都为之震撼。他继续对政府在粉碎非暴力罢工中的罪恶行为加以详细的说明和抨击：
“政府开始不是同我们谈判，不是关心我们，不是同我们交谈，而宁愿将我们视为野蛮、危险的革命者，只关心骚乱、暴动，召集压倒性的武装力量，来对付我们以及用各种可能的强权手段，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来镇压我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来解决问题。政府以一种任何一个文明政府（当该政府面临的只是和平的、有纪律的、有思想的、民主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国民的意志时）都不敢用的方式来行事……”
“如果说罢工没有实现事先所期望达到的目标，这并不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而是由于政府动用的攻击我们运动的力量、暴力、武力过于强大，而占压倒性优势。这使得政府暂时达到了它强迫我们屈服、违背我们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