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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呢？
阁下，我想说，这个国家任何一位有思想的非洲人，他的一生都会经常处于良心与法律的矛盾之中。这不只在这个国家存在，在每个国家，每个有良心、有思想、有感觉的人都会产生这种矛盾。最近在英国，一个相当于上院议员的贵族，大概是西方世界最有名望的哲学家厄尔·拉塞尔被判有罪，而罪名与我今天的完全一样。他按照自己的良心而蔑视法律，反对他的政府采用的核武器政策。对他来说，自己对公众的责任，对自己事业在道德上的基本正义性的信念，高于法律的尊严。除了反对法律并为此承担责任之外，他别无选择。我也没有选择，这个国家的许多非洲人也是如此。法律的使用，法律在历史上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构想和制定的法律，在我们看来是不道德、不公正、无法容忍的。我们的良心驱使我们必须拒绝它、反对它，必须努力地改变它。
我们向来都清楚自己作为公民的责任，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触犯法律，防止当局与人民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必须为正义说话，并为之奋斗，必须实现符合自己良心的改变。
例如，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成立的50年间尽一切可能使历届南非政府关心自己的要求。它一直在寻找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国家所有的病痛和问题。非国大的历史上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在特殊问题或人民的一般性政治要求问题上派代表团与南非政府谈判。我不想麻烦阁下听我列举每次谈判的细节，我想在此指出的是，除了以往各届非国大主席的努力之外，当斯揣敦成为国家总理之后，当时的非国大主席卢图利酋长又进行了一次努力，试图说服政府考虑和关心我们的观点。在写给总理的信中，卢图利酋长详尽回顾了国家中的各种关系及危险，认为政府与非洲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变得很必要，而且也很紧迫。
这种南非多数人口的领袖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风度和正确行为却没有得到南非政府领导人的适当回答。南非政府对人民及其意志所采取的行为标准一直是不正常的，也不符合严肃的文明人在交往中应用的标准。卢图利酋长的信甚至没能得到总理办公室礼节性的收函回执。
这种事在彼特马里茨堡会议后又重复发生了。我在那次会议上被选为行动委员会书记，给总理维沃尔德博士写了封信，把会议通过的决议告诉他，并呼吁他在决议确定的日期之前采取步骤召集我们建议的国民大会。在一个文明国家，人们甚至会因为政府首领没有收函回执，或没有考虑由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和这个国家最重要社团的领导人提出的合理要求而感到愤怒。政府对待我们人民的标准又一次降低到文明世界应有水平之下。对我们的信没有答复，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迹象能证明这封信得到了任何考虑。这时，我们非洲人民、特别是肩负着保护非洲人民利益这一重大使命的国民行动委员会的成员们，面临着良心与法律的矛盾。我们对即将出现的共和国的明确反对和我们的解决办法完全得不到政府的注意考虑，甚至回答，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难道我们应该允许这个不准我们提出反抗的法律依然我行我素，而违背自己的良心和信仰吗？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坚持自己的良心和信仰，为自己，为全国人民，为子孙后代，为我们认为正确事业而奋斗，哪怕会因此而触犯法律呢？这使我们进退两难，可是面对这种困境，每一位正直的人，有抱负的人，有公共道德和有良心的人都只会有一种回答。他们必定按良心办事而不顾可能毁灭自己的后果。我们行动委员会，特别是作为书记的我，坚持了自己的良心。
如果让我再活一次，我还会选择这条路，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都会这么做的。在会议的指导下，我们遵照会议精神，把我们的运动推向前进。
我们对于共和国公民投票中所引起的南非白人的严重分裂问题毫无兴趣。这对我们的运动毫无作用。继续与英国君主保持联系，还是建立一个布尔共和国，这是迄今为止白人居民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这次投票中又出现了。我们既不拥护君主制，也不赞同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共和国。我们认为自己的理想比参加这种竞选的两派白人的愿望更能激发着我们的热情。在这样的国家没有任何歧视，所有南非人民都能享有人权；非洲人和外来者能和平共处，拥有同样的国籍。对国家一样忠诚——这才是我们的祖国。因此我们反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那种共和国，就像我们以前反对作为大英帝国一部分的南非联邦的宪法基础一样。在进行宪法改革的时候，我们拒绝接受不触动南非宪法的真正基础，即白人至上和白人统治的改革。这些基础使南非及其宪法受到全世界的蔑视，使自己声名狼藉。
现在，我想谈谈运动本身，谈谈他的特点，以及事情的经过。运动之初，我们就计划，如果其他办法都失败了，所有的讨论都没能实现，如果政府没有丝毫表示，既不与我们谈判也不以和平方式满足我们的要求，那么，作为最后的一种极端方法，就是号召人民举行罢工，待在家里不去上班，向政府施加经济压力。在这一阶段，我们无意让这种游行超出这个目的。在法庭内外的所有声明中，我们都清楚地表明这次罢工将是一次和平的抗议，要求人们待在家里。我们是打算让示威活动和平地进行，不引起冲突和对抗，就像所有文明国家的游行一样。
然而，这次运动和我们为此所作的准备却引来了一种内战和革命的气氛。我想说这种气氛是有人故意制造的，阁下，这些人不是我们，而是政府。它从一开始就不与我们交涉，不关心我们的行动，不与我们谈判，而宁愿将我们视为野蛮而危险的革命者，企图制造混乱和暴动。它认为无法与我们接触，只能以优势兵力，以各种合法的、非法的强制手段镇压我们。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面对和平地、有纪律地、理智地并民主地表达自己意志的本国人民时胆敢采取这种行为。它动员武装力量，试图威胁和恐吓我们的和平抗议。它逮捕了南非政坛上知名的活动家和支持非洲人民民主要求的人士；并通过了一项特别法令，以便能不经审判将这些人关押12天之久，而以前的习惯作法是48小时。大部分被关押者没有得到审讯，而在罢工结束后又被释放了。如果这一时期中国家的形势可能造成暴力的危险，那么这种可能性是政府造成的。它完全用暴力来回答我们的人民及其要求，这是它安排的暴力的一幕。它采取的反击手段清楚地暴露了它日益增长的不安，这是因为它认识到了自己的政策得不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而我们却得到了。显然，政府企图以恐怖统治来反击我们强大的运动。现在，报纸上又说我们的罢工是失败的，我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我否认这种说法，只要政府不以民主的方式征求南非人民的意见、考虑他们的看法，我就不会停止这种否认。无论如何，本案中的证据已经表明罢工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我们的运动是严密计划的，它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强烈反应。最后，如果罢工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这不是因为人民不愿意，而是因为政府占优势的力量和暴力对我们运动的打击暂时达到了它的目的，使我们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和良心，不能不屈服。
我想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即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了解这一切的人，事先知道政府不可能有进步的、民主的举动，至少对我们人民是这样的，知道这个政府只会使用残忍的优势力量对付我们，为什么我和像我一样的人仍然继续我们必须从事的事业？历史造就了我们的态度。而这历史却不是我们创造的。这个国家白人政府的历史让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每当非洲人的愿望强大到可以成功之时，政府就会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镇压他们。这种态度不是我们教给非洲人民的，这是他们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学会的知识。历届政府都让我们知道了这些。我们不会忘记史末资将军两次屠杀我们的人民：1921年在布尔赫克，100多名男女老少被杀害；1924年在西南非洲的邦德尔斯瓦特，200多名非洲人民无辜被杀。我们不断地从历届政府中学会了这一切。
政府暴力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引起反抗的暴力。我已经多次警告过政府，不断地诉诸暴力，只会激起国民的暴力反抗，最后，如果政府方面没有合理的表示，那么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争端只能在暴力和武力冲突中得到解决。在这个国家中，种种迹象已经表明，我们的人民，非洲人，正在故意采取暴力和武力行为反对政府，用这个政府的行为所表明的，唯一能让它理解的语言来说服它。
在世界上别的国家，法庭会对我说：“你应该与政府交涉。”但我确信本庭不会这么说。在我之前，人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与政府交涉。提出抗议了。在本案中我也提出了抗议，但我不想重复这些抗议。法庭不能指望非洲人民会对抗议和谈判的程序产生尊重之心，因为政府每天的行为都表明它藐视这些程序，对此很不满意。我相信法庭不会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应该永远对此不闻不问，不做反应。如果本庭这样说或是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是在自欺欺人。人不会不做事，不说话，不对不正义作出反应，不反抗压迫，也不会不为自己认为是美好的社会和生活而奋斗。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不会。
也许法庭会说，尽管我们有权抗议，反对和申诉，我们也应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我要说，先生，是政府，是它对法律的实施，使法律受到如此的轻视而且声名狼藉，以至于在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人在乎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了。我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这一点。政府一直运用法律程序在我的个人生活、工作以及政治活动中为我设置障碍，我认为，这种做法导致我不再尊重法律了。1952年12月，政府向我下达了一个命令，它不是法庭审判的结果，而是因为偏见、或许是政府幕后策划的结果，根据这个命令我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达6个月之久，同时还不能参加集会。1953年6月，这个命令到期了，但3个月后，这两项禁令又重新开始，同样这一次也未经审判，没听取我的申诉，不让我面对指控寻求解释。在此之外又加了一条禁条：司法部长命令我彻底脱离非国大，永远也不能再成为非国大会员或参加它的活动。在1955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自由了，又能四处走动了。但是好景不长，1956年2月禁令又一次重新开始，仍然没有审判，这一次为期5年。政府以法律的名义下达命令，又一次使我远离了同志们，远离了与我有共同想法和信仰的人们。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保安警察跟梢。我发现自己被当成罪犯来对待——一个没有犯罪的罪犯。我没有权利选择同行者，不能经常与人们交往，不能出席他们的政治活动，参加他们的组织。我无法逃脱警察的监视，法律宣布我有罪，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而是因为我代表的事业、我的思想和我的良心。有谁会怀疑这些条件会使一个人成为社会的罪人吗？又有谁能怀疑这样一个被政府视为犯人的人会准备过一种被放逐的生活，就像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