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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妮被捕后两个月，狱长把曼德拉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说，他的儿子滕比在一起汽车相撞的车祸中丧生了。小时候，滕比最受曼德拉宠爱。后来，他拒绝去罗本岛探望曼德拉，显然还没有原谅曼德拉离他母亲而去。看守们描绘了曼德拉处于极度痛苦中时的情景：好几天晚上他都睡不着觉，只是站在他那单人牢房的小窗户旁，出神地往外看。
在南非国内以及海外，越来越多的人对南非政府虐待温妮·曼德拉和她的同事们表示抗议。6月，政府撤消了对其中一人的指控。温妮和其他19人再次受审，这次是根据《反恐怖主义法》。1970年9月14日，法庭宣布他们全体无罪开释。他们在单独监禁中总共度过了491天。
温妮在一封给伦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在整个的这次考验中，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在争取人类尊严的斗争中，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这的确是对一个人理想坚定与否的严酷的考验……如果我们想使自己的孩子免受我们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不惜代价斗争到底。”
10月，政府颁布了针对她的新禁令，期限五年。这个禁令不但不允许她离开奥兰多，而且每个晚上和整个周末以及公共假日她都要受到软禁，任何时候都不得会客。有一次她生病，她的一个姨妹来看她，温妮立即被捕，理由是她触犯了后一项禁令。折磨似乎没有任何限度。
但是一个月后，在得到可以离开奥兰多的特许后，她终于可以去看望她丈夫了，虽然只有半小时。他们已经有两年没见面了。
在罗本岛上，曼德拉起草了一份请愿书，他和另外21人签了名，要求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请愿书指出，亲德国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背叛祖国，造成数以千计的伤亡。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时他们再度叛国，可是只坐了几年牢就获释了。曼德拉和其他签名的人要求享有同样待遇，并且指出他们之所以得不到同等待遇，只是因为他们是黑人造反者。海伦·苏兹曼到罗本岛上同他们讨论这一请愿书，她指出：“你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你们的斗争仍在继续。的确，1915年的叛乱分子获释了，但他们的斗争被挫败了。你打算说你们要放弃武装斗争吗？”
“不”，曼德拉答道，“在我们的人民获得自由之前，我们决不放弃武装斗争。”
1978年11月7日，纳尔逊·曼德拉将开始他在狱中度过的第17个年头。他和其他几百名来自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自由战士被关在戒备森严的罗本岛监狱里。这座小岛扼守着开普敦港的入口。
罗本岛，更多的南非人把它简单地称作“埃塞奇蒂尼”，已经深深地与黑人抵抗殖民主义和为国民的自由而斗争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在科洛科洛人和荷兰人在1658年的战争结束后，奥特舒巴约被放逐到那里，这在种族主义历史学家像哈端等人的书中都有记载，他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成功逃出该岛的人。之后被关押在那里的有许多爱国者和自由战士——包括一些英雄，诸如第四次科萨抵抗战争中科萨军队的指挥官马卡纳，1834年第五次科萨抵抗战争中的指挥官马科玛，被1873年纳塔尔的法庭宣判为“严重叛国罪”的胡鲁比首领兰格里巴里里，在那些生活并死于该岛的人当中，包括来自爪哇的政治流放者拉图·曼图拉。
罗本岛——这个臭名昭著的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曾作为麻疯病隔离所、二战时期的海军堡垒是一个小小的石灰石岬角，荒凉、多风，受到来自南极的本格拉寒流的冲刷。这个岛有着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据称是防御工事的一部分。该岛还遮掩着朝向大西洋的重炮。该岛的历史联系着南非黑人受奴役的岁月。纳尔逊·曼德拉已经在这里住了16年了。60年代初，当维沃尔德是白人总理而且沃斯特是司法部长之时，该岛被重建成为一个政治犯监狱。他们把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自由战士囚禁在那里，希望这样就能抹去这些南非人民常常提到的名字，使他们不为人知。
但是，纳尔逊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人民通过他们的行动揭穿了南非疯狂的种族主义统治者所设计的谎言。
群众对纳尔逊·曼德拉的认同超越了曼德拉个人的范围，将他看做“民族之矛”的第一个总司令，正是这种认同将群众带到了“民族之矛”和非国大的同一条战线上。
纳尔逊·曼德拉个人不能和“民族之矛”及非国大分离。他首先是非国大的产物，他在非国大的阵营内发展了自己的政治事业。这种发展不是仅仅对其政治觉悟的锐度和深度进行了规定，同样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组织、一个队伍、一个集体的一部分的工作方法。无论在狱内或狱外，他都在继续斗争。
第六章 漫漫长夜
二、铁窗之谊——访马哈拉吉
S·R·“MAC”·马哈拉吉于1964年12月被判处12年监禁，罪名是从事破坏活动。除了三个月外，他的刑期都在罗本岛与曼德拉及其他非国大领导人在一个牢区度过。
1978年，“MAC”·马哈拉吉在伦敦接受了一名IDAF研究、信息和出版部成员的采访。从这些问答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罗本岛的监狱条件。
问：曼德拉的牢房如何？
答：他住在一间混凝土牢房内，牢房7英尺见方，大约9英尺高。靠一个40瓦的灯泡照明。开始室中只配备了一套被褥，没有凳子、没有桌子，什么也没有。后来在我们的要求下，有些牢房配备了2英尺宽2。6英尺长的桌子，后来我们这一牢区的囚犯都有了。他们靠墙修了像邮局那样的柜台，但没有凳子。我们只好站着工作。后来他们提供了凳子和一个木书架，那只是一块能放书的板子。但我们自己弄到了硬纸板和塑料，做了一些碗橱，大约在1973—1974年，当纳尔逊生病时他被首次给予了一张床，所以他的牢房中有张床。让我想想，啊，对了，因为他背部有病，他得到了一把椅子，换下了那个凳子。
问：他在狱中有热水用吗？
答：从我们被监禁直到1973年，我们只能得到凉水。有时候他们把我们洗澡用的盐水换成海水，后来又换回到盐水，从大陆上用油箱运来新鲜水供我们饮用。1973年他们把热水引入了单人牢房区，比引入监狱的主体部分稍早一点儿。有了共用的淋浴设备。这时，你会发现一种典型的管理方式，你刚开始享用的设备被用作一种惩罚工具。谈到淋浴，让人立刻想起一件事：在严冬，当我们进行反对当局的斗争时，我们发现热水突然没了，其后几个星期也没有。这种事在他们给我们放音乐磁带时也发生了。一旦你习惯了什么，这件东西就会被用作惩罚形式——它会被夺走。当然他们不叫它惩罚，但你会发现一年中有6个月不能正常使用它们。
问：你们有什么卫生设备？
答：在单人牢房区我们有公共厕所，但只能在牢房开门时去，在牢房中，当你被关着时——每天你有15小时被关着，周末则达17个小时以上——他们给你一个马桶，还有一个大约能装2/3品脱水的塑料瓶，当你被关着时用来喝水或干别的什么。
问：曼德拉吃得如何？和其他囚犯相比怎么样？
答：在他被关押的开始阶段，当纳尔逊作为利沃尼亚集团中的一员来到罗本岛，监狱看守的头目向他提供了特殊膳食。纳尔逊拒绝了，因为他意识到这仅仅是拐弯抹角地使他的饮食与其同事不同，健康状况只是一个遁词。所以他吃的是普通犯人的伙食。当然根据你是非洲人、有色人种或土著人伙食而有所区别。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早饭大家都有粥（玉米面的），但非洲人同志们被允许放半匙糖，土著人和有色人种能放一匙，午饭时非洲人可能得到的是简单的煮玉米，第二天说不定是煮“塞普”，二者都是玉米制品，而同一区内的土著人和混血人种人同志可能也会得到“塞普”，但不会和黑人在同一天，然后第二天可能就是玉米饭，是用更碎的玉米做的。因此尽管你不得不吃按种族分发的食物，但其实他们大多数是一种东西——玉米的不同制品。现在纳尔逊也被这样对待，略有不同的是近年来他的饭是不放盐的。
当1973—1974年他生病的时候——这是高血压引起的——他得到了治疗，还得到了一张床，并被给予外加的病号饭。他还不得不吃不放盐的饭，因此他的食物是单独做的，那是和别人同样的饭只是没有盐，此外他还有些牛奶喝。
问：囚犯们是怎样被彼此分开的？一共分多少组？
答：当我到岛上时那里的囚犯被分为三组——其一是那些住在“单人牢房”中的人，包括参与利沃尼亚审判和其他一些人，加上斯沃普的托伊沃；其二是一些人住在监狱主牢区中，那里是公共牢房，被一面墙分为两部分，那是一座主要关押南非政治犯的建筑物，但也关了一些刑期短的纳米比亚囚犯；其三是住在另外的公共牢房中的人，那是一个较小的牢区，主要关押纳米比亚的同志，但也包括一些因《反恐怖主义法》而遭判决的南非人，有好几个非国大成员。
从1977年3月起，又一处公共牢房建成，那里关着近两年宣判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目的是使他们和囚犯的主体分开。
问：你们中有30人左右住在监狱的特别牢区——这些人全都关在单人牢房里吗？
答：全是。那一牢区有个特点，即那里全是单人牢房，每间牢房只住一人，全部人都是如此。
问：曼德拉现在是A组囚犯，这和书信及访问的条件有什么关系？
答：噢，他被允许每月收发各三封信，每月可以会见两次，每次两人，每次半小时。
根据条例，A组囚犯应当可以进行“接触”探访，但政治犯不行。另外，A组囚犯应当可以看到报纸，听到收音机，但他们也不行。
问：曼德拉在岛上都干些什么活儿？他现在在做什么？
答：当纳尔逊1962年被宣判时他正被单独关押在比勒陀利亚中心监狱里，1963年他被转送到罗本岛——在岛上的两周他被关在牢房里，什么也没有做，突然他又被送回到比勒陀利亚的单人囚室，然后在利沃尼亚案件中受审。他于1964年6月被宣判，和他的同志们一起被带回到罗本岛，并被关在一个“锌牢房”（即临时牢房），在那里他被完全隔离，单独囚禁。接着他被带到现在住着的这个特别为利沃尼亚审判中的人员盖成的单人牢房，在那里这些人首次被全部隔离。
然后他们被安排用四磅的铁锤砸石头，把它们砸成小碎块，在这里我第一次加入了他们，我们干到1965年2月，被带到石灰采石场，用镐和锹挖石灰石，再把它们打碎装上卡车，直到1973—1974年，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活动形式。这种劳动还穿插着一些为期很短的其他工作——一次是修一条通向罗本岛机场的路，还有几次是修整坚硬的路面。在1973—1974年我们被第一次带到海边。在那里赤手空拳收集水草，这是轮换性的工作，我们有时收集水草，有时在石灰场干活。当局早已答应红十字会停止石灰场的工作，但尽管答应了，他们直到1975年左右才停止这么做。
我能报告的最新情况是，当我在1976年11月初离开该岛时，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同志们已经完全不出去工作了，这样他们已经有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