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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经历狱中生活的洗礼，变得更加成熟、坚强、沉着了。S·R·“MAC”·马哈拉吉这样说：
首先，就个人性格而言，你初见纳尔逊时会觉得他是个很友好和热情的人，但你仍然觉得你们之间有距离感，要想了解他真得费点时间——我自己是在很长时间后才成了曼德拉的好朋友的，当我真正了解他时，我才意识到一开始我并不了解他，是他起初的友好使别人误以为自己是了解他的。
其次，他明显地养成了一种故意隐藏自己的愤怒的习惯。在他早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感到愤怒时就会发作出来，但在狱中他已经能几乎完全地控制自己的愤怒了，这是曼德拉为了政治和个人的原因，有意地锻炼的结果。
他的热情出自对狱中同志的真正的关心。他采取一种不太突兀的方式。当他发现某人有麻烦时他就试着花点时间陪着此人，如果此人愿意的话，尽管他只是非国大的头儿，跟其他反对派组织没有关系，但他对待所有犯人都亲切真诚，温暖如家人。
当有什么事困扰他时，他不是那么容易从中恢复过来。他的长子和母亲都于我在监狱中的时候去世了，这是对他的两次沉重打击。他和他的儿子非常亲近，当他听到消息回来后，他一直待在囚室，显得很不正常。沃尔特·西苏鲁注意到他很安静，就到他的囚室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纳尔逊悄悄告诉了他。沃尔特陪他谈了很长时间。到第二天早上，纳尔逊又和平时一样了。
曼德拉从不因他的个人问题向别的囚犯提出抱怨。但是，当因为他个人或其他人的问题向监狱当局表达不满时，他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韧性。
他的态度是和善、礼貌和热情的，但这是他磨炼自己的结果。当他想要以一种冷静和善于分析的方式行事时，他就坚持不懈地履行自己的决定。
在许多方面，这些年来纳尔逊和我们一样有所变化。我想纳尔逊最基本的变化是：当他在狱中生活时，他对现行体制的愤怒和仇恨在增加，但这种愤怒的表现却变得更不明显。他们这些人变得更沉静、更温和。他们在审视这个罪恶的体制时显得更冷静和善于分析。曼德拉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他是那种能使接触他们的人感到振奋的人中的一个。他不是唯一这样的人，那里有许多人起到这样的作用，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用我们的微薄之力帮助他人，但纳尔逊显得很突出。他得到了所有囚犯的信任。无论他们政治信仰如何，他被所有人视为全体囚犯的代言人。他经常探索着带领我们从事各项运动，以至于即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可能胜利的领域——即敌人完全控制的领域——进行斗争，我们所开展的运动也会至少带给我们一些改善。
他对未来的信心也在增强。我回忆不起来有哪一次他曾表现出失望情绪或使我们感到在他内心深处可能会想到自己不会活着离开监狱。他在公开或私人场合总是表现得充满信心。我相信我能够这样说，我非常了解他，甚至当温妮被捕入狱、被拘留，当传出她被折磨和敌人采取了一些侮辱性行动的消息时，他都不曾情绪低沉。他的精神状态在提高。我想我们之所以士气高涨和我们的环境密切相关。首先，我相信敌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是无意义的，他们注定要失败。你在狱中时刻都会记住你不仅仅是作为囚犯。而是作为一名黑人住在那里，即使你未曾意识到，这一点也会告诉你，唯一能够生存下去的办法是进行斗争。
我们能找到斗争的途径，这是保持我们士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感到有事可做，我们在狱中有计划，我们要提出自己的要求。我们的主要要求是：（1）无条件释放。（2）在此前按政治犯对待我们。（3）取消所有的种族歧视。现在就它本身而言这是个有局限的计划，我们知道自己不能使其全部实现，因为它依赖于更广阔范围内的斗争。但这使我们有某些事可以为之奋斗，我们是作为政治斗士进入监狱的，并且我们待在一起，这给了我们集体行动的机会。
另一个因素是我们明白我们的自由不可能依靠与敌人谈判取得。敌人只能在我们的力量面前释放我们。他们曾经具有的强有力的外表——比如说1965年和1969年他们可以宣称，并一直在宣称南非是安静与和平的，尽管这种安静和平是依靠恐吓运动和恐怖来取得的——现在已经失去，今天，每一个昼夜都使这个政权更加窘迫，所以现在他们类似的活动都是虚弱的反应，很清楚我们的获释不能指望他们，我们认为自己获释与否直接和监狱外面的斗争有关。我们的士气和精神状态受到了一个事实的鼓舞，这就是在所有压制和恐吓下，我们的活动仍在地下进行，尽管有错误有牺牲，斗争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人被抓进了监狱，说明组织依然存在，正在继续生存、继续斗争，还有就是我们的人民情绪，70年代群众运动高潮表现了在索韦托及索韦托以后的大爆发中积聚起来的愤怒，这方面的证据使我们看到了我们胜利的条件。
纳尔逊1962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谈到制裁的时候，他呼吁全面制裁，但他强调甚至全面制裁也不能使政权垮台，真正的斗争是在国内。现在看来他对国际制裁的作用看得是很清楚的。当我们从非暴力形式的斗争转向武装斗争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越来越清楚和坚定地宣布自己的立场。纳尔逊明白这一点。他并不把制裁甚至国内的任何一种斗争形式看做可以孤立对待的。
在和我的谈话中，纳尔逊的观点是：武装斗争对我们的解放最为重要，但是制裁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辅助角色，它能通过剥夺支持这个政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帮助改变卷入这场斗争的各种力量的战术均衡。
纳尔逊的观点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有了一定的发展和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变化是他理解力的加深。我想在这一过程中，他和其他同志被关在一起，有机会交流思想，这对他思想的发展很有益。
例如斗争的策略问题，在监狱中的人，包括纳尔逊，都感到策略不该由我们来决定，策略应被决定于在一段时期内了解到的现实情况的基础之上，因为信息的缺乏，再加上我们得到的信息都是从敌人那里偷偷取得的，不适于我们谋划策略的需要。纳尔逊完全清楚这一点。纳尔逊和非国大全体同志以及狱中同志的立场都是无条件地支持非国大在国内外的领导权，在这一点上我看不出非国大及其盟友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给予他们完全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不仅仅是一种忠诚的行为，我们还总是努力去理解和发展我们这种支持的基础。所以当我们得到一条新闻时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所采取的战术是否正确，尤其是那些从火热的战场中来到监狱的人，即像纳尔逊这样处于运动的最核心决策层决定战略战术的人更是如此。监禁生活中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你处于斗争领域之外，你现在只能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你置身场外这一事实，只能信任你的同志们。但是你信任他们是因为你了解他们，还有——像曼德拉这样的人——你帮助这些正处于斗争前线的人发展前进。
我在出狱后了解到，每当谈及政府的策略时，都会听到很多谣言——新闻报导，像马坦兹那样的黑人家园的傀儡们的声明（马坦兹要求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全部科萨人）。其中流行最广，也是最有害最持久的一个谣言说，纳尔逊已经和特兰斯凯政权交涉过，说他们将发表声明释放他，条件是他出狱后进入特兰斯凯内阁中工作。实际上纳尔逊从未和特兰斯凯政权接近过（至少在1976年11月之前），也没有得到过什么交易条件。最接近这种说法的事实是，在1973年12月，在我们入狱以来头一遭，有一个内阁部长访问了该岛并会见了我们——此人是吉米·克鲁格。我们和他进行了讨论，我们派代表去见他并说明我们的情况。他见了纳尔逊，还有作为单人牢房区代表的我。当我们比较我们的记录并向同志们汇报时，有一个问题使我们迷惑，那就是为什么让克鲁格来见我们。当我们分析这些会见时事情变得清楚了。表面上看他用他典型的方式和我们讨论，这种方式使他在白人阵营的选民中颇受欢迎——他像一个英国短毛狗那样来到了我们这里，但当我们猜测他的目的时，我们觉得他可能是为执行一项试探使命而来，想看看在我们这些政治犯和领导人中有没有活动余地，使这个政权有可能找到一个谈判基础，在此基础上分离发展成为一个被接受的原则。他一无所获而去——我们的回答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容忍“分离发展”。＇7＇
克鲁格还想在武装斗争方面打击我们，但纳尔逊反而打击了他，他承认他不了解我们斗争的历史，不了解我们通过非国大所做的努力，甚至不了解我们何时转入地下和纳尔逊在1961年领导的罢工。我们依然准备考虑通过罢工和向总理写信从而实现和平转变的可能，所以会见结束时纳尔逊对克鲁格说：“我想你最好回去看看总理的档案，看看那些非国大所写的信。”那些信有纳尔逊本人写的，有卢图利酋长写的，有在不同时间和不同运动中非国大历届主席写的。但这次访问的目的看来可能只是克鲁格想来说一句——在这一点上他说得很明白——如果我们准备接受分离发展政策，他就将允许我们在此范围内进行政治活动，哪怕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也行。
当他走后，我们中的一些人争论一件事——他是否是诚实和真心的？许多人认为他是真心的；另一些人倾向于认为他很值得怀疑。但是当然，他离岛后的行动立刻暴露了他的立场。他在国会中发言，说纳尔逊·曼德拉是一个登记在册的共产党员（但他没有证明这一点，他们甚至没有使纳尔逊背上共产党员之名），所以我们想当我们见到他时，他所做的只是一个试探行动。我们和纳尔逊的回答是一致的：如果分离发展依然保留，我们就不准备考虑和这个政权进行任何讨论或谈判，我们只能在必须废除分离发展这一基础上对话。
我们的方式是除了与狱外的非国大领导者——尤其是奥利弗·坦博主席和其非国大行政官员——进行磋商外，在其他公开场合，纳尔逊不发表个人意见。即使情况发生变化，我们也总是坚持自己的立场。由于敌人试图利用我们这些人质，因此无论他们怎样设计圈套，我们都有责任在任何当权者提出的富于诱惑力的交易条件面前不给其明确答复。除非他们允许我们同非国大的领导层进行磋商，并表示向我们提出的条件也同样地适用于他们。
1969年，海伦·苏兹曼用另一种方式向纳尔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22人代表全体犯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得到释放，纳尔逊是其中的主要签署人与起草者。海伦·苏兹曼以一位进步党人的身份访问了监狱。纳尔逊明确地对她解释了我们向后来上任的部长（佩尔塞兹）提出的要求。我们曾以南非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了那些反抗政府的白人政治犯只被判一个轻得多的刑罚，并且只须服甚至不到1/3的刑期就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