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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充分说明了那些反抗政府的白人政治犯只被判一个轻得多的刑罚，并且只须服甚至不到1/3的刑期就被释放；我们只是要求相等的待遇。我们曾举例说类似于德国纳粹党的罗比·莱布兰特的党徒就曾被判处死刑，结果他们只服了不过四五年刑期就被释放。这些事例说明仅仅因为反抗者是我们黑人就采取不公平的差别待遇，我们因此要求获释。在与纳尔逊的一次谈话中，海伦·苏兹曼说：“这其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你是否准备声明你们放弃暴力武装斗争。你们和他们的区别只在于你的斗争仍在进行。不错，1918年的反叛者确实被释放了。罗比·莱布兰特确实被释放了。但他们的反叛已被击溃，而你的对抗仍然存在。这件事实削弱了你的论据，我不能要求释放你。”纳尔逊1969年所作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不准备放弃斗争，至今他还坚持这一点。由于我们本来就是考虑到一些政治因素才提出获释的要求的，他和我们大家也就已准备继续在牢房里待下去。我们绝不会给武装斗争的发展制造任何障碍。
简言之，我要说的是，无论我们是否看到任何表面上的变化，是否看到政府耍的任何花招，是否看到那些为影响结局而妄图营造一个同当局谈判的气氛的某些西方国家施加的压力，纳尔逊的立场都愈发坚定。他的立场的核心是：（1）这种变化不会仅仅来自于国际上的工作和外部压力，他们只是我们所进行的斗争的辅助和补充力量；（2）试图引起高压统治核心变化的压力绝不会带来统治者最初所设想的那种变化，现在的条件下这绝不可能发生；（3）武装斗争是我们进行反抗的核心。
他坚决反对勾结政府接受黑人家园的计划或者任何其他以隔离黑人为目的的鬼把戏。更甚一步我认为纳尔逊近期所发表的言论表明他已摆脱了50年代早期狭隘的国家主义——这几乎表现出某种比其他团体低调的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宗派思想。但引人注目的是他试着以分析的目光从政府和人民两个角度去看问题。他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是因为我们必须找出统治者的矛盾并扩大它，从而削弱当前统治的社会基础；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是因为我们必须寻找我们各种力量的结合点，从而也是敌人可能破坏我们团结的危险之处，他一贯关注共产主义，并尝试更进一步去发现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一直都在分析种族主义和部落情感问题，在狱中他又一次沉思这些问题，并认真思考它们产生发展的社会及物质基础。这样，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与种族隔离主义进行的理论上和现实的斗争的必要性了。
读过他入狱前的著作，我的印象是纳尔逊深化了他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尽管在狱中信息匮乏，使我们无法熟悉国内国际形势。但我们清楚，他也清楚：在狱中我们分析问题是为了增广见闻，从而确保我们对反抗运动及非国大的忠诚是理性而非盲目的。
第六章 漫漫长夜
五、“释放曼德拉！”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新的行动，非国大在大众心中的声誉提高了：1980年早期，“民族之矛”游击队第一次袭击了白人警察局；约翰内斯堡附近重兵守卫的石油设施被破坏；在比勒陀利亚郊外，三个1976年6月后离开本国的“民族之矛”青年在银行劫持人质、要求释放曼德拉。当警察猛攻银行时，三人连同两名作为人质的妇女都被杀。大约2万名群众聚集到索韦托的街道上以及举行葬礼的墓地，调查显示大多数黑人把他们看成“英雄，为变革作拼死斗争的勇士”。
和平改革的压力不仅来自英文报纸，而且来自两个有影响的阿非利卡人的报纸。《祖国报》的编辑警告说政府必须学会和激进分子以及传统的黑人领袖谈判。他承认：“他们越是激进，得到的支持也越多。”《形象》报说这些领袖“不仅仅是煽动者和教唆犯。他们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正如阿非利卡人一样”。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在10年前的请愿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大约20年前他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号召被广泛地复兴。1980年3月9日黑人报纸《星期六邮报》的头号标题“释放曼德拉！”宣告了一场由其发动的运动的开始。
黑人社团领袖坚持在他们参加国民大会之前，必须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允许流放者回国，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黑人组织的禁令、废弃种族隔离。“我们相信在这个国家里现在正在寻求的艾丽斯漫游奇境的解决方法将缓慢又痛苦地将我们引向一场危机。”《邮报》编辑珀西、科布扎说。
随着运动积聚了力量，《邮报》下一个星期的标题变成了《让我爸爸回家》，刊登了有关曼德拉生平的一篇文章以及津姬和她的侄女扎基韦和温妮·曼德拉作“权力”手势的照片。
在沙佩维尔惨案20周年纪念日的前夜，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在大礼堂举行一次集会。“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历史上交出自己权力的第一人？”黑绶带组织的领袖希拉·邓肯说。科布扎则向白人南非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相信政府诚意最显而易见的行动就是释放曼德拉。”
津姬·曼德拉告诉集会的群众：“我不是作为一个呼吁释放自己父亲的女儿而加入你们中间的，我是作为我们这代人的一分子加入的。这一代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生活。”她说出了对所有没有父亲，甚至有时没有母亲的孩子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一代人看到的是压迫人民的恶行，童年的话题是上一次的袭击、谁的父亲或母亲被拘留、关在哪所监狱、上次探望是什么时候以及最近警察对家里的袭击是何时发生的。
“一年年过去，我们开始明白自己周围严酷的现实，我们不仅看到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次又一次的审判，而且看到更多人在那些有权随时将他们从自己所爱的人身边夺走的人手中失去生命。我了解所有这些折磨和恐惧。虽然我个人并不比其他黑人孩子承受更多。我了解这些恐惧，看到我的父亲牺牲所有物质的东西为公正、荣誉和人的尊严而战。我看到他们为此付出所有，我看到成千上万的父母也是这样。但我也看到这些牺牲却得到了他们为之奋斗的越来越少的自由……我看到人民的苦难已到达了顶点，我看到了索韦托火山猛烈地喷发，我们将不再忍受。”
她又说，使她恐惧地是在父亲的政治生涯中，他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并说除非人们听从，否则暴力将会发展到不可控制。最后津姬说：“呼吁释放曼德拉就是说改变不可避免的大屠杀。”
三天之后，即1980年3月23日，在索韦托的基督教堂，5000群众纪念沙佩维尔惨案以响应莫特拉纳博士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的呼吁，图图主教代表教会理事会执行理事在《邮报》“释放曼德拉”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他的护照刚刚因为他坦诚的言论而被收回。“无谓的牺牲和流血，像津巴布韦人民承受的那样”，理事会宣称，“只有一种可能避免，就是曼德拉和其他在狱中或流放的领袖能够参与统一的南非社会的重建”。
随着成千上万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字，包括温妮·曼德拉，运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1980年6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意义的讨论”。
阿非利卡国家主义者的出版社，号召在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取得胜利之后全国集会，加速了运动的发展，出版社不得不宣布这只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把戏”。但是在保守的商业社团里有一个重要的声音响起：试图改善南非国际形象的SA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认为曼德拉的被释放将是“政府决心影响种族和解的标志”。
1980年4月15日，司法部长在国会严厉批评了所有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他引用了3月12日《好望角时报》的一篇评论，评论说随着罗得西亚战争的结束和选举一个黑人政府，“从罗得西亚的错误中得来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释放曼德拉将成为一个极好的起点……”
“如果这不是南非公众难以容忍的影响”，部长说，“那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南非其他的英文报纸都接受了这一呼吁。这并不新鲜。要求释放曼德拉的运动并不是新鲜事儿……”，他按着给出他称为“真实的”曼德拉的档案，声称他在非洲旅行时带着由“苏联克格勒”提供的文件，而且他访问了铁幕后的国家以图协作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这是唯一的一次英国被当做“铁幕后的国家”）。由此他得出结论：曼德拉“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就像他在一生中是一个坚定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一样”。
简言之，政府拒绝释放曼德拉。当斯泰伦博什的阿非利卡人大学持异议的学生嘲笑总理宣布他不会释放那个“首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总理勃然大怒。法庭判处曼德拉无期徒刑。
国家安全局前首脑范登·伯格将军提出抗议，不赞成政府的做法。他说曼德拉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只是代表黑人民族主义，就像阿非利卡人代表阿非利卡国家主义一样。
到5月底，很显然政府已放弃了和平谈判的机会。阿非利卡人毫不让步，要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而且因为拥有军事和经济力量，面对黑人革命，他们选择了战争。革命受到了威胁，可能会延长，并带来可怕的后果。
释放曼德拉的运动演变成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政治犯们现在可以自己从报纸上看到运动的进展情况。16年来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1980年5月13日，警察局长路易斯·勒·格兰治宣布他们每天都可得到一份英文报纸和一份阿非利卡语报纸。他们还可以用整理花园挣来的钱从一个监狱售货店里买到水果和梳洗用品。至少对曼德拉和其他在特殊牢房的人来说，服苦役的日子结束了。
温妮·曼德拉相信总有一天她丈夫会离开小岛，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但并不是她所指的恢复自由。1982年4月的一个晚上，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三个利沃尼亚案的被告——卡特拉塔、马拉巴、姆兰盖尼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收拾东西，并被送往大陆。第二天早上，当岛上的同志们醒来时，发现5个房间都空了：对他们而言，西苏鲁曾是他们的密友，而曼德拉则是他们的父亲。
温妮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来又听到电视转播，最后她收到警察局的一封信，通知她的丈夫已被转往波尔斯摩尔最高安全监狱。当局未做任何解释，她猜测可能是阻止他正在做的工作：他收到了经费以组织年轻的囚犯学习，或者政府希望消除为绝大多数人所知的“曼德拉在罗本岛上”的说法？曼德拉的监狱号码变为D220/82。
在开普敦港口，5个人被带上一辆一直守候于此的封闭的军用卡车，经过一小时的行程到达位于托凯郊外白人社区的波尔斯摩尔。在桌山和监狱外的小山之间有一条狭谷，这是南非最美的景致之一，有大片的葡萄园和松树林，但他们一点儿都看不见。残酷的剥夺才刚刚开始，他们完全与世隔绝，被禁闭在高墙斗室中，曼德拉后来告诉一位来访者，他开始明白了奥斯卡·王尔德称之为“那一片蓝色却被囚犯们当做天空”。
波尔斯摩尔是一所现代化的监狱，有狭长的黄砖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