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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故意混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政策，却促使曼德拉如此忠诚地维护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但事实就是这样。沃尔特·西苏鲁对记者说，《镇压共产主义法》在改变曼德拉对共产党的态度中具有决定的意义。他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攻击共产党实际上就是攻击解放运动。”这两个集团在公布法律那一天，1950年6月26日，组织了一个“全国反抗日”，并由此结成了联盟。在第二年的纪念日中，抵抗不公正法律的运动激怒了政府，它采取了更具压迫性的行动，这又促使非国大和共产党的支持者们紧密地联合起来了。曼德拉以后继续维护非国大和共产党间的联盟，并把这作为一种纯粹的战术手段，就像在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出现的共产党与“自由斗争人士”的联盟一样。在利沃尼亚审判中，他解释道，非国大不能排除那些愿意为反对种族分离体制而斗争的人，而且“在今后的许多年中，在南非只有共产党愿意将非洲人视为人类，给他们平等权利；只有共产党愿意与我们一起吃饭、交谈、生活和工作”。与共产党的合作使曼德拉接近了一些白人，他们与黑人一样献身于反种族分离的斗争，也一样遭受着警察的迫害。这更加促使他相信，非国大应该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多种族合作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不是使泛非主义者大会分离出去的排他性的黑人民族主义思想。
而且，曼德拉在思想上一年比一年更接近于一名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共产党的哲学观点。在1956年出版的南非杂志《解放》中，曼德拉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自由宪章》（非国大的官方纲领）“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并且没“注意到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他说，宪章所构画的新社会不可能实现，“除非也只有当这些垄断被击碎，国民财富移交给人民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必须结束“矿业国王和土地贵族”的统治，“工人”必须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军。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分析了反对种族分离的斗争，却号召各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这一制度。他在文章中反对的这种“制度”包括现存的国际秩序，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主义，而美国也没能逃脱他的抨击。在《斗争是我的生命》一书中收录了他写于1958年3月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非洲的新威胁》，这篇文章猛烈抨击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提醒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当心美国，他把美国说成是“在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中把自己伪装成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要注意”，他写道，“美国牌的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完全一样，尽管它穿着摩登的外衣，尽管它的鼓吹者和代理人的话语很甜。”
关于曼德拉本人是否加入过共产党的问题，这位非国大领导人在利沃尼亚审判中阐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态度。他否认自己曾加入过共产党，但是他说自己曾被无阶级社会的思想所“吸引”，这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又是由于他对早期非洲社会的“赞赏”，这个社会中，土地由部落集体所有。像许多第三世界领导人一样，他称自己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特别不同意共产主义者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公开指责，他声称自己尤其是英国政治制度的崇拜者。他对法庭说：“我认为英国议会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但是，“除了社会主义”，他不会尝试“任何一种社会制度”。
从曼德拉60年代初在白人法庭上的演讲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曼德拉是一个有情感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空谈的社会主义者。他确信，一些关键的经济部门——矿业、银行和大工业——应该由政府控制，而土地应重新分配给它以前的非洲所有者。如果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他，他就是一个“本质的社会主义者”，反对南非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的不平等现象。他的观点与许多同时代的非洲领导人（如塞内加尔的L·桑戈尔、赞比亚的肯尼斯·卡翁达和坦桑尼亚的J·尼雷尔）所持的没有定式的“非洲社会主义思想”很相似。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南非的环境中注定要显得激进得多，因为他针对的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白人集团，他们控制了全部土地的87％，并且实际上控制着全部的银行、矿井和工业。他刚出狱的时候，黑人与白人都急于想知道他是否仍然保留着早期对社会主义的偏爱。
在监狱中，曼德拉对于基本经济问题的看法似乎并没有太多改变。他仍然是一个“本质的社会主义者”，而且，1990年的他并没有比1964年的他更像个经济学家。他第一次走出监狱时所说的话与他走进监狱前的话非常相似。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谈到，要详细了解经济状况，以确保充分就业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解决“社会责任问题”。当被问及在彻底重分国家财富这一要求上，他的观点是否有所改变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没有。我的观点与非国大完全一样。矿井和类似的社会部门的国有化问题是非国大的基本政策，而且我相信，在这一点上非国大是非常正确的。”他这一天的讲话使约翰内斯堡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直线下跌。
在随后的岁月中，曼德拉减弱了他对国有化的调门，像非国大官方声明中表现的一样，但这似乎更像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内心基本的改变，目的在于安慰容易惊慌的白人商人、外国投资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即便如此，他仍然经常流露出国有化思想。例如，1991年7月，他在开普敦向葡萄牙人社区发表演讲时，重新宣布了非国大要把大垄断行业收归国有的态度。他说，国家的权力应该用来纠正种族分离政策造成的种种弊端，不仅在政治上，在经济上也应如此。然而，许多共产党人仍然担心，曼德拉和非国大正在逐渐抛弃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承诺；而且，有人预计非国大和共产党的联盟关系终有一天会由于这一问题而破裂。但是，由于曼德拉不断强调重新分配财富的紧迫性，在他的思想与共产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区别又让人难以分辨了。1992年2月初，他在瑞士的达沃斯对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小组的谈话中有如下内容：“把一些关键性行业收归公共所有，这本身就是为克服我们国家财富所有制中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的重要的一步。”在我们看来，在使非国大获得对经济的“指挥地位”这一问题上，曼德拉和共产党的兴趣不相上下。
曼德拉出狱后，他对第三世界革命者及其各自事业的关注也同样没有改变。1962年入狱时他是个“反帝国主义者”，而1990年出狱时，他仍然如此。获释两周后，他在赞比亚的卢萨卡会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他们拥抱、亲吻，犹如久别重逢的兄弟。他甚至因为把巴解组织和非国大的事业等同起来而激怒了南非的犹太人集团。在访问美国期间，他于1990年6月21日出席了“午夜热线”的电视直播节目，在节目中，他把阿拉法特称为“并肩作战的同志”。曼德拉与整个非国大一样，本能地坚持第三世界左派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都被“美帝国主义”统治着。他心中的英雄不仅仅是阿拉法特，还有利比亚的穆罕默德·卡扎菲，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当然，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不论形式如何，都愿意反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当伊拉克于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时，非国大最初的反应是站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就在地面战争开始之前，曼德拉在与乔治·布什总统的电话交谈中说，美国的政策是在冒险。犯错误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拉克。这些话令乔治·布什总统十分恼火。
曼德拉在美国与利比亚关于击落泛美103次航班的夙怨中支持卡扎菲，这又一次激怒了布什政府。曼德拉说，美国试图引渡两名利比亚谍报人员，让他们在法庭作证：1988年的炮击事件是“蓄意羞辱国家形象”。布什政府曾打算说服曼德拉取消1992年1月的利比亚之行，因为他有“一些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卡扎菲参与了国际恐怖活动。然而，非国大对卡扎菲的看法也同样有力，后者长期支持非国大的事业，为其提供了几百万美元的经费，而且为曼德拉此次北非之行安排了一架飞机。非国大的官员们对于美国干预曼德拉的事务感到很气愤。非国大发言人吉尔·马修斯对记者说：“如果美国想对曼德拉出访哪个国家指手划脚，那么它会造成许多麻烦。”曼德拉或许与美国和西方的意见不一致，但他代表了非国大内多数人的观点。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另一位深受曼德拉赞赏的人物。1991年7月末访问哈瓦那时，他高度赞扬了这位年长的革命者，并表达了对古巴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交响乐运动”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同情。他还赞扬了古巴革命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绩”，并对记者提出的古巴虐待人权的问题予以驳斥。曼德拉说：“从一开始，古巴革命本身就已成为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希望的源泉。”他立场分明地称赞卡斯特罗的革命及其在美国压力下顽强生存的斗争。卡斯特罗是曼德拉心中一位特殊的英雄，他曾派遣30多万军队帮助安哥拉左翼政府抗击南非军队和在美国支持下由若纳斯·萨文比领导的叛乱力量。“我们怀着对古巴人民深深的感激之情来到这里”，曼德拉在7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这样说道，卡斯特罗就站在他身边。“没有别的国家能像古巴这样无私地帮助非洲。”曼德拉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这些话语，毫无疑问，如果他能当上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南非的外交政策一定会有根本的改变。
在监狱中度过的几十年没能改变曼德拉的政治观点，却使他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基本上每一本介绍他的书，无论对他多么推崇，都会提到曼德拉年轻时经常表现出来的那种传奇式的坏脾气。然而，他在监狱中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从那时起一直如此。据一位狱友马哈拉吉讲，曼德拉有步骤地控制了自己内心的愤怒，不让他发作，这“不仅有个人原因，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习惯于隐藏自己的感觉，就连他最亲密的狱友也无法了解：他取得了成功，让马哈拉吉感到很震惊。在他出狱之后，这种行为方式被证明是很正确的，因为它使曼德拉保留了自己的生活。
曼德拉不愿谈及自己在狱中的经历，也不愿谈及狱中生活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1992年3月，记者从他那里了解了许多他从不想提起的往事。他说，在犯人中有“许多堕落分子”，包括“一些追求性快乐的人”，但他从不详细地讲述这些事。然而，他也曾对人讲了一件事。1988年，他刚在开普敦的一家医院治好肺结核，这时有人出50万兰特（大约18万美元）要拍一张他的照片。他说他拒绝了，因为他担心这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