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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在做了三年的改良主义者之后，德克勒克愈发表现得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不愿“进行到底”了，他也像史密斯一样在放弃权力问题上犹豫不决。头两年，德克勒克堂而皇之地保持着政治创新和道德高尚的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少数南非人的赞扬。他实现了自己在1990年2月2日作出的主要承诺，解除了紧急状态，开始与非国大谈判，并开始废除种族分离政策全部的基本法律支柱。然而在此之后，他突然丧失了改革的兴趣。在黑人权力日益接近实现的时候，他不是如起初那样积极推动其发展而是开始反对了。他发动的改革没了动静，而且他经常纵容自己的部长们使用各种反击手段损坏改革精神，甚至反对他们自己的话。例如，他们已经正式取消了医院中的分离政策，但是病房中大多仍保留分离的做法，在大城市之外的医院尤为严重。“医院把病人集中起来还是分开有它的道理。也许纯粹是因为医疗原因，也许是出于宗教和文化的考虑。”这就是卫生部长里娜·凡特在试图解释政府于1990年宣布在医院取消种族分离的做法时作出的狡辩。
德克勒克的改革措施看起来完全达到了使美国和欧洲取消制裁的要求，但仅此而已。种族分离的立法制度中最令人诅咒的部分的确已经取消了，但德克勒克从未要求通过法律以补偿、取消或制裁继续存在的种族分离的做法。德克勒克的改良主义中从未考虑过“肯定的行动”，事实上，他曾公开攻击这种请求，无论这请求是针对他的政府还是别的白人社会。
他这种可以说是没有变化的改良主义所带来的后果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各种形式的种族分离丝毫没有减少。正如德克勒克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一样，他也允许一种看似“种族分离制度私有化”的东西存在。对于绝大多数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而言，改革前后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变化，至少在他任总统的头三年中是这样的。各种以前被分离开的社区仍旧各自独立着，没有官方的鼓励要求他们联合。一些富裕的黑人搬进了约翰内斯堡北部的白人市郊，非国大的高级黑人官员、工会领导人、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有如一股细流，慢慢地流入了附近的白人中产阶级居住区内。但是，绝大多数黑人依旧住在肮脏、破败而且服务极差的黑人城区之中，而白人市郊的街道仍然每周由身穿黄色制服的黑人清洁工们清扫得干干净净。在韦弗利北部的市郊，即使从人行道的石缝中发芽的小草也要用除草剂除去，以便不影响少数白人行走。为了将下等黑人移近白人郊区而进行的第一次小的尝试，也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德兰士瓦省的行政当局起草了一个计划，要在约翰内斯堡周围建设新城区，有几个甚至已经开始动工了，但是这些城区是离市区最远的，当然，也远离白人郊区。看来，旧的种族分离的都市和他的建筑师们仍然阴魂不散。
白人的偏见也是如此。开明者与保守派一起设置障碍，阻止黑人在靠近他们的地方定居。这些白人反对者有个绰号“尼姆比”，是“别住在我的后院”的英文字首缩略语。“尼姆比反叛”中最著名的案件发生在1992年初。当时，省政府当局打算把几千名擅自居住在约翰内斯堡最北部的赞万方丹农场的黑人移入靠近白人郊区的定居点。迪普斯洛特和尼特盖达的白人们先是在布娄波斯兰设置路障，使用暴力阻止移入，然后又得到法庭的支持，公布强制令停止任何新的定居活动。在1993年1月，赞万方丹的黑人们得到迁移的通知已经接近一年时间了，可他们仍然居住在农场里，等待再次搬迁的通知。
白人社会看来已决心不理会黑人大众的住房紧张、教育和福利等社会危机了。他们严重脱离现实的行为引人注目。资本过剩的大公司对充满风险的社会投资不感兴趣，却在约翰内斯堡看似无限发展的白人郊区花费巨额的剩余资本修建美国式的购物中心和写字楼，或在别处修建海滨乐园和狩猎场。其中最著名的是开普敦的“迷人海滨开发计划”。它耗资几亿美元模仿巴尔的摩和洛杉矶港口的风格，建有水族馆、旅馆、临海餐厅、爵士乐俱乐部、啤酒屋和快餐连锁店，并且人们还可以看到海狮在水中的表演。这些似乎确定了开普敦作为“安乐之乡”的地位，在德班的海滨黑人越来越多之后，白人也似乎越来越偏爱这里了。
在旧南非最后的岁月中，德克勒克政府正处于另一种狂乱的阶段。他们不为解决黑人在住房、教育和福利上存在的巨大危机进行大量投资，却花费大量财富进行各种先进的军事和技术项目——为欧洲和亚洲雇主发射低轨道运行卫星；建设一座超现代的、激光反应核电站；为空军购买60架瑞士飞机。奇怪的是，德克勒克政府在发展军事和太空工业上的过度支出却没有受到什么来自黑人的批评。非国大和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或不关心政府在这些项目上的巨大投资。而且，在1990年初到1993年初之间，政府轻而易举地把超过100亿兰特的钱挪用到它的“特别防卫账户”上。如果政府改变它支出的顺序，这些钱可以建千万所学校、房屋和诊所，可以在住房和城区重建计划中提供无数就业机会。
同时，这个由阿非利卡人统治的庞大的行政机构在性质和目标上也没有什么变化。高级公职岗位仍然基本上是阿非利卡人的领地，至少是白人的领地。1992年初，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2885个最高级职位中，黑人只占14个。德克勒克似乎根本不打算在公职部门中开创一个黑人与白人合作的时代。公职部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甚至都没有当时清除P．W．博塔时代最冷酷的种族分离政策的执行者。像麦格纽斯·马兰和阿德里安·渥克这样臭名昭著的部长也只是在德克勒克无力抵挡强大的政治反对的时候才被轮换到较低的内阁地位。那些退出政府的部长（巴兰德·都普莱西斯、盖利特·维略安和斯托费乐·凡·德莫维）都是由于疲劳、身体不佳或出于个人的考虑。南非防卫部队和南非警察的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变动，直到1992年11月，许多丑闻才最终迫使德克勒克清除了23名军官和谍报部门的官员。
然而，总的形势是清楚的：德克勒克没有积极行动，想以此尽可能多地创建阿非利卡人的权力，并在与旧的阿非利卡人统治完全相同的制度下维持这种权力。然而，这个没有改革的制度恰恰是他最初提出应该彻底改变的。发生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政府时代的斯大林体制的彻底解体从未在南非德克勒克政府出现过，对这一点已没有人会怀疑了。德克勒克最终证明，他并不像他宣布的那样准备“彻底地最终”与旧的种族分离体系分裂，也没有采取可能削弱阿非利卡人所掌握的政府力量和安全工具的措施。在经过三年改革之后，他距离自己的改革所具有的含意——这也正是他曾指责戈尔巴乔夫失败的地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德克勒克对改革的矛盾情绪在他处理土地问题时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遵守诺言，取消了为白人保留87％的土地的1913年和1936年的《土地法》；但他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把充公的土地还给以前的南非所有者。在此问题上德克勒克本可以采取肯定的行动表明自己执行社会主义的立场的，他至少可以作出一些象征性的表示，并开始把一些国有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然而，政府却老调重谈，组建了一个“土地分配咨询委员会”调查土地争端，关于黑人对从前的部落或祖先的土地所有权要求只能对总统本人提出建议。同样，德克勒克也没有采取行动把十个黑人家园联合起来，尽管他早在1990年2月2日的讲话中就提出，必须把他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南非。比这更糟的是，政府实际上巩固了这些黑人家园的地位，在1992年间把超过100万亩的土地转移给四个这种人为分割的带有种族色彩的小州。毫不奇怪，作为政府的政治同盟者，66万亩土地归入了布特莱齐领导的夸祖鲁。有时候，在刚刚“私有化”的土地交易中似乎存在种族分离的做法，因为在白人官僚和白人农场主之间的秘密交易仍然没有改变。与此相似，各种中央与地方机构在1991和1992年间继续与白人农场主进行国有土地的买卖，却忘记了几百万没有土地、无家可归的黑人对土地的强烈要求。
德克勒克对1991年和1992年发生的许多动摇了他的统治的丑闻的反应是克制的，这也同样暴露出他对于改革非常谨慎的态度。他并不比他的前任们更热衷于提高标准净化政府，虽然他表面上说，在非国大接管政府之前将全力以赴这样做。在1992年11月的一个月中，政府的统治就受到了动摇，这不仅仅是因为“金石委员会”的几次调查表明，军队仍然在资助各种秘密行动诋毁非国大的声誉，还因为莱伯瓦、夸恩德贝勒和西斯凯的黑人家园中出现了普遍腐败和领导失误的丑闻。关于这三个黑人家园的报告中有两个表明：80年代中末期，莱伯瓦和夸恩德贝勒中，政府基金因管理不善、浪费和盗用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盖利特·维略安和斯托费尔·凡·德莫维这两个德克勒克在头三年谈判中的主要谋士也受到了牵连，却没有任何针对他们的行动。然而，这两个人已经完全退出政治了。
11月份的大曝光让人们更难以相信，在高级军官和部长们从事的勾当中，德克勒克是“没有牵连”的，尤其是像他与非国大进行的谈判这样敏感的问题，内阁长官大卫·斯泰沃德试图改变由此造成的国内外的批评，他把德克勒克描绘成一个在微妙的政治钢丝上行走的领导人。不削弱南非防卫部队这一主要的权力基础，他就无法彻底清除和改革自己的安全机构。德克勒克不打算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让自己的军队无法控制，最终发动政变反对自己。但斯泰沃特也承认，德克勒克必须运用更有力的领导，否则，他将面临军队的不检点行为给他带来的各种指责。
前国民党总书记凡·德莫维更多地证明了德克勒克对于非国大的双轨战略。1992年11月9日他宣布自己退出政界，一周后他在一次采访中承认国民党故意执行了这样一种战略：一方面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政府要寻求与非国大进行必要的合作；另一方面要为即将到来的制宪会议和议会选举做好准备，在选举中国民党与非国大必然要成为水火不容的对手。他举了这样的例子作比喻：各种橄榄球队、足球队、板球队和棒球队聚到一起决定他们共同参加什么样的比赛，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起初他们必须合作以建立“这个比赛及其规则”，而一旦这些都解决了，每个“队”都必然会尽全力赢得比赛，凡·德莫维说，国民党与非国大不仅在为这场“比赛”进行谈判，还正在为赢得比赛做着准备。
尽管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出非国大的领先地位，凡·德莫维仍然强调：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