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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南非共产党意识到，留在非国大对它更有利，因为这样它可以更多地影响其决策的方式和政策；它也可能有机会最终掌握政权。南非共理论家杰里米·克罗宁曾写到，南非共产党夺取政权最实用的模式是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古巴共产党融入了卡斯特罗“非共产主义”的“七·二六运动”之中，并且最终将古巴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克罗宁说：“这种观念依然存在，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在这里发生。非国大领导的是民族民主革命，而我们要领导第二阶段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共产党真的执行这一战略，那将意味着南非将出现一个三方联盟的政府，包括国民党、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这不可能出现政治的稳定。
毫不奇怪，几乎没有人预测旧南非会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新南非。布特莱齐，泛非主义者和顽固派白人至上主义者都在加快自己的战斗步伐，破坏正在进行的和解进程。共产党、非国大和工会中的好战分子也不安静，他们害怕非国大会牺牲他们的社会主义目标以获得权力。尤戈尼·恩雅提是这个国家少数几个有思想的黑人风险分析家之一，他预测1994年达成的解决办法最多持续三到四年时间。公众的觉醒和生活质量的停滞不前将激起人们对它的反对。国内混乱和工人的骚动将继续存在并再次使这个国家无法管理。他认为，面对来自选民的并未减弱的压力，非国大将不可避免地向左派转化，并将接受泛非大会和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的黑人权力哲学观念。按恩雅提的说法，曼德拉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成为另一个阿贝尔·穆佐雷瓦大主教，在历史上走下坡路。后者是黑人卫理公会教徒、从主教变成政客，于1979年被选为“总理”，在“津巴布韦——罗德西亚”历史上他的政府是短命的，是白人控制的过渡政府。
在约翰内斯堡的高地阿非利卡人大学工作的迪昂·盖尔丹海斯教授提出了相似的悲观方案。他使用汤姆·巴纳德的笔名写了一本《南非：1994—2004》的书，声称他勾画了正在形成的新南非的“流行史”。在1991年休假期间，本书在白人北部市郊风糜一时，因为紧张不安的公民们正在考虑是否应该离开这个国家。盖尔丹海斯和恩雅提一样，预测政府与非国大达成的任何和解都将失败。他用182页的篇幅描绘了这个新的“南非联邦共和国”如何在短期内引起了一场国内战争，导致国家分裂，白人创建了自己的国家。
就连总统的哥哥威廉·德克勒克也预测这个国家的前景“乌云密布”，因为他的民主传统极为薄弱，而且暴力和革命仍然“随时有可能暴发”。与此同时，共产党担心南非会成为另一个智利，而曼德拉是阿连德＇3＇第二，白人控制的军队和安全部队支持白人右翼分子会发动反革命暴乱，推翻南非阿连德的统治。
当两位主角在决定他们政治“游戏”的规则问题上越走越近的时候，布特莱齐却愈发变得富于狂想、反动和可恶了。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的关系每向前发展一步总会导致他们与布特莱齐的关系退后一步。在他们签署9月协议的第二天，这位夸祖鲁的酋长就提出了反对，取消了与德克勒克的双边谈判，并警告说他反对非国大与政府达成的任何一项双边协议。他警告双方，没有他只会导致国内战争。他公布了因卡塔自己的计划，要建立一个松散联盟的、有很大自治权的夸祖鲁——纳塔尔州。虽然他向人们保证他并不是暗示要退出联邦，但他说出这些话就已经是威胁了。然而，德克勒克和曼德拉拒绝了这种敲诈，不允许他们的双边会谈受到布特莱齐在乌伦迪敲响的战鼓的威胁。但是他们都与之进行了双边会谈，希望这样能把布特莱齐拉回到和平进程上来。
尽管存在无法预测的“布特莱齐的因素”，非国大和德克勒克政府仍然不断缩小他们之间在制宪方面的差别，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高级官员之间变得“非常亲密”了，他们在设计双边决议时，希望能说服无法参加他们私人谈判的党内其他成员。但是他们已决定在这场决逐中领先，无论独行者、泛非组织和阿扎尼亚解放军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否加入他们的行列。同样，德克勒克也不准备因白人右翼主义者的反对而改变方向。当南非民主大会终于在1993年4月初重新召开的时候，泛非大会和保守党都首次参加大会，这又让非国大和政府看到了希望：白人右翼分子和黑人好战分子的威胁终于可以受到控制了，至少也可以受到牵制。
他们决定走在决逐前列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联合起来大概可以在首次大选中赢得70％到80％的选票，这个可靠的多数可以让他们组建过渡政府，只要他们双边关系仍保持正常运动。但是，他们能否成功地构造一个政治体系，足以让他们经受各种小党派联合起来对他们筹划的协议的攻击，这还不清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个关键政党的面前将有许多混乱的事情，甚至在他们处理彼此在联合政府中的关系问题上也有许多麻烦。
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将会遇到什么命运仍然是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如果曼德拉能活到1994年4月的大选，他将注定会以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尽管他经常说自己不会在过渡政府中供职，而只能接受总统的职位（如果人民选举他当总统），但是，五年的过渡政府的提案却使这种可能有一定风险了。毕竟，曼德拉在1993年7月18日已年满75岁了，而且，对于由他来主持作为民族和解象征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的提法，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
那么，德克勒克的前途又如何呢？1993年初，对于他是否愿意在曼德拉手下当一名部长甚至总理，存在许多臆测。旧的阿非利卡人统治精英的领导人能否服从新的黑人权力精英的领导人的指挥呢？德克勒克也许起初会以民族和解和政治稳定的名义同意这样做，但这只是短期的安排。三年的时间使他们彼此都不再抱有幻想，在他们之间有太多的敌意。使他们无法在一起有效地工作很长时间。南非当代历史上最可悲的事实是，两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和平缔造者在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的同时，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了。正如革命会吞食自己的孩子一样，南非的和平进程毁掉了它的领导人。
无论是因为他再也无法与德克勒克和睦相处，还是因为他精力的下降，曼德拉已经逐渐地把他以前在非国大与白人政府交涉中所处的关键地位让给了西里尔·拉马弗萨。自从1991年12月他们在第一次南非民主大会上公开争吵后，曼德拉很少与德克勒克进行私人会晤，以讨论如何克服最近在谈判中出现的障碍，或者如何解决暴力危机（他们六个月以来的第一次私人会晤是1993年3月22日在约翰内斯堡附近举行的，随后又举行了几次会议，以打破关于大选日期的僵持局面）。他们之间的电话联系也同样少有。与此相反，拉马弗萨却发展了自己与政府之间的私人联系，而且他和他身边的一小群人接过了设计非国大谈判战略的责任。拉马弗萨还开始与罗埃洛夫·梅耶尔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后者是德克勒克丑闻不断的内阁中最出色的人物，并于1992年中期取代盖利特·维略安而成为制宪事务部长。
梅耶尔与拉马弗萨之间的伙伴关系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德克勒克和曼德拉曾经希望建立的那种关系。这种新的政治友谊是政治骚乱的副产品，而正是这种政治骚乱摧毁了德克勒克与曼德拉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谊似乎不断巩固了自己得以建立的基础。这或许是因为梅耶尔与拉马弗萨设法让他们的关系保持了低调发展并且不含有政治上的虚伪，而无论德克勒克还是曼德拉都觉得，作为各自政治事业和选民的发言人，他们必须采取这种政治上的虚伪做法。
甚至有传闻说拉马弗萨和梅耶尔在1992年9日曾秘密会晤，他们在东德兰士瓦一处私人别墅里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心，而德克勒克与曼德拉从未拥有过这种非正式的亲密关系。早些时候，这两个少壮派人物重新恢复了政府与非国大被1992年6月的“博伊帕通惨案”中止的各种接触。早在8月21日他们就开始举行了一系列秘而不宣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们讨论了恢复双边谈判的各种方法。即使是比斯霍惨案也不能中止这些会议。实际上，这进一步促使谈判双方回到和平的谈判桌上来。显然，拉马弗萨和梅耶尔正肩负着在他们双方政党及社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的重任。
第七章 摩西归来
四、问鼎南非
早在1989年12月12日，当仍在狱中的曼德拉会见新任总统德克勒克之时，他就将一份其宗旨为“创造互相理解气氛”的信件交给了德克勒克。德克勒克在就职演说中曾表示：“对所有人来说，通往和平、正义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和解之路，那就是一同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一同讨论新南非的前景，那就是以持久谅解的目光进行制宪谈判。”曼德拉对此表示赞赏，并再次呼吁非国大与南非政府进行分为两个阶段的谈判，即首先就一些先决条件进行谈判，一当时机成熟，便开始正式制宪谈判。
1990年5月2日至4日，由曼德拉率领的非国大代表团与由德克勒克率领的南非政府代表团在开普敦举行了第一次谈判。这是非国大成立78年以来第一次与白人政权平等地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30年前，白人政权取缔了被逼迫得只剩下用枪口说话的非国大，30年后，同一个白人政权不得不与被自己取缔了的组织进行平等的政治谈判。曼德拉在记者招待会上希望南非白人对非国大不要有任何恐惧心理。他指着非国大代表团内的一位白人说，这位是贝耶德·诺德先生，他曾是南非政府的一名部长，这证明非国大愿意与南非所有公民合作。每一个南非人都程度不同地体味出了其中的意义：尽管28年前入狱时的曼德拉没有选举权，28年后他仍然没有选举权，但黑人与白人的政治代表毕竟是300多年来第一次坐在一起为国家前途共商国事，两个种族间水火不相容的历史正在被平等的对话所代替。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历史变化呀！每一个南非人都对此深有感触。非国大外事书记、南非大选后出任第一副总统的姆贝基动情地说：“当双方坐到谈判桌前时，我们才都醒悟到，我们今天才做早在几十年前就该做的事情。这是多么愚蠢啊！”
这次谈判的主要目的是为正式制宪谈判扫清障碍，舆论界称之为“关于谈判的谈判”。曼德拉说这次会谈是在“和解与理解的精神下”进行的。德克勒克形容这次会谈取得了“重大突破”，是和平解决南非问题的一个重大步骤，他“对南非的前途有信心”。这次会谈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果：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负责处理有关政治犯的工作；对过去宣布为政治犯的非国大全国执委会成员等暂时免于起诉，让他们回到南非参加政治运动；政府将重新审查现有的安全法规，使其适应南非当前新的政治形势，确保正常的、自由的政治活动；政府准备取消紧急状态法；双方将建立有效的联络渠道，以便有效地制止来自任何方面的暴力和恐吓行为。
1990年8月6日，双方在比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