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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回忆友谊和被捕之前发生的事情。人们缅怀往事，彼此互相提醒。他们分享着各自的来信中的新闻。有时他们哀悼逝去的朋友，有几个40年代以来的老朋友去世了：优素福·达杜和迈克尔·斯科特、布拉姆·费雪和莉莲·恩戈仲。费雪被判无期徒刑，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服刑第10年时，于1975年5月死于癌症。葬礼之后，政府要求把他的骨灰送回牢房。“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也因癌症去世，享年仅50岁多一点。在多年的监禁后，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意见相左的索布克韦已经同曼德拉和解。从罗本岛获释后，他住在金伯利，一直遭受软禁。
1977年5月16日清早，20多名警察来到温妮在索韦托的家中，命令她收捡一下东西，她将被流放7年。政府害怕她影响学生们。另外，她和曼德拉不知道，政府这次如此强暴、专横地把她从她唯一的家里赶出，离安德鲁·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预计访问索韦托只不到一周。
警察开车带着她和17岁的津姬向西南行驶了300英里，到达位于奥兰治自由邦低湿平地上的布兰德福特村。警察把她们母女两人放在门牌号码为802的房子前，这是政府所能找到的温妮最不熟悉的环境了——这里是阿非利卡人政治、文化精髓所在，当地语言温妮她们一窍不通。
“福尔特雷克”大街被称为“干道”，它把供2000名白人使用的各项生活福利设施连结起来，这些设施包括教堂、两家银行、一家邮局、两个旅馆、一家超级市场、一家卖报纸杂志的商店和一个加油站、一个火车站及一所阿非利卡语学校。一条弯弯曲的小路，路旁就是班图人管理处，通往被人称作“帕特卡勒”的黑人居住区。在阿非利卡语中，“帕特卡勒”是“小心对付”的意思。一名记者说它特别适合于新搬来的人。那里，3000名黑人拥有的全部福利设施只是一家班图人商场和一个啤酒馆。
那三间水泥房子，温妮叫它们“我的平房”——没有天花板，没有水，没有电，屋外一个厕所是放便桶的。她的房子与所有周围的人都一样，除了住的地方外到处是瓦砾。警察让她从家里带来的家具无法搬进那么窄小的门去，只好送回奥兰多。
她只能待在布兰德福特，而且夜里禁止外出，周末和公共假日也是如此。不允许会客，离家外出时，禁止每次和一个人以上在一起。普林斯卢军士，一位面色阴沉的人，一直在外界的汽车里监视温妮，当她外出时就跟踪她。按照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说法，他是“致力于扰乱她的生活”。
如果政府认为，把温妮流放到那样的环境——白人都对她充满敌意，黑人又没有文化——中去，即使她不会消失也应该屈服了，那么政府的如意算盘就打错了。这位经验丰富、漂亮的黑人妇女大步迈进超级市场、邮政局和银行时，布兰德福特像沸水般闹开来。那些地方是黑人从不敢涉足的禁区。在一家“时装”店外面，黑人们在排着队等候，温妮和津姬不但进了那个“时装”店，而且试了服装，结果发生争吵，店方叫来了警察。在温妮看来，白人的举动表明他们本性是害怕的，过去阿非利卡人曾退缩到他们的防御车队中把自己困在里面，现在也是这样，真是可悲。
镇上她的邻居们曾受到警告，不得与这个“危险的共产党”交往，但渐渐地他们鼓起了勇气，因为他们难以总是拒绝她的热情和慷慨。温妮眼见他们被剥削得一无所有——贫穷、饥饿而且卑躬屈膝——深感震惊，她开始思考，怎么才能帮助他们。
但无处不在的普林斯卢军士不久就把她带上布隆方丹法庭。原因很可笑：温妮曾去一个邻居那里打听去什么地方买煤；她在邻居那里时，有位男子带着一只刚买的鸡经过那里，温妮询问了鸡的价钱。检察官在起诉书中称以上行为构成了“三人集会”，因而违背了对她的禁令。他们还指责她炫耀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因为她穿着一件黑、绿、黄三色的衣服。温妮驳斥道：“在留给我的可怜的自由权利中，我还有选择穿什么衣服的权利。”地方法官认为她有罪，判她缓期服刑。法庭外面，人们向她发出欢呼。
南非报纸禁止引用遭禁令的人发表的言论，但温妮对一位《纽约时报》记者讲出自己的想法。她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简直是疯了。我是指哪个国家会把鸡的价钱作为证据来用”，上诉后温妮无罪获释。
不久，她又重返法庭，被控接待访客。这期间，曼德拉曾写过一封信，说：“我会念着你，尤其是你站在被告席上时。当你听着政府证词中种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胡言乱语的时候，我坚定地支持你，我深深地知道，你所受的磨难是因为你热爱我和我们的大家庭，并忠诚于它。这种爱与忠诚在不断增加……”
政府为这些案件花费了这么多力气和金钱，让温妮觉得可笑，而人们气量是如此狭窄，反应如此迟钝又使她惊讶不已。但这些事情对津姬的影响使她感到愤怒。普林斯卢在暗中监视她们，逮捕了从索韦托一起来看津姬的朋友，再加上布兰德福特生活压力大，生活水平很差，津姬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最厉害的时候，她不得不放弃学业去看精神病医生。在曼德拉向最高法庭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津姬才有了接见来客的权利。温妮不能提出这种申请，因为根据南非法律，黑人妇女没有这种权利。
令曼德拉高兴的是，津姬有一篇文章发表了，她正在向作家的目标迈进。他赞扬她说：“你已经收到了你的第一笔稿费。以你这样年轻的年龄来说，这是不小的成就。”他又忠告她说：“作家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他把人推上世界中心。为了保持在峰巅之上，你就必须真正地努力工作，目标是你的文章主题好而新颖，表达方式通俗易懂，词汇使用要准确。”
津姬曾写信让他放心，说“布兰德福特毕竟是个好地方”，他回信说：
“真难以置信，你母亲几乎失去了全部家产。她在那里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除非做佣人或农场帮工，或替人洗衣服。她只能生活在贫困状态。她已经告诉我你们现在必须要住那种房子，以及你们不得不使用的那种厕所或自来水设备。……”
“尽管如此，亲爱的，我很高兴你使自己适应这种环境，并且设法活得很快活。当我读到‘毕竟是个好地方’那句话时，我感觉好极了。只要你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就能变不幸为有利，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假如不是这样，那你妈妈如今早该彻底毁灭了。”
津姬发现写诗是发泄的好办法，在沃特福德上学时她就擅长这个。她通常把写的诗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而她母亲却善于把这些诗拾出来。1978年她出版了一本诗集，里面有他们的老朋友彼得·马库拍的一些照片。津姬把这本诗集献给她的爸爸妈妈，开头一首诗是写她父亲的：
一棵树被砍倒了，
果实落了一地。
我哭泣，
因为我失去家庭。
那树干，是我的父亲，
全部枝桠，都靠他支撑。
那果实，就是妻子和孩子们，
是他珍爱所在。
他们该有多么美味，
多么可爱，
可都落在地上，
有些离他很远。
在土里，
那树根，代表幸福，
被割断了联系。
在首次雅努什·科尔恰克文学比赛中，津姬的诗集获得了1000美元奖金，该奖颁给那些描写作为无私与人类尊严典范的儿童书籍。政府拒绝给她发护照，经办人只好由马克巴内在纽约代她接受奖金。该奖项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一位波兰犹太人，他是小儿科医生，因拒绝离开华沙犹太人住区的孩子们，最后与孩子们一起死在纳粹的特雷布林卡毒气室。
曼德拉在1962年说：“南非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之斗争，其核心和基石在南非内部。”1977年，游击队员和破坏分子越过边境渗透进来，真正的武装斗争开始了。这些年轻人经历了从索韦托到新布赖顿，到兰加的黑人城镇战火的洗礼，成长起来了。现在，他们跃跃欲试，准备自我牺牲。此举被人们认为是用以表明他们坚定的决心——要彻底推翻他们所称的“那种制度”。
在返回南非后不久，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成员就遭逮捕，按照《恐怖主义法》而被拘禁的人中包括所罗门·马兰古。他从未开枪杀过任何人，却被判处死刑。尽管西方国家政府、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甚至牵连到他的那件谋杀案中的白人遗孀都呼吁、抗议南非政府此举，他仍然被绞死。另一名年方二十的新成员莫西马·塞克斯瓦莱与曾在罗本岛上服过刑的一些老成员一道受到审判，被判处18年监禁。他说为自己的理想作出牺牲，他心甘情愿，他丝毫不怀疑那些理想会成为现实。
罗本岛上的政治犯们不可能知道“民族之矛”在同警察和军队交战，他们把零星的信息拼凑在一起，知道斗争正向前发展。1977年间，有95件审判案是根据保安法令进行的，政府的指控包括补充军事训练所需人员，组织行动小组，私运武装、炸药，以及从事破坏活动或游击战争。
津姬出席了对索韦托“学生代表会议”的审判会，该组织被指控筹划了1976年6月暴动以来的抗议活动，那些抗议活动连绵不断。从此，她开始代表她那遭监禁的父亲和被流放的母亲。
此时，泽妮同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查的儿子图姆布穆齐·德兰米尼王子结了婚。他们享有外交特权，可以对曼德拉进行“接触式”探视，这将是他被囚禁以来第一次同自己的亲人进行正常的人类接触。1978年6月，泽妮同王子带着一岁大的孩子从姆巴巴内去了罗本岛。当他们一起进到探视室时，泽妮担心父亲会抑制不住感情。她向父亲跑去时，几乎把孩子扔了，幸亏她丈夫抓住了孩子。泽妮和父亲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曼德拉抱过孩子。他们坐下说话时，泽妮发现父亲完全知道该干什么，尽管从她很小的时候起父亲就从未抱过孩子。“他注意到什么时候该给孩子换尿布了，甚至知道让她打嗝，然后他和她玩，哄她入睡。”
曼德拉已经有了五个孙子孙女：马卡基韦有一个女儿，滕比的两个女儿，还有马克加图的两个儿子。他给泽妮的女儿取名“扎基韦”（“希望”的意思），两周后，在布隆方丹的圣公会大教堂给她举行洗礼仪式。政府允许温妮从30英里外的布兰德福特前去，但中午以前必须返回。“扎基韦”的教父是91岁的莫罗卡博士，他曾是“蔑视运动”时期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教母是海伦·约瑟夫，她是曼德拉一家的密友，全家人都十分喜欢她。温妮提到这位妇女时说，“我们尊重她”，长期以来她成功地反抗了警察的种种迫害，她的经历是“我们的历史的真相”。教父与教母除彼此相视一笑之外什么也不能做，因为禁令不允许。73岁的约瑟夫夫人刚刚坐了两周的牢，因为她拒绝向警察提供她去布兰德福特探望温妮的情况。
1978年7月，曼德拉60岁生日之际，国际社会举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