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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
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着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出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的兴奋,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才觉察这一天没有喝水。
终于在暑期毕业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五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写《雷雨》的这段历程是艰苦的,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
他写出《雷雨》时才23岁。这个岁数,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正处在人生朦胧的阶段,而他却拿出了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品,这本身就给他的创作蒙上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曹禺,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的创作?他的生活积累又是从哪里来的?的确,对外界说来是有些神秘的,其实又不是神秘的。
他从来不是冷静的人,而是一个情感十分敏感的人。看来,他的生活是很平凡的,从家门到校门,他从来没有为吃饭穿衣犯过愁,他的生活道路也似乎很平坦。但是,他的感受却不像是通常人所有的那样,他以为他的境遇是“光怪陆离”的。他的家底,他的周围熟悉的人事,都引起他的不平和思索。他把一些人看成是“魔鬼”,把一些人看成是“不幸者”,激起他的愤怒,勾起他的同情,使他落泪。这些抑压的愤懑情绪在他心中激荡着、积累着、灼热着他的情绪,增强着他的不安。他不是那种念了什么小说写法、剧作法之类的书,在那里刻意编织故事的写匠,也不是有着什么明确的匡正社会、扶救人心的目的,和有着高度自觉创作使命的人。他在《雷雨·序》中的回答是真实的:“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的确,他心中郁积的愤懑太多了,他生性忧郁。从小就在情感上熬煎着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形也未能改变。他在《雷雨·序》表白着自己,说:“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切迫,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所以当着要我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反而是茫然的。”
《雷雨·序》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字,他处处说他不知道《雷雨》是怎样创作的,但又处处写着他是怎样创作的。这可以说他是第一次这样含糊而又明确地写出他的创作宣言,宣布着他的创作纲领。在这里没有一条创作的法则,也没有明确的理论语言,但创作的精髓却深刻地为他把握着,感受着,创作的规律也在其中蕴藏着。坦诚而率真,生动而朴实地写出了他创作的甘苦,创作的动机,创造的灵感,创作的过程,其它如人物的塑造,借鉴和创造,形象的思维,人物的配置,剧情的调整,戏剧的情景,艺术的分寸感等等,都为他天才地感到了,即使连他的不可理喻的“原始的情绪”、“蛮性的遗留”、“神秘的吸引”,以及对宇宙的憧憬,都道出了他创作的真相。但是,《雷雨·序》贯穿的一个主要点,是这样一句话:“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是情感的汹涌激流推动他创作,是情感的潮水伴随着人物和场景的诞生,是情感酿成“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是情感酿成戏剧中的氛围和情境。不论他称它为情感、情绪也好,或者称它为“野蛮的情绪”、“原始的情绪”也好,但都是他创作中所强烈感受到的。他曾这样说: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燠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样的性格是蘩漪,是鲁大海,甚至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
据说,作家写的每个人物都有着他自己,这并不是说,某某人物就是作家本人的化身。但他的情绪、感情、爱憎是如此强烈而分明地折射在他笔下的人物性格上。曹禺也是这样。他的感情对他的创作是太重要了。所以,他说他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
当然,他的情感不是凭空而来的,强烈的情感是现实激发起来的。同是现实的人事,但对它的感受程度却是因人而异的。作家的主体意识,主体情感对现实的拥抱是十分重要的,曹禺的感受是更强烈、更深厚、更广大了。
他在《雷雨》创作中,最早想出,也感到最真切的是蘩漪。关于这个人物的原型,他曾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我常到他家去玩。他有个嫂嫂,我和她虽然见过面,却没有说过几句话。她丈夫是一个相当好的人,她也很贤慧。后来,我听说她和我那个同学有了爱情关系。我很同情她。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为这个爱情牺牲什么的。这个女人就像在我心中放了一把火,当我写《雷雨》时,就成了现在的蘩漪。”①格说,这也并不算原型。但是关于这位“嫂嫂”,她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采访过她的堂弟,据他说:“谈起我的嫂子,她叫许××,她是我的堂哥(同祖父)的爱人。他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过,比我那位嫂子大十几岁。堂哥这个人很老实很死板,连长相都很呆板。我的嫂子25岁还没结婚,那时20岁的姑娘就该出嫁了,总是找不上合适的,因为年岁太大了,就找了我这个堂哥当续弦,很是委屈。这位嫂嫂会唱昆曲,她家是世代的业余昆曲爱好者,人长得很漂亮,又比较聪明,丈夫那么呆板,不顺心。嫂子很苦闷,堂哥各方面都不能满足她,思想感情上不满足,生理上也不能满足她。在老式的家座中,她显得比较活些,但又算不上是新式妇女,不是那么稳重,那时的说法,就算不规矩了。”曹禺对这位“嫂嫂”的遭遇却十分敏感,引起他的怜悯和尊重。在他看朱,是值得哀悼的可怜的人。在人们着来她不规矩,甚至是“罪大恶极”,妻子不像妻子,母亲不像母亲;而曹禺却认为是可原谅的。当然,也不只是这个许××,曹禺说:“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当然她们不是蘩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偏天样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沙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因为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①像生活中的蘩漪,如许××那样的女人,的确是不少的;但是有谁那么深刻地懂得她们的心灵。陈旧的道德观念早给这些人泼上污水,而曹禺却锐敏地感受着她们的痛苦和不幸,以及她们美丽的心灵。像周朴园逼着蘩漪喝药的场面,他见得多了,丈夫要妻子喝药也许是很平常的,但是他却敏感地发现这其中的压制和专横,写出来是那么震撼人的灵魂。先是他自己被震撼了,才能写出那么使人惊心动魂的场面。
当然,人们也会像对蘩漪那样,提出周朴园、周萍、周冲、鲁大海、侍萍、鲁贵、四凤的原型是谁的问题。作家曾说过,周朴园身上有他父亲万德尊的影子,自然还有那个为他父亲做过祭礼的齐某某。鲁大海受到他去保定宣传时在火车上碰到的那位工人的启发。周萍也许多少有他的大哥身上的某些东西。关于鲁贵,他曾说:“我家有个叫陈贵的,他会画菩萨,他画画时,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让别人看见。他还能做一手好菜:烧羊肉葫萝卜。这个人很斯文,他就是鲁贵的模特儿。”②但是,剧本中的每个人物都要一一说出他们的模特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或是他听人说的,或是他的回忆中来的,也十分可能是他从什么书本上读到的:当然更有他想象出来的,这一切都化合为他每个人物的血肉。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非真实的,那是难以像做化学实验把各种因素都能分析出来的。但有一点,他平时接触的人物,他对他们的观察和感受,是相当细致入微而又深入的。
曹禺曾说,“我对自己作品里所写到的人和事,是非常熟悉的。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共处。”①除了我们已经谈到的,还有一些。曹禺常谈到一个叫李补耕的人,也是万公馆的常客,他曾做过河北省东光县的县长。每次到万家来,总是带着他的老婆和两个丫头,一进小客厅,看见万德尊正坐在那里,便行起三拜九叩礼,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认真,这使曹禺感到格外可笑。然后,他就和万德尊喝茶聊天,抽鸦片烟,殷勤极了。他一家人都信菩萨,举止言谈和一般人不一样。吃饭时,李补耕太太一手扒着脖子,一手端着饭碗,用舌头把碗舔干净,相当滑稽可笑。还有一个曹××,此人是天津道洛公司的买办,是个洋买办,英文很好,万德尊十分佩服他。他说话总夹着英文的单词和短语。他的穿戴也很讲究,西服笔挺,硬领翘起来,眼镜挂在鼻尖上。万德尊带着曹禺到他家去玩,每次去了,万德尊就和这位仁兄喷云吐雾,海阔天空,但谈的内容又和李补耕大不一样。曹禺接触的都是这样一些人物,他觉得这些人很可笑也很令人厌恶。谁能准确判断,曹禺从这些人身上又取了什么东西,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