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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难得的好机会。曹禺说：１９４２年，我和叶老都在复旦大学教书，学校在北碚，我们都住在校外，经常是两个人碰到一块。在船上我们谈得十分投机。我从学生时代就读叶老主编的《少年》杂志了，他的小说我也读过，他那种洗练的文笔，雕刻人物的功力，是令人敬佩的。但我常听到关于他的为人种种，特别是他对后进的奖掖和提携，我的《日出》他就亲自写过批评，如今我仍能记住，他确是一位宽厚长者。我能喝一点酒，叶老常拉上我一起到酒馆里去喝“渝绍”，就是重庆酿造的绍兴酒。他很健谈，性格开朗，给人以强烈的感染。我如今还记得在船上，在酒馆里叶老的神情，我从他那里得到教益，是很难忘怀的。①
在重庆，过往最多的还是巴金。他常去巴金家里，每次到那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从那里得到温暖，得到鼓励。他说：
巴金的爱人萧珊是一个很善良很贤慧的人，我是非常敬重这位大嫂的。在重庆时，我穷得不得了，有时一天就啃两个大烧饼，有时连烧饼也啃不上。在这种时候，我就跑到巴金家里，又吃又住。每次都是巴金的爱人来招待。那时，巴金家里每天都有客人，经常有一桌穷客人。其实他并不富裕，但人们去是要从他那里得到友情和温暖。我住在他家楼上，他和他爱人住在一间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有时，他手头宽裕时，就约我到宁波馆子去打牙祭，巴金对谁都那么好，他永远是我的大哥，我敬重的兄长；他对朋友永远是那么厚道、宽容、友爱！②他改编的《家》，于１９４２年夏季脱稿，１２月就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仍然是经过巴金亲自校阅。话剧《家》的创作和出版，又一次凝结着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曹禺是幸福的，在创作上，他始终得到巴金的默默而坚实的支持，得到这位兄长的关心和爱护。
在中国的作家群中，曹禺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是比较平坦的，他确是个幸运儿，也许是因为他那样年轻就写出了才华出众的作品的缘故。巴金好象就是他的守护神。不仅仅是巴金，还有其他的朋友，特别应当提到周恩来同志，在那些激荡的斗争年代，他对曹禺是格外关心和爱护的。
１９４２年的冬天，他收到周恩来同志的信，在信中谈到他的《雷雨》、《日出》，是一片惜才之情，爱才之心，是学长般的关怀，是朋友间的赤诚，并特地邀请他去曾家岩五十号做客。之后，他不止一次去看望周恩来同志。曹禺是这样深情地回忆的：
那个时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就脚下生风，心里头也畅快极了。一踏进曾家岩的小门，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眼看到周总理的亲切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总理看我穿着单薄，送给我一块延安纺的灰色粗呢，让我缝衣御寒。
后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想到延安，想离开国统区的丑恶和阴暗。周总理循循善诱，要我留下。他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后来，我逐渐看清了，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我应当握着它，为祖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①一次，他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去南渝中学看望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张伯苓是坚决抗日的。“七七”事变前夕，他就预感到日本人会对他进行报复，就在重庆选择了校址，准备着一旦战争爆发，就把南开迁到内地去。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日本军队派飞机轰炸了南开大学，他多年奔波精心经营起来的美丽校园，在这次轰炸中几乎成为一片废墟。重庆的南渝中学在抗战烽火中又屹立起来了。他就在南渝中学的家属宿舍里，和师生们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常常念起他的学生，周恩来、曹禺都是他得意的门生。看到他们来看望自己，他是十分欣慰的。曹禺回忆说：
我和周总理到南渝中学去会见张伯苓校长，老校长留我们用饭，在座的还有九先生张彭春。席间九先生和周总理展开了讨论，九先生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而周总理非常泰然，心平气和地向九先生解释说：“你说的不对，不符合事实。”用许多事实来说服九先生。老校长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听着。告别出来，我搭乘周总理的汽车，在半路上他让我下车，说，“你不半路下车，叫国民党特务看见，就把你当共产党抓了”。这次同去张校长家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老校长十分尊重，对九先生的意见，也很耐心地倾听，他总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悦诚服。②周恩来同志对曹禺的关心和爱护是十分感人的。吴祖光曾谈到一件事，他说：周总理对曹禺是格外关心的，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之后，要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约我去编副刊，立即要去上海，由报馆给我买好了去上海的飞机票，是１９４６年元旦这一天的票。临行前夕，我去看望周总理，到了曾家岩五十号，我向警卫人员说明来意，警卫说周总理正在开会，这样，我就不敢再打扰他了。但很快警卫人员又赶上来，说周总理让我回去见他。他同我谈了两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几乎用了一半时间询问曹禺的情况，问是的写作情况，家庭问题，婚姻问题，问得相当详细。从这件事可看出周总理对曹禺的爱护和关心。①在那大夜弥天的年代，周恩来同志无疑成为曹禺心上的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他前进的路程。曹禺对党的认识，对党的感情，对党所抱的希望，就是这样地凝聚起来的。
大约在改编《家》的时候，张骏祥就约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后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前记》中说：“那时在成都有一个职业剧团，准备演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邀了张骏祥兄做导演，他觉得当时还没有适宜于上演的译本，约我重译一下。我就根据这个要求，大胆地翻译了，目的是为了便于上演，此外也是想试一试诗剧的翻译。但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对人物、动作和情境的解释，当时的意思不过是为了便利演员去了解剧本，就不管自己对于莎士比亚懂得多少，贸然地添了一些‘说明’。后来也就用这样的面貌印出来了，一直没有改动。”还在大学读书时，他便钻研过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他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并不亚于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这些曾经直接对他的创作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剧作家。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戏剧博大精深，他甚至说：“宇宙有多么神奇，它就有多么神奇。”他也承认莎士比亚对他创作的影响：“我从易卜生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方法，而莎士比亚的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拟的。莎士比亚的诗，就像泉水那样喷涌而出，每个人物，哪怕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氓坏蛋，一个王侯，说出来的台词，时如晶莹溪水，时如长江大海，是宇宙与人性的歌颂，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珠玉，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①也许，你很难找到曹禺哪部剧作直接而明显地受到莎士比亚的影响；但是，可以说他的每部剧作都渗透着这位伟大剧作家的艺术精髓。像莎士比亚的诗情，那是曹禺在创作中所追求的，在《雷雨》和《日出》、《北京人》中都可看到这种一贯的追求。像《日出》中对金钱社会的鞭挞，难道不闪烁着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那种诗情！而话剧《家》更可看到莎士比亚诗剧的影响。莎士比亚对复杂人性的探索更吸引着曹禺。在这次翻译中，显示了他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独特的感受和见地，他说：“我以为这个悲剧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并不使人悲伤。只是像４月的天，忽晴忽雨；像一个女孩子一会儿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倚在你的肩膀上低低地哭泣起来。”①他是以他的诗人的心灵去感受着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的，因此，就独具慧眼，从中把握着这出悲剧中的美学的特色。他在翻译中，把他的这种感受也融入整体戏剧气氛和具体的文字之中。
翻译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优秀的译作，如同创作一样。《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闪现着曹禺的才华和诗情，译笔优美流畅，独具一格。柯尔律治曾说“莎士比亚有意使《罗密欧与朱丽叶》接近于一首诗，这一点可以从贯穿在剧中的众多押韵的对句中看出来”②。而曹禺正是把它作为一首诗来翻译的。不但体现出莎剧诗的神韵，而且把它的节奏和韵律也翻译出来。他特别称赞这个戏的第二幕第二景，即在凯布邸中花园，罗密欧和朱丽叶幽会的一场，他说这场戏“把爱情描写得如此细腻动人，实在少见”。我们不妨摘引一段译文：
罗密欧走进
罗密欧（听见墙外墨故求的话）
没有受过创伤的，
就会嘲笑别人的伤痕。
朱丽叶出现在楼上的窗口但是静静的，是什么光从那边的窗户透出来？
那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
起来吧，美丽的阳光，射倒那嫉S*的月亮；惨白的月亮都焦虑得病了，她气死原是她的侍女，为什么比她还美？
别再陪伴她吧，因为她嫉S*你。
她那修道的衣服都发了惨绿，那是小丑们穿的，你就丢了吧。
月光照见朱丽叶的脸。
这是我的她，哦，是我的爱！——哦，要她知道了多好！——朱丽叶仿佛颤了一颤。
她开口了，可她没有说什么。
这有什么？
她的眼在说话，我就去回答。
我太莽撞了，她不是对我说的。
天空中两颗最辉煌的星星要出门，就请她的眼来代替他们闪耀，候着他们归来。
真的，如果她的一双眼睛悬在天空，星星就替代她的眼睛，那会怎样？
那她脸上的明媚一定盖过星星的亮，如同白日的光压倒了灯光，在天上她的眼一定照耀满天的光明，鸟儿乱叫，以为白昼已经降临。
看，她悄悄把手托着她的脸！
嗳，为什么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就轻轻靠着她的脸！
无论是罗密欧，还是朱丽叶，在他们的爱情的絮语和独白中，都蕴藏着青春的朝气和生命的力量，是那么真挚，是那么甜蜜。虽然，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死去了，但却给你一种欢快和乐观的情绪，曹禺把这些都翻译到他那充满诗情的文字里。我在《曹禺剧作论》中谈到他的话剧《家》，曾这样说：“这样杰出的爱情诗篇，自然使我们联想到曹禺翻译的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这同样也是一部关于青春和爱情的悲剧。不知是《家》的创作启发了他那样富于诗情的翻译，还是莎剧的诗意影响了《家》的改编。的确，在《家》中是蕴蓄着莎剧的现实主义的神韵和风采的。”《家》中第一幕第二景中觉新和瑞珏的诗的独白，也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景一样，把爱情写得那么细腻动人，在悲怆中蕴藏着爱情的甜蜜，在冬天中透露着春的消息。
１９４２年底，在山城传出了“曹禺要演戏了”的消息，这成为当时一条重大的社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