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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赚了好几十万。“
在铜陵，由于铜矿企业多，人口少，城市小些，是块处女地，我在此开辟了一个大市场。记得当初找到铜陵供电局，他们马上接受了我。朱总来到，他们也对朱总说是我的精神感动了他们，“小董穿双黄球鞋、背个黄书包，像个下乡知青。女同志能吃这样的苦，不容易， 咱们做格力吧！“
……
一路上，朱总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上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在空调还没有走进老百姓的家庭时，市场的潜力已经有这么大了。没想到你做得这么好，小董，你不容易啊，我代表格力全体员工感谢你！安徽的经验一定要向全推广！“
我听到自己的工作被朱总肯定了，挺感动，说：“朱总，能有你这句话，我拚死拚活都要干下去！”
我对朱总说这话，并不是一时的感动，而是朱总作为一个企业家，是我生平最服气的上司。他其貌不扬，胆大心细，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可以说，“格力”就像是他亲手养大的“孩子”，为了“格力”的成长，人可说是费尽了心血。
别看“格力”的名字现在响当当的，可在当时，她的“出生证”却来之不易。朱江洪是从广西百色调到珠海来的，先是在我们“海利”隔壁的冠雄塑胶厂当厂长。海利和冠雄同属珠海一家集团公司。冠雄原来只有百来人，亏损200多万，工人工资都发不出，一个个只好去关口倒卖香烟。朱江洪1988年到冠雄，1989年便让这家厂赚了70多万，1990年一下赚了400多万。冠雄五金产各种模具，顺德华宝空调器厂的空调外壳就是由他们加工的，那外壳做得可漂亮了，当时，海利的总经理气呼呼地发牢骚：“我们的邻居在帮华宝打我们，我们能坐视不理吗？”于是，海利的总经理跑去集团公司告状，要让集团公司负责人召集冠雄、海利两厂负责人开会，双方各执其辞，争论不休，最终集团公司还是以行政命令让冠雄停止空调模具的开发。
但是，朱江洪也是一个脾气耿直之人，他认定的事情十八匹马也拉不回来。既然明的不给做，就暗地里做。朱洪洪后来曾得意地说：“要是不偷偷地做，合并后的格力空调还有什么新产品可销？”
1991年5月，集团公司从产品结构考虑，加大空调产品的开发力度，决定让朱江洪兼任海利空调器厂厂长。在此之前，朱总曾领着部属搞出一种畅销一时的海乐牌鸿运扇。说起来让人惭愧，他们竟好长一段时间没想到要去注册商标。等到想起来时，商标局说，海乐已被人抢注了。朱总想花钱跟那家公司买回来，人家不干。没办法，只好自己跟自己发脾气，他招来两个副手，门一关：“今天什么也别干，哪儿也别去，给我在办公室里想商标，想不出不许回家！”
名字起了一堆，却全不合眼缘。后来，他们从英文单词GLEE（快乐）得到启发，这个词翻译过来是“格力”——格外有力（几年后，又引申出另一种意思：格力——人格魅力），一下子就相中了。使用了约两年时间后考虑到今后在世界商业市场里的竞争，担心GLEE这个词意思太好，将来去英语国家注册，说不定又会跟人撞车，便参照日本SONY公司的做法，创造了一个读音与GLEE相似，而英文肯定没有的词：GREE。读真情起来，既有点像GREAT（伟大）、又有点像GREEN（绿色），还有认同的意思（AGREE），能引起人们丰富的想象，大家一致同意就这么定了。
集团公司领导获知后，对GREE一词大为激赏，一把抓过去“充公”了，让集团下属厂的产品都打这个牌子。朱总无可奈何地笑笑：“格力又不是名牌，人家乐意用吗？”果然，各下属厂家都觉得与自己的原招牌有了感情，没谁肯打“格力”的牌子。海利是朱总来当厂长，当然是个例外。
到了1992年，海利正式更名为格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业间的竞争已由过去的质量、价格竞争转为质量、品种、信誉、企业形象和服务水平等综合素质的竞争，进而发展为商标之间的竞争；可以说，在当时的空调市场上，谁能创出品牌，谁就拥有称雄市场的资本，谁也就能够独占鳌头。
朱总毕业于华南理理工学院，对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当看重。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空调用户很重视高效节能、价格适中，格力在这方面打出了自己的特色，所研制的多规格节能窗式空调，在市场颇具竞争力，由于当时的市场刚刚启动，就分体式还是窗式哪种更适合我国市场的问题上，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就拿“空调王国”日本的情况来说，他们生产的空调器有窗式、分体式和柜式等多达上百种型号。一般家庭多用窗式和分体式，窗式空调噪声比较大，吵人（这个问题直到90年代末才部分解决）。于是分体式空调兴起，在70年代打破窗式空调一统天下的局面。分体式空调因为压缩机放在室外，主要噪音也移到了室外，室内只留冷风主机送风口，相对安静。而且这样一来，它就不占地方了，这对住“鸽子笼”的日本人无疑有特殊吸引力（从后来的发展看，住房面积同样不宽松的中国人也偏爱分体式）。分体式价钱相对高些，耗电大些，富裕的日本人然对此不会太在意。可是分体式盛行一段时间后，日本用户发现，因室外压缩机与室内主的连接管过长，管口的连接螺丝密封性又难以保证，会造成制冷剂氟里昂慢泄漏现象，几乎每年都要重新加一次氟里昂。而窗式机一次灌装的氟里昂可用十年，氟里昂泄漏对大气层的臭氧层也有破坏，这些又是分体式空调的缺点。
在朱总的正确意识领导下，格力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分体式的技术问题——主要是氟里昂泄漏问题解决后，应该会大有市场。它的外型美观、不占地方，噪音小，而人对生存环境的忍耐力，只会随生活水平的提高减弱，受不了夜深人静时空调机在房间里没完没了地发出噪声。但对1992年度的全国市场来讲，肯定是窗式占主导。因此，格力在1992年之前，主要以生产窗式空调为主。
可以说，正是朱总的远见卓识，才为格力的进一步起飞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朱总又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企业家，深知9293年是格力能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的最重要的一年。因此，当他发现江苏和安徽的销售情况反差这么大时，马上着手亲自在华东地区考察。
考察完安徽市场后，朱总很满意，又提出要我陪他去江苏看看。于是，我们又从合肥到了江苏的徐州，然后赴南京。
我这个人性格外向，有话在肚子里憋不住，一路上嘴巴没有闲着，一个劲地向总经理讲述自己的营销观念，反正朱总也没当过业务员，还不算班门弄斧。我说，真正良好的销售策略，不仅仅在于是否把货卖出去、把钱赚回来，而且要看工厂和商家之间，能不能通过操作的一致来达到利益的一致，这样，生意才能做长久。对用户来讲，这也是最有利的，消费者可以拿到最好的产品，得到最好的服务，不会在厂、商的扯皮中浪费时间。空调可不比别的产品，大热天一坏，不赶紧修好还不把人热死？当然，它最好是别坏，这就要产品质量过关了。作为业务员，我可没少为产品质量听人埋怨。我们的售后服务也有待加强。等等。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积在心里的不满委屈也一股脑儿朝外倒了。
路短话长，我们到了南京。
六朝古都南京，繁华如旧。她是长江之畔著名的火炉之一，华东地区最大的空调集散地。这里的夏天虽然没有南中国漫长，但年年有长达40多天的酷暑。其时烈日烘烤着石头城，入夜也没有一丝风，人就像在烘箱中受刑。这里绝对是一个做空调生意的风水宝地，但是，格力在此地却没有知名度。
南京市场和安徽一样，做空调生意的除了十几家大的、有实力的商场，就是家电专营店、医疗器械商店等。我们先去了几家大的商店，经理听我们介绍完身份，就摆出趾高气扬的样子：“格力？没听说过。”
接连走了几家，都被“钉子”碰了回来。
偌大南京，哪儿才有格力呢？我们在街上转悠，来到一个与我们有业务关系的商场。找到家电部，我把朱江洪介绍给他们部门经理，他连头也不抬，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也不叫人倒茶、让坐，一开口便是：“您们的货很不好卖啊！”
我和朱总对视了一眼，朱总问：“到底怎么个不好卖，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
您们的产品不行，虽然质量好，但你们的服务跟不上，你们的人员也找不到，没人来管我们，没人来做具体的工作，我们要调货要配搭品种，根本找不到你们的人。这样子当然不好卖。对方的埋怨一古脑儿朝朱总发过来。
我们只好道歉，说格力工作没做到位。
其实，朱总和我都注意到，这家电子公司的展橱里摆着一台“海利”。格力空调已经打了一阵子品牌了，安徽的海利早已卖完，这里却还有剩货。很显然，格力没能进入南京市场，在江苏没有品牌形象。那一年，格力在安徽的销售额达1200多万，而江苏只300多万那么，驻江苏的业务员这300万是怎么完成的呢？真难为他了。一直没有打开局面，一直没有正规销售渠道，日子肯定是很难过的。在中国这块最富饶的市场上，他打的是游击战、麻雀战，太可惜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片兵家必争之地竞争空前激烈，连迎燕、宝花等拓荒产品，都被当时咄咄逼人的春兰、华等压下势头了，格力也处于一个相当弱势的位置。
一走出了这家商店的门，朱总就开玩笑似地说：“只不过跨了一个省，怎么像是到了两个国家？”
接着，他又感叹地说：“看来，这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啊！”
我明白他的感受：相对于安徽经销商的热情，南京这里的反应太冷淡，对比太明显了。也难怪这儿的经销商们，人家不熟悉格力，更没有因为卖格力挣到钱，能给我们好脸色看吗？
接着，我们又去了常州等宁沪线上的中等城市，不管有没有客户的商场，都去摸摸行情，问人家是否有经销格力的兴趣。
江苏之行，给朱总留下的印象很深。
考察完江苏市场，我把朱总送到上海机场，一路上，他的脸色很凝重，眉头皱得很深，我知道，他又在为一项决策大伤脑筋了。嘴巴闲不住的我这次没有打扰他，从心底来说，我对这位总经理深为敬佩，不仅仅是他卓识的远见、宽阔的胸襟，还由于他朴素的作风、开朗的性格，更由于他的知人善用，对下属体贴入微的关怀。说一句不过份的话，这许多年，我能忍受那么大的委屈，顶住那么大的压力，把太多太多的心事深埋不露，而忘我地为公司卖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对这位总经理的知恩图报。这恩，就是他对我的肯定与理解。
我常想，一个人在成功的道路上不管走多远，当她回首往事的时候会发现，能使她义无反顾地往前走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要说格力的总经理朱江洪对我就起了这种作用，我认为一点儿也不过分。
一个月后，我回珠海总部报帐的时候，他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小董，你能不能把江苏市场也拿过去？”
跟朱总分手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猜到了朱总想让我接手江苏市场的想法，但我想不到朱总决定得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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