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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害怕:“阿姐为什么呢?”
她知道母亲也一直留着父亲被暗杀时的那件衣服。不同的是父亲当年没有死,阿国却没活过来。阿国跟父亲比是小辈,但是他们都一样,是共产党。
“阿姐你不是吧?”
“多嘴!没让你问!”她训斥。
她说一个人走上某一条路总有缘故,阿国在她手臂里断气的那一刻,她这一生要干什么差不多就决定了。这么说不完全,还得算上父亲。从父亲拉着她的手从家门口小巷走过那时起,很多事情就注定了。
我们家孩子里,数大姐跟父亲接触最多,她懂事那几年,父亲难得地经常在家。父亲很喜欢大姐,大姐小时候,父亲从外边归来,站在摇篮边看大姐睡觉,边看边笑,满心欢喜,远比看见大哥高兴。当年父亲常牵大姐的手上街给她买吃的,大姐最初认的字也是父亲教的。父亲还给大姐刻过一个石头印章,小印章四个字“钱金凤印”,其中“凤”字中间刻着一只鸟,印在纸上活灵活现。父亲给大姐讲过许多道理,他说人要自知自觉,大姐是钱家大女儿,钱家人要像钱家人,当大姐要有大姐的样子。“大姐大姐头”就是自知自觉,自知自觉的人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应当做些什么。
“阿爸说过自己是共产党?”我问。
父亲什么都没跟她说,当时大姐还小,长大后她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这么多年来,大姐经常回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感觉他一直在拉着她的手领她行走,有如当年。大姐一直想要找他,她觉得父亲那样的人有可能因为种种缘故隐姓埋名,改名换姓,不吭不声躲在哪个角落做他的事情。父亲的求生意愿非常强烈,这种人无论遇到什么灭顶之灾,往往还会生还,不会轻易消失。如果父亲还活着,应当把他找出来;如果父亲确实已经不在世上,葬在哪里也该有个最后归宿。家中做节那天,保密局特派员柯子炎提及父亲,不像是随意提起,肯定是知道一些情况,也许是有意探听虚实,想从钱家人的嘴里打探父亲的底细。他们像是认为他还活着,他们似乎也在找他,其中必有原因。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不担心父亲,只怕母亲出事。
大姐让我安静。现在哭不顶用,这件事我管不了,白操心,她再想办法吧。她不喜欢让我卷进这种事,怕影响我读书,怕我有危险。现在我被卷进来,只能多加小心。
“你暂时不要回厦门。”她交代。
她要我先在大舅家住几天,等可以回家时再说。我得有个准备,最坏的情况是特务追过来抓我,那不必怕,因为我就是个学生,大人的事一概不知,特务拿我没办法,到时候她和大哥会设法把我保出去。无论我碰上什么,都要心怀希望,坚持活下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不是为了死。
“记住没有?”
“记住了。”
“记住什么?”
我记住要活下去。
她让我吃了一片安眠药,她自己也吃。她说不吃药只怕整夜甭睡了。
我从没吃过那种药,它对我效力巨大,没多久我就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晨,有几个人闯进旅店客房,他们打门,最后拿脚踹开房间大门,使劲推搡,把我从沉睡中推醒,冲着我大喊大叫。
“钱金凤在哪里!”
我整个儿蒙了,眼前乱哄哄,头脑晕沉沉,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闯进来的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们在问些什么。
“喂!看着我!”其中一个人朝我大叫。
我忽然认出来了,这是个矮胖子,刘树木,柯特派员手下的特务组长。
他追问大姐的去向。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姐跟我一起吃了安眠药,挤在同一张床上,然后发生什么我一无所知。
“东西呢?在哪里?”他嚷嚷。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些人搜查房间。大姐的皮箱还放在客房角落里,他们把皮箱拎在床上,看他们的动作,可知皮箱相当沉重。当着我的面他们打开皮箱,只见里边有些杂物,还装有半箱子书,居然都是我的课本,小学的,中学的,已经没有大用。大姐舍不得扔,把它们保留下来,不知为什么她把它们塞在皮箱里,从厦门带到了漳州。
矮胖子刘树木看到皮箱里的课本,脸色全变。
“电台在哪里!”他朝我咆哮。
我哪里知道什么电台。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惊险劫狱
大姐把安眠药含在舌头下边,然后悄悄吐掉。
她在半夜里悄悄离开客房,那时万籁俱寂,人们都在熟睡。司机小陈跟着她,两人将一切弃之不顾,不告而走,驱车匆匆赶回厦门。
她只能孤注一掷。
旧历四月二十做节当晚,我们家那幢木屋里发生什么了?有如大哥当时所怀疑,大姐与三哥一起鼓捣,密谋了其后事项,包括三哥第二天凌晨的失踪,以及大姐拉到漳州的一只大皮箱。这只皮箱本应装着一部电台,而不是半箱沉重的旧课本。
我们家老三钱世康根本不是什么生意人,他货真价实就是个“土共”,地下党游击队的敌工队长,这一次潜入厦门有一项重要任务,涉及一部电台。
前些时候,闽粤两省当局组织大量兵力围剿游击区,游击队与“进剿”之敌在山区周旋,历经几场大的战斗。一次突袭中,游击队的电台被敌军炮火击中,报务员牺牲,机器毁坏,致游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系。地下党通过内线从台湾得到一部新电台,用渔轮偷运到厦门,派遣老三钱世康到厦门接运。由于敌人防范严密,加强镇压,白区地下党的交通线又遭受破坏,任务异常艰难。老三勉为其难,想尽办法进入厦门,把电台接到手一检查,发现电台一只真空管以及若干零件受损,问题可能发生于海上运输途中。老三决定在厦门修好再往山里送,这方面技术他懂,零配件在厦门较容易找,唯有真空管无处可寻,紧急中他通过博闻文具店求助大姐。
三哥是从哪个渠道得知博闻文具店?原来是姐夫吴春河。两年多前,有一次三哥在山里游击队驻地意外见到了吴春河,两人都感到非常突然。时间短,彼此没多说,吴春河留了地址,说以后如有特殊需要,可试通过这里找他。除了这句话,吴春河没多说,老三也不能问。闽南基层地下党组织有多个系统,各自按照上级要求,独立开展工作,彼此不相统属。吴春河此前从未与游击队发生联系,估计来自另一系统,有可能直属更高层级。三哥与他在游击区意外相逢,彼此才知道是自己人。三哥猜想,姐夫突然进山,可能是奉上级之命联络重要事项。从时间上推算,那一次姐夫进山,可能跟前往台湾的任务有关。
三哥通过姐夫留下的渠道向大姐求助,事出无奈。情况很紧急,很严重。敌人大举进攻,特务活动猖狂,有白区重要干部被捕,几条交通线相继被破坏。这时候跟上级失去电台联系,雪上加霜。三哥急于修复电台,送出厦门,原有的渠道无法提供帮助,反复斟酌,才冒险与大姐联系。他觉得姐夫的活动大姐并不一定参与,但是姐夫是自己人,大姐肯定不会是敌人。无论大姐是不是地下党,毕竟是自家大姐,只要有可能,一定会想办法帮他。三哥用写信方式联络,没有直接去跟大姐见面,也不敢贸然回家探母,是因为感觉到危险——从潜回厦门起他就发现情况不对,身前身后似乎总有些人形迹可疑。他记得旧历四月二十家中做节,时间恰在眼前,因此先通过博闻文具店与大姐联系,再利用家人相聚之机见面。为了当天回家,他乔装打扮,小心谨慎,穿街串巷,瞻前顾后,用了所有可用的隐蔽行动手段,最终还是被特务堵在巷子口。还好大哥赶到,救了他。以安全计,当晚他应当跟着大哥钱勇离开厦门,大哥虽被他讥为“党国要员”,毕竟是自家大哥,不会见死不救,但是三哥不愿无功而返。
他冒险留在家里,对大姐承认自己来自游击队,讲述他的任务和危险处境。他被特务紧盯住,面临极大变数,已经很难完成任务,这任务又必须完成。
“哪怕鱼死网破,也得把电台送上山。”三哥说。
“要死还不容易?”大姐训斥他,“是要你活,要想办法。”
大姐的办法是亲自出马,让自己更深地卷进危险。她一手策划了三哥的失踪,让他藏匿起来修复电台并转移给她,余下的事情由她直接处置,她的身份提供一定的保护,比三哥多几分胜算。大姐习惯于照料我们所有人,宁可自己冒险,也不会让三哥去送死。“大姐大姐头”,她是大姐她做主,既然老三求到她这里,那么就得听她的。
三哥说:“阿姐,我得知道你是谁。”
“我是你大姐。”
“阿姐的任务呢?”
“别问。”
三哥当然知道大姐叫钱金凤,他只是不知道大姐属于哪个方面。姐夫是自己人,大姐呢?是因为与姐夫在同一个组织,或者只因为她是大姐,所以要帮助弟弟?如果大姐身负任务,是否允许她接手任务之外的事情,帮三哥?三哥不能不问,大姐却绝口不提,这意味着可能什么都不是,也可能是什么都不能说。
三哥终于提供了接头地点和暗号。大姐让三哥设法脱身离开厦门,她自己则带着一只大皮箱,借办理军需公务之机,以他们军需处主任为掩护,乘着军用吉普到达漳州。大姐去了花生油铺,这是三哥他们的秘密交通站,大姐在那里接上头,对接暗号和现场观察均无异常,大姐答应随后把“东西”送达,但是她迟迟不动,心怀顾忌。她抽空前往溪尾村寻访大舅,意外被人抓住,对方有可能是地下党游击人员,大姐还得设法逃脱,因为用这种方式随机接触,后果难以料想。待到澳妹赶到,得知三哥和母亲被捕,大姐再访花生油铺,本想通过交通站传递三哥消息,联络游击队一起营救,不料发觉情况异常,断然中止联络。
大姐面临艰难抉择,她本不应当让自己陷入这种局面。博闻文具店转来三哥求助时,她就该谨慎处置,最大限度地不让自己身涉险境,但是她没有设法回避。一旦进入就身不由己,步步深陷,直到没有退路。大姐就是这种脾性,她是大姐头,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家人安危大姐也有责,如果国家兴亡与家人安危彼此关联,大姐如何能让自己置身事外?
她决定孤注一掷。她让澳妹睡下,偷偷吐掉安眠药,招呼小陈匆匆返回厦门。
他们到达厦门时天还没亮,市区街道冷冷清清,车辆行人稀少。吉普车开进厦禾路,停在街边,大姐下车敲了一户人家的门,找来了一位帮手。帮手姓赵,是市警察局联络处的一位副官。小陈把赵副官和大姐送到了看守所,他们穿制服,佩枪械,携警备司令长官的手谕,前来紧急调押犯人。赵副官与此间所长相熟,当晚恰所长值班,一见赵副官分外惊讶:“鸡刚叫啊,赵副官这么早?”
赵副官告诉所长,昨日局联络处协助警备司令部破获一个共党地下组织,捕获几名要员。经彻夜审讯,有嫌犯提供一条线索,牵扯到一个人,据供称已在前天晚间被拘,押于这个看守所。上峰要立刻提审此人,派他们过来提人。
所长问:“叫什么名字?”
“钱世康。”
“没有。”
赵副官惊讶,看大姐。大姐说明犯人又称“阿康”,是经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