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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母亲，哥哥姐姐，全家大小，谁都要她一心读书，不想让她卷入是非。刘组长滥抓无辜，只怕逼得大家都要去投共党，别说这么个小女孩。
刘树木不服：“即便不是共党，知情不报须以通共论罪。”
大哥问：“我拿什么罪论你？”
“通共大案，钱长官徇私不得。”
“论你嘴硬罪。”大哥决定。
他宣称上峰有令，要他把自家事情收拾清楚，所以他亲自带人前来核查情况，以便据实禀报。澳妹钱玉凤这件事看起来大体清楚，应立刻据实处置。
忽然门口传来一声：“钱长官认为该如何处置？”
柯子炎声到人至，出现在所长办公室门口，身后跟着两个便衣。人未进门，他就把大哥的话接了过去。
大哥问：“这个人是谁？什么东西？”
大哥是装腔。他记得刘组长，怎么会把柯特派员忘记？
刘树木硬着头皮介绍：“是柯特派员长官。”
“杀我大妹，抓我母亲，追我三弟，拘我澳妹，就是他吗？”大哥大声问。
柯子炎说：“钱长官有所不知。”
柯子炎称自己奉上峰之命率行动组人员执行任务，从一开始就严令一条：无论如何，要活的不要死的。他本人号称“血手”，办案从不留情，该杀谁下手就杀，绝不犹豫。但是这一次他需要活口，死人于他无用，因此只抓不杀。钱金凤拒捕，被宪兵射杀，事出意外，不是他能控制。钱家人痛惜不已，他也感同身受，极度懊恼，只怕对上峰无法交代。钱母被抓属于保护性应急措施，本来就是准备问一问放人，没打算跟老人过不去。钱家小妹钱玉凤从厦门赶到漳州报信，导致事态恶化，背后肯定有共党地下人员策动，本该深究。念及她年幼无知，救兄心切，上当受骗，他们也没亏待她，囚禁期间甚为优待。坦率说，之所以还把钱玉凤扣在这里，就是要等钱长官驾到。既然钱长官来了，愿意奉送一份见面礼，相信有助消除误会，以后才好见面共事。
他当场签批一张条子，解除拘禁，释放澳妹钱玉凤。
“这样可以吧？钱长官？”他问。
大哥冷笑：“我该说什么？谢谢柯同志？”
柯子炎回答：“彼此。钱长官不必取笑。”
柯子炎称自己与大哥有缘，接下来只怕还会叨扰。大哥说柯特派员已经把钱家翻个底朝天，全家老小抓个遍，只剩他一个没抓，所以还要叨扰？柯子炎请大哥包涵，任务在身，有所冒犯也是不得已。他不是跟谁过不去，如果只为抓一个钱世康，或者闽南山沟沟里“土共”游击队区区一部电台，不需要他从台湾过海跑到这里。
“那么柯特派员要干什么？”
他让大哥不妨把他视为帮助，或能彼此相得也未可知。
大哥不跟他多说，匆匆离开，与颜俊杰一起把澳妹带出看守所，上车动身。
颜俊杰提醒说：“这个姓柯的相当诡异，看来没完，来者不善。”
大哥不怕，说世间人多的是小聪明小胆大，罕见大智大勇，他钱勇自认为可算一个，所谓“钱勇钱勇，大智大勇”。他这个人号称“老共”，当过红匪，杀过白狗，经历如此惨烈，一个柯特派员又能如何？
颜俊杰忙制止：“别乱说！”
大哥不笑：“自己人无妨。”
颜俊杰返回厦门，大哥带着澳妹回到泉州驻地。
他不问谁策动澳妹去漳州找大姐，让澳妹也别把应付特务的那些话搬来应付他。不管澳妹参与了什么活动，赶紧住手，不要再干了。家里刚刚死了一个人，不要有人再去送死，否则母亲哪里承受得起。
澳妹“哇”一下哭出声来。
到了泉州，大哥让卫生队的女兵给澳妹理发，把她两条辫子剪掉，修成短发，找了件合身的军服让她穿，军服上钉了一副上尉军衔。
澳妹抗议：“我不穿这个。”
“你大姐可以，为什么你不行？”大哥训斥。
他让澳妹擦去眼泪，收拾清楚，领她去见母亲。母亲老眼昏花，见到澳妹时大吃一惊，一时误以为大姐还魂，好一阵瞠目结舌。
“金凤，是你吗？”她问。
澳妹大哭：“我是玉凤。”
母女俩拥在一起，抱头痛哭。大哥立于一旁，恨恨不已。
第二章 生死相约
大哥。33岁。国民党某师副师长兼团长，上校军官。
战火情深
我大哥钱勇不像大姐，他的身份从未让我困惑。我知道大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的只是他要做些什么。
大哥生性自信，流于刚愎，他这种性格直接得自父亲的遗传，有如大姐的急性子直接出自母亲。我听说我们的父亲也是非常自信的，他什么都有理，任何时候都是对的，对自己坚信不疑，大哥跟他一模一样。如同大姐与母亲间持续紧张，大哥对父亲的怨恨久已存之，这种怨恨由于其自信而显得异常坚固。
听母亲说，父亲最后一次回家时，我才一岁多，父亲常要大哥抱着我站在我们家门外巷子边五脚距管门。我特别会哭，让心事重重的大哥烦透了，满腹是火。那时他大约十三四岁，已经是巷子里的孩子头，让他抱一个小女娃，百无聊赖站在家门口，当然很不情愿很不痛快。母亲对大儿子一向偏心，她认为抱小孩本是大姐的事，生大姐就是要让她带弟妹，因此母亲总要大姐从大哥那里接管抱小孩这件尴尬工作。父亲会呵斥母亲，逼着大哥抱我，因为父亲自有安排：他在家里跟一些来去匆匆的人说话，商量事情，大哥抱着我在门口望风。一旦动静异常，大哥会用力捏我胳膊，让我痛哭，用这种办法给父亲他们报信。
所以我还在幼婴之际就和大哥一起客串了父亲的秘密活动。细究起来，我只能算是客串，大哥却属参与，他还未成人，却已懂事。父亲不让大姐望风而倚重大哥，可能因为大哥略大几岁，比较警觉，胆子也大。当时我还太小，印象不深，不记得大哥抱着我在家门口晃来晃去的情景。大哥因为这些事受父亲牵累，差一点被警察用皮鞭打死的往事我也懵然不记，长大后才从家人那里知晓。
那件事发生在父亲逃离厦门当天黄昏，一队警察突然搜查我们家，追捕父亲。警察在家中翻箱倒柜之际，大哥从外头回家，几个警察把他按在大门边，给他上了手铐，拿脚踢他。大哥当时还只是个半大孩子，居然张嘴敢骂：“干你姆黑裳仔！”土话“黑裳仔”本义是“黑衣服”，街巷小孩拿这话骂穿黑制服的警察。
警察打了大哥一个卫光，追问：“钱以未去哪里？”
大哥说：“去你家吃饭。”
他又挨了卫光，被警察拖出门逮走。母亲抓着大哥不放，骂警察不得好死，小孩也不放过。警察把母亲推到一边，说共党要犯钱以未的匪崽，生来就不是好东西。钱以未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就抓小子。
大哥给关进牢子。警察抓他这个小孩也不是无缘无故，他们知道所查钱以未潜藏厦门家中期间，不时召集共产党地下人员秘密开会，钱以未的大儿子钱勇常在巷口望风，替老爹把门。钱以未逃离厦门，也是当儿子的用自行车把老爹送到码头。以这两项论罪，钱勇年纪不大，已经参与秘密活动，算个小共匪了。大哥被逮走当晚就过了堂，警察用绳子把他吊在屋梁上，轮流拿皮鞭抽他，要他招供父亲下落，大哥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却始终嘴硬，自始至终就是那句话：“去黑裳仔家吃饭。”
警察不得不服，说这个臭小子不打死，迟早是党国祸害，跟他老爸一个样。但是那一次他们没把他打死，因为小孩毕竟是小孩，嘴巴硬知情少，往死里打终究也打不出个屁。大哥被放出来时已经走不动路，被人用担架抬出看守所，他在担架上居然还嘴硬，一边呻吟一边不住骂娘：“干你姆黑裳仔！”
三年后，我四岁那年，大哥离开了厦门。家无父亲，大哥本应坚守岗位，承担起父亲留下的职责，让母亲有一个帮手，让我们弟妹有一个依靠，体验所谓“长兄如父”是怎么说的，但是他自行离家出走。时为1932年，大哥十七岁，在我家附近自行车铺当徒工，学修车。这一年春天闽南很不平静，因为“闹红”，本地人称“红军反”，即红军造反。时有大批红军部队出闽西而下，声势浩大，攻占漳州等大片区域，据说接着将进攻厦门。当局调兵遣将紧张应对，英国军舰驶入厦门湾，声称保护鼓浪屿租界，有钱人则四散而逃以避风险。
大哥悄悄离家之前跟母亲透了点风声，说师傅让他出岛办货，时间可能会长一点，母亲不要牵挂。他给母亲留了四块大洋，说是补贴家用，让弟妹读书。母亲非常吃惊，因为大哥当时还是徒工，不到有工资可拿的时候。后来母亲总是心里不安，认为大哥是为了帮她养家，拿了人家的钱，不得不偷偷溜走。师傅不是让他出岛办货吗？也许是让他办货的款？他看到家中艰难就把它留下了？母亲总是从小处着眼，注重相关细节，她不明白大哥出走实为大事。
大哥跑到漳州去做什么？他在那里参加了红军。
日后大哥私下里自诩为“老共”，当过红匪，杀过白狗，说的尽为实情。大哥提起这段往事时还会牵扯父亲：“就是因为他。”这般归咎于父亲似乎有失公允，他跑到漳州投红军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其时我们的父亲早已不知去向。但是大哥坚持把这笔账算到父亲头上，因为父亲让他早早介入他们的秘密活动，有意无意把他带上了一条路，让他小小年纪惨遭横祸，差点死于警察鞭下。“黑裳仔”预言大哥如父亲一样，迟早是党国祸害。有了这么些故事和仇恨，大哥不投红军还去干啥？
红军占领漳州一个来月，而后撤回闽西。撤退前抽调一批骨干，把几个地方游击队合编为一支部队，留在闽南打游击，大哥被编在这支部队里。红军大部队走后，这支小队伍遭数倍之敌围剿，接连几场恶仗，伤亡惨重，队伍几近毁灭，却又顽强重起，始终没给打散，坚持数年。直到中央红军撤出闽西赣南，长征去了陕北，这支部队还在自己一块地方游击，苦斗不休。
大哥走遍了闽南山地，经历了所在部队几乎所有大的战事，从战士一直当到副连长。战斗中他曾几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几乎丧命：突围中一颗迫击炮弹在他身后爆炸，他的脊背被炸花了，一块弹片从左后背打进胸部，卡在一根肋骨上，肋骨断了，只差一点就伤及心脏。受伤后他浑身是血，人事不省，只剩一口气，几个战士抬着他跑，躲避追兵。跑着跑着他醒过来了，头脑冷静，言辞坚决，命令战士把他放下，不要再抬着跑，因为根本跑不动，白军追上来大家都死，即使跑得脱，只怕没到安全地方，他已经给颠死了。他让战士把他放进路边山沟一个土坑，拿点枯枝树叶丢在身上，让他们赶紧先跑。危急中没有更好的办法，战士只能听从，给他留了一匣子弹，匆匆离开，准备待敌军撤走后再来接应。分手时几个战士都掉了泪，觉得回过身要做的恐怕只是为大哥挖坑埋尸了。
这几个战士撤离中遭遇伏击，全部被打死于山下。敌军还放火烧山，山间能动善跑的山麂野兔被烧死无数，如大哥这样的重伤员，哪还可能逃脱，却不料他居然没死。第二天上午，有好心山民经过那条山沟，听到有人呻吟，发现血肉模糊躺在沟里的大哥，把他背下山送至附近一个乡村土医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