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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狮坑进山吗？”吴春河问。
“路上过一个站。”小张回答。
中午时分小轮船靠到浮宫码头。这是九龙江边的一个小集镇，吴春河他们俩跟着交通员小张下了船，穿过集镇中的道路。时逢集日，道路两侧排着大大小小的摊子，卖肉的，卖鱼的，卖菜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吴春河在这个集镇上突然失去踪迹。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庄园遭难
姐夫吴春河送亚明回到厦门家中时，我没见到他。我跟班上同学一起去乡下，老师带我们去野外采集生物标本，住在岛外一所乡村小学里，一去三天。三天后回到家里，母亲一见我就骂：“澳妹死哪去了，才回来！”
我挺委屈：“说了要去三天啊。”
母亲说：“就不能早点回家？急死我了！”
“急什么阿姆？”
没等她说话，亚明突然从屋里跑出来扑到我身上，喊我小姨，我大吃一惊。
“亚明从天上掉下来了！”
母亲这才告诉我姐夫回来过，然后又走了。
我又高兴，又感觉不安：“他怎么还敢回家？”
“共产都敢，回家怕啥？”母亲不以为然。
母亲着急找我，却不是因为姐夫和亚明，是另外有要紧事情。她把我拉进屋里，从柜子里掏出一个小布卷，放到我手里。
“看看这是啥。”
小布卷包着一个石印章，很小，跟我的小指头差不多。我举着印章左看右看，看不出刻的是什么字，还好抽屉里有一盒旧印泥，拿出来印一下，明白了，是“觉醒”。
这印章从哪里来？漳州大舅那里。几天前，有一个客人到大舅家的杂货铺买东西，一边看货一边东张西望。等到店里买东西的其他客人走开，柜台后只有大舅一人时，客人忽然从口袋里掏出这个小布卷，递给大舅，问他认得这个不。大舅一看那印章就吃惊，他不懂刻字，也不认得那个章，却知道事情挺蹊跷，可能与父亲钱以未有关系。当年父亲住在大舅家时，大舅见过他磨石头刻字。
这位客人大约四十来岁，个子不高，脸很黑。他告诉大舅，他不是本地人，是从台湾来的，家住台南。有人让他到这里送这个东西，请大舅把它交给该交的人。其他的不必多问，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再来。
大舅惊讶道：“我怎么知道交给谁？”
客人吭都不吭一声，起身就走。
大舅为人小心，心知这件事非同寻常，左思右想，所知会刻字的人只有钱以未，除了我母亲，布卷里的这块小石头真是无处可交。他特地跑到了厦门。
母亲非常疑惑。她不知道这个印章是什么意思，以往根本没见过，不知道它与父亲是否相干。母亲大字不识几个，篆刻于她有如天书，因此她急于找我，要我拿鼻子嗅一嗅，估摸估摸这是怎么回事。
我哪有办法。
“台湾仔还要去找大舅问呢。”母亲着急。
“让大舅问他个明白。”我说。
没想到只隔一天，有人来问印章了，却是特务柯子炎。黄昏时分他带着两个特务来了，像上回一样，他穿便衣，戴礼帽，只是帽子下边多出了一条绷带的白边。
他问母亲：“阿婶还好？”
母亲吆喝院子里的鸡，要乌鸦到别地方叫去。
我牵着亚明的手，刚巧从后院走进屋里。
“钱小姐好啊？”柯子炎点点头，“这位是吴小公子？”
母亲对着我吆喝：“脚下狗屎！”
她指桑骂槐，柯子炎当然听得出来，这个人刀枪不入。
“吴先生不在家吧？”他问。
我不知道他长了什么狗鼻子，居然这么快就嗅到姐夫吴春河归来的味道，而且还知道此刻他不在家。
母亲说：“不认识什么吴先生。”
“阿婶只认识我？”
母亲说：“我认识死不剩的。”
柯子炎笑笑，把头上的礼帽一摘，他脑袋上部缠着一圈圈绷带，额头绷带还渗有血迹，果然是“死不剩的”，头上挨过一枪。
他说他算死剩的，头皮被鹧鸪啄了一下。还好他命大，跟钱家人可有一比。
“钱以未先生有消息吗？”他问。
母亲骂：“鬼有消息。”
他说不管是人是鬼，有消息就好。哪一天钱先生消息到了，给他带个好。他从没见过钱先生，只见过钱先生刻的印章，特别记得其中有两枚长方章。他试着找过，那一回搜查我们家，木屋各个角落翻个遍，查无踪迹，也不知落到哪里去了。
“去阎王爷那里找。”
柯子炎说人家阎罗王不要那种东西。实话说他找那两个章子就是要送给阎王爷的，要是它们终于到了他手里，他会让人找把大锤，把它们砸成一堆石碎。
他转头问我：“钱小姐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吧？”
我一概不记得。
他要我好好回忆。他跟我姐夫吴春河不是外人，当年吴春河跟他讲过“山本太郎”的故事，立志反抗日本鬼，打倒卖国贼，让他很钦佩，至今经常想念。这些年吴春河在大陆、台湾两地活动，涉嫌叛乱，犯的是杀头罪。他是保密局里有名的“血手”，一向冷酷无情，面对故人吴先生却是心存不忍，如果能做到他还是想帮点忙。
“把你们知道的都跟我说，这样大家都好。”他说。
母亲说：“死了最好。”
柯子炎问：“阿婶爱找死？”
母亲变脸：“你拿枪来。”
柯子炎笑笑：“我好用匕首。”
他还有一言相劝，如果吴春河回家，或者我们有机会见到，记得帮助转告，让吴春河跟他联系。即使吴春河不愿露面，也请提醒千万不要到处乱窜，否则非常危险。他是为吴春河的安全着想，如果出了意外，家人非常痛苦，他也不会好受。吴春河是他故人，眼下有要事需借助相帮，不能让吴先生如钱勇般惹祸杀身。
我大惊：“我大哥怎么了！”
“钱勇勾结共党图谋叛乱，密捕送台湾审讯，已经给枪毙了。”
母亲跳起来：“死你全家！”
我紧紧抱住她，不让她跟柯子炎拼命。柯子炎指着我要我留心，他今天不想大动干戈，否则他一招手，立马可以把我们家老小三口全部捕进监狱。
“你去死！”母亲大骂。
柯子炎不理她，还对我说话：“钱小姐记住我的话。当年我只有一个妹妹，现在你这里有三个老小，不信谁抵挡得住。”
他们推门离去。
我感觉手脚冰凉，对大哥的情况充满忧虑，只怕他真的大事不好，否则柯子炎不会这般放肆。柯子炎声称经常拿犯人的亲人下手，他曾经把我和母亲抓去关过，如果大哥再也无法保护家人，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母亲浑身发抖，为大哥忧心忡忡。
“他是讲真的？”
“他胡说八道。”
我一口咬定柯子炎是故意撒谎，这种人敢杀人放火，肯定更敢乱讲，无论什么话都不能相信。我说得非常坚决，不管自己心里多么惶恐，我必须先稳住母亲。
“为什么阿勇一点音信都没有？”
“早几年不是一样没有音信？”我说，“如今到处打仗，军队调来调去。”
“走哪里也该有个信啊！”
“说不定明天就有了。”
亚明跑过来，问阿婆和小姨说什么呢？母亲一看孩子穿得少，赶紧抓起一件衣服往他头上套，忙外孙的事去了。此刻只有这个小不点可以让母亲的紧张有所转移。
第二天下午，孙力在图书馆外把我叫住，塞了一张纸条给我。
“晚饭后老地方。”他说。
孙力是化学系的，与我同级不同系。我们在学生会活动中搭过话，互相认识，却没打过交道。他突然跟我说话，给我塞纸条，吓我一大跳。打开纸条，这一吓更厉害——纸条上没头没脑就两个字：“是我”。
我认得这个字体，是三哥钱世康。
傍晚我在食堂喝了碗粥，匆匆去了南普陀后山。
这是“老地方”，早些时候我曾经与三哥在这里见过一次面，事后三哥他们游击队劫了囚车，解救了四位同学，还差点收拾了柯子炎。
三哥果然在这里等我，一见我就咧嘴笑：“澳妹慌什么。”
“我没慌。”
他还是笑：“脸都吓白了。”
我可没心思跟他开玩笑，我一把抓住他：“三哥你快想个办法！”
我把柯子炎的事情告诉他，特务不知从哪里知道姐夫回家，还说大哥被秘密枪毙。母亲急坏了，三哥无论如何想办法打听一下大哥的消息，让母亲安心。
三哥闷声道：“是真的。”
“大哥死了？”
“这个仇一定要报。”三哥说，“事情先别跟阿姆讲。”
我“哇”一下哭出声来。
“澳妹，忍住。”
我拿手堵住嘴，拼命压住哭声。
“这就对了。”他咬牙，“天塌下来都要顶住。”
三哥潜回厦门找我，居然也是为了姐夫，特务追踪姐夫，三哥他们不甘其后。
他们都知道姐夫从台湾回厦门，曾经回过家，然后离开厦门，忽然失踪不见。三哥说姐夫本来要去接头，他们一直等着，姐夫没到，也没发现落在特务手里。
我抽泣着告诉他，柯子炎到家里追查姐夫，他肯定不在特务手里。姐夫回家时我不在，面都没见到。姐夫把亚明送回家，除安慰母亲外，只拉了点家常。
“出大事了。”三哥说，“需要赶紧找到他。”
像上回一样，他给我带了一包乡下花生糖。他交代我稳住情绪，好好活着，陪伴母亲，安慰母亲，替哥哥姐姐尽孝。
我泪眼迷蒙。
三哥告诉我，他们以牙还牙，也在想办法收拾柯子炎。上一次泉州城外没有抓住柯，他们继续寻找机会。几天前柯子炎在南安一带活动，三哥得到情报，知道他要回厦门，便带人在沿途一处险要地带伏击他的汽车，双方发生枪战，柯子炎在枪战中挂了花，当了“死不剩”的。按照当时情况，本可以击毙他，三哥却留了他一条命，要活的，宁可先放过。大姐牺牲前有交代，要抓住这个人，把事情搞清楚。
原来柯子炎所说“头皮被鹧鸪啄了一下”，讲的就是三哥。
我把大舅到厦门的事情告诉三哥。他听了很吃惊。
“印章在哪里？”他问。
“阿姆收着呢。”
他交代一定要收好，事情非同寻常。
三哥离去，我没有马上走，独自在夜幕里垂泪。心里除了大哥大姐留给我的悲伤，还有对姐夫的担忧。我不知道姐夫出什么事了，此刻究竟是死是活。亚明已经失去母亲，他不能再没有父亲。
后来我才知道，柯子炎到我们家追踪姐夫之前，已经与姐夫打过照面，姐夫差一点就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没有得手，无奈才跑到我们家追讨。
姐夫离开厦门那天，从轮船一上岸就遇到了危险。
交通员小张带姐夫他们两人进山，下船后他们走上码头，穿过集镇街道中的集市摊点，走向镇街后部一家酱油铺，那是他们要落脚的交通站。姐夫很谨慎，让交通员小张走前，自己随后，隔了相当距离，另一个同伴又隔了一段距离。
小张走进酱油铺时，姐夫顿了一下，站在街边一棵龙眼树旁观察，意外在那一刻突然发生：小张突然从酱油铺里冲出来，向街道另一头狂奔，有两个人跟在后边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叫：“站住！”骚动忽起，集镇街道上做买卖的大小摊主顿时慌乱，目瞪口呆。
小张没能脱身：有一个卖鱼的汉子在他跑近时猛地把鱼担子推倒在路中央，年轻人猝不及防，长衫被鱼担子绊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