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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组所驻村庄离滩头较近，枪炮声排山倒海一般惊心动魄。特务匆促撤退，迅速离开驻地，三哥被反铐双手拖上吉普车。
三哥哈哈大笑：“你们死到临头了。”
柯子炎骂：“走着瞧。”
几辆吉普车离开驻地，沿着乡村土路快速撤退，天黑地暗，道路难行，吉普车亮着灯，开得跌跌撞撞。翻过一个小山头时，前方突然响起密集枪声，一支进攻队伍突破防线，打过山头，向公路猛扑，黑暗中一串串弹光飞过山坡。
柯子炎大喊：“是共军！快冲过去！”
三哥突然在车里跳起来，用劲全身气力拿身体撞击前座司机。吉普车突然失去控制，蹿出道路翻下山坡。山坡下有一片开阔地，早先涂营二连在这里埋设过地雷。
吉普车触雷爆炸，三哥与柯子炎同归于尽。
尾声
来年春天，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漳州一处老房子里找到了母亲钱周氏。母亲已经离开厦门，带着外孙吴亚明回老家定居，小巷木屋的主人从南洋回来，房子还给了人家。政府要给母亲安排住所，母亲坚持回老家生活，因为丈夫钱以未、女儿钱玉凤、亚明的父亲吴春河和大儿媳陈蕾都知道这个地方，他们要是回家，在厦门找不到她，一定会到这里，这里有他们的东西，她要在这里等他们回家。
老房子里有许多旧物与母亲相伴。当年担心特务搜查，母亲偷偷把不少东西搬到此间藏匿，多为父亲钱以未的物品，有他留下的书籍，一抽屉石头，他的篆刻印章——其中有一对让特务柯子炎耿耿于怀、遍搜无着的长方章，它们藏在这里，印文分别是“山河破碎”和“天地更生”。
工作人员劝告母亲节哀，烈士们不可能回家了，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母亲拒绝安慰。她坚持认为自家小女儿去了台湾，可能是去寻找父亲。待台湾回归，他们自会归来。大女婿吴春河与钱以未一样曾经多次失踪，消失数年，都说已经死了，最终他们又都再次归来。死而复生在这个家不是稀罕事，母亲永远心存希望。
人民政府给母亲发了抚恤金，在母亲所居旧屋墙上钉上一块木匾，匾上题有“满门忠烈”四字。
五年后，有一封信自香港寄到漳州。小学生吴亚明给母亲读信，他一读信头“亲爱的阿姆”，母亲就大叫：“那是谁？是谁！”亚明赶紧看信末署名：“是小姨！”
确实是我，于貌似长眠中“觉醒”。
我没有死于美式手榴弹，也没有死于乱枪，我之存活因为意外，也因为孙力以命相换。我拉了弦的手榴弹竟然是颗哑弹，当特务在我眼前卧倒一地之际，它没有爆炸。当时我整个人蒙了，呆站着看特务们趴在地板侧头翻白眼。孙力突然扑上前连开几枪，林家团被他当场击中，特务们一起回头朝他射击，注意力被忽然引走。我身边意外地“吱呀”一声，一个门扇洞开，我不假思索当即窜进门里，回身把门关上。
这扇门怎么回事？当时我被特务逼到墙角，身后是一面高墙和一扇紧闭的木门，高墙里边围着一个破落大户人家的园子，园子已经残破，我所据院墙这扇门是后门。偏巧有个女乞丐住在那破园子里，女乞丐年纪很大，耳朵很重，外头枪声砰砰乱响，在她耳朵里可能像是放鞭炮，她打开门察看究竟，适时把我救了。
我逃进园子后立刻向前飞跑，仅仅几分钟，特务撞开被我反关的后门冲进园子，园中女乞丐夺路逃跑，被他们射杀，我攀上另一侧院墙边的一棵树，爬到墙头上。我听到柯子炎大喊“开枪”，耳朵里一片枪响，震耳欲聋。我被乱枪从墙头打下，掉到墙那头，那边是面斜坡，坡下就是海湾，我从坡下一直滚到海里。落海后我挣扎着游开，抱住海浪上漂浮的一块破木板，随即昏迷不醒。恰有一条军用小艇经过那块水域，艇上当兵的发现我血淋淋漂在海上，把我捞起来送到附近一所军医院里。
由于身穿军服，军医误以为我是前线受伤的医护兵，给我检查、做了手术。我挨了两枪，两枪都打在要害处，头上一枪从后脑勺下方打进去，从上唇处钻出来，居然未曾伤及脑部。另一枪打中胸部，从背部打进去，胸口钻出来，只差一点就伤及心脏。一般人只需要其中一枪足以毙命，我身中双弹居然没死。三天后我醒了过来，发觉自己躺在医务船上，作为一批重伤员中的一个，被这条船从厦门送往台北。
我死而复生，再一次重演我们钱家一再发生的故事。我如母亲所坚信，果真去了父亲的家乡台湾，却不是按颜哥的安排，是用自己的方式。
半年后伤愈，我假托头部重伤意识受损，隐姓埋名留在那所军医院当护理人员。一年多后有个年轻军官因胃出血住院到了我们病房，将临出院之际，有一天我给他例行量体温，他突然提出要把部队番号给我，让我跟他联系。
我当他是开玩笑，随手给了他一张纸。他取出钢笔，果然是开玩笑，不在纸上写字，翻过左掌，把番号写在他自己的掌心里。
“保证护士小姐一眼就能记住。”他说。
他把手掌捏成拳头，在我眼前张开，我当即大惊。
“别做声。”他小声道，“回见。”
他的掌心里并无部队番号，写的是两个字：“觉醒”。
我知道这两个字的特别来历和意思。当初大舅曾把一枚刻着同样汉字的小印章送到厦门，是我把那枚印章从家里送到游击队交给三哥。
年轻军官出院。几天后一个黄昏，他到医院大门外等我下班，我们一起去附近一个公园散步，聊天，坐在小池塘边的长椅上吃饼干，像一对恋人一样。事实上谈情说爱纯属假象，我们做的是另外的事情。
这位年轻军官是自己人，接上级指令在台湾寻找我的下落。厦门解放后，上级核实孙力小组情况，发觉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我已牺牲，因此设法寻找，任务交给这位台湾同志。年轻军官是台中人，他所属的地下组织早在日据时期就存在于岛内，后来隐蔽，直到大陆解放前夕才与上级恢复联系。
“是我父亲那一批人吗？”我追问。
他点头。他是1949年才参加进来的新人，他的上级是老人，原由钱以未领导。
“我父亲现在在哪里？”
他告诉我，三哥钱世康于金门战役前夕率一组人员潜入金门侦察敌情，配合解放军攻打金门，当时三哥向上级报告，说父亲钱以未可能落在金门。解放金门战役不幸失利，三哥也于战役中牺牲。后来上级曾派员秘密潜入金门寻找父亲下落，没找到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父亲启动的觉醒已经实现。
亲人的消息让我泪流满面。
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林鹏夫妇，知道三哥原是烈士遗孤。初闻震惊，想想释然，对我来说都一样，无论生死，他永远是我三哥钱世康，父母的儿子，钱家的老三。
我回到了自己的队列里。后来的故事还很多，这里长话短说：三年后我从台湾辗转来到香港，被留在香港工作。我所在的机构承担建立大陆与台湾间沟通管道的任务，我的日常事务包括为两岸离散家庭接转家信，传递亲情并帮助寻找失散亲人。我离家之后时时思念母亲，但是由于工作性质和自身特殊情况，暂时不能暴露身份与母亲联系，只能把无尽相思化在为两岸众多家庭的服务中，同时一点一滴搜集已故亲人的故事，悄悄寻找离散亲友的下落，寄予追怀。那些年有无数家书从台湾而来，经我手发往大陆，也有许多大陆函件经我的手转赴台湾。我乐此不疲，除了天性好善，还因为这一工作让我想起父亲的“钱以未连线”，这一连线产生于抗日斗争中，坚持于台湾光复后，现在依然存在，通过我，通过很多我这样的人将无数家庭联结为一体。不同时期它的内涵大有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彼此密切关联，任什么都无法切断。
我愿意以此为己任。我和我的亲人们投身革命，参加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历经磨难，用鲜血与生命迎接胜利的到来。特务的追捕杀戮没有吓倒我，反是让我格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觉得自己注定要来接续这个任务。我的父亲奋斗一世，不知所终，大哥大姐姐夫和三哥完成各自的任务，英勇牺牲，他们努力的其实是同一个任务，为的是人民解放、国家民族新生和两岸同胞共同的未来，就此而言他们可称都属“钱以末连线”。如三哥所说，澳妹的任务是将来，现在这个任务应当由我，还有许多人共同接续，它无疑属于我们的事业，融在我们的精神与信仰里。
1955年是农历乙未年，我忽然想起大姐和三哥都说过，我们父亲本来叫乙未，顿觉豁然开朗。农历六十年一个甲子，上一个乙未年是哪一年？公元189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这一年发生过什么大事？《马关条约》签署，台湾被迫割让，日本占领军入台，台湾人民奋起抗日，血流成河。这一年的破碎与割裂，悲痛与耻辱，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每一个台湾人的心里，其影响之深切和广泛为人们所公认，中国之所以有今天，台湾之所以成现在，都可以追溯到那个乙未年。父亲以这一纪年作为化名投身革命独具深意，牢记山河破碎之耻，激励天地更生之志，无疑是乙未之后两岸百姓共同的诉求，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心声。联结于海峡两岸的连线为什么总是生生不息？我们钱家人为什么一个个死而复生？秘密应当就在这里。
这一年我获准可以与家人联络。我在家书上写下第一行字：“亲爱的阿姆”，忽然不能自已，丢下笔痛哭失声。
这封信终于在泪水中写成。把它寄走时我在心里祈愿，我知道它会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的母亲破涕为笑，让我永垂不朽的亲人们在九泉之下备觉欣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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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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