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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些极其血腥的场面。每一个被斗争的人脖子上都被挂上一块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碗口大的黑字，名字上还被划上大大的十字叉。每个人后面站着两个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他们的臂膀被这两个人扭曲着，头便会不由自主地向前弯。这是“文革”中最普遍的一种折磨人的方式，叫做“喷气式”。整个会场上响彻震耳欲聋的口号声、语录歌。成千上万面红耳赤的人处在一种极其亢奋的状态中，争相表达着他们对革命和毛泽东本人的忠心。嘈杂的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听不清台上一个又一个声嘶力竭的发言者究竟说了些什么。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了。被斗争的人受到长时间的折磨，个个脸色灰白，冷汗滴滴。妈妈写到：
开会时，我们都在台上站成一排，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会场上又喊，又骂，又拳打脚踢。还有人去打瑞卿的耳光，瑞卿问他们为什么打人，就打得越凶。让我们低着头，跪着，弯腰，还揪着后脖领子。我穿着一件中式棉袄，领子扣得很紧，再一揪，简直喘不上气。看我要不行了，他们才松了手。红卫兵们穿着大皮鞋，尽管我穿着棉裤，腿上还是踢了好多青紫块。一些人跑上来照相，照电影时，我低着头，就是不让照。我真恨不得地上裂开一道缝让我钻进去。他们就拼命扯我的头发。这时候，我忽然听到瑞卿在我身边说：“抬起头来，让他们照！”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很受鼓舞，心想，我也没有罪，怕什么？我就抬起头来了。这时候，又听到一个红卫兵对瑞卿说：“你还有什么了不起的？”瑞卿说：“你们要照就照吧！”我抬起头来看他。他被用一个大筐抬着，旁边是一片片血迹。这是从左脚的伤口里流出来的。天啊，这是什么世道！我心里充满了愤怒。
记录这些血腥场面的电影和照片，至今还在。仍然令所有见到的人毛骨悚然。巴金先生曾在“文革”结束后的1986年著书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并建议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他说：“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①后来我看见了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叫做《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文字图片集。这本书显然是为了响应巴金先生的呼吁。虽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无法代替真正“文革”博物馆，但在今天大陆不仅不可能建立一座真正的“文革”博物馆，新闻出版方面还有明文规定：电影、出版物和报纸都不能出现“文革”场景。所以，实际上连这样的书也不能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摄影家杨克林的所作所为当然显得尤其珍贵。
当我拿到这两本沉甸甸的大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绝不是偶然的事情。我拿起了下册而不是上册。随手翻到1966年12月24日那页而不是别的任何一页，翻开的书页上竟然迎面扑来刺鼻的血腥！爸爸正被四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彪形大汉用箩筐抬着，左脚缠着厚厚的绷带，照片上看不清爸爸的脸，只有一头乱发覆盖着他宽宽的额头……我的心几乎不再跳动了！这滴血恐怖的行列正穿过当年千万红卫兵疯狂的呼喊，穿过30年的风雨，从翻开的书页中向我走来。19号看台上带着大口罩的叶群，似乎也鬼蜮般从暗处露出嘴脸。我的心再次被愤怒和痛苦涨满。我相信这是冥冥中历史老人的严肃提醒，再次向我传递这些我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信息。
“文革”是阴谋家们角逐争斗的战场。但他们找到了一块多么美妙的地方，这里的人被一种革命理想迷醉！没有人因血腥而胆怯，反以为其中蕴含着充沛纯正的革命激情，以为这是到达理想世界的必由之路。我清楚地想起，30年前的那个时候，我也正搅在革命的狂潮里，天天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虚火上升，天天琢磨着怎么和爸爸说：“我要和你划清界限……”当爸爸的血滴在万人脚下的时候，我正裹着厚厚的棉大衣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在席卷中国的红色恐怖中魂魄颠倒，在冬日黯淡的阳光下为迷失了革命而涕泪交流。
为此我再次发誓，以爸爸当年受到的所有残害发誓：警惕所有人血培养的花朵！谴责所有的恐怖和暴力！无论它们是否以革命的名义！
血写的历史啊，你不要沉默。即使是在深重的黑夜里也要发出幽幽的光亮。为了人类尊严，你要不停地诉说，像骚动不安的潮汐一样不知疲倦吧。
注释
①见巴金著《随想录》第五卷《无题集》。
22。在路上
对我的诅咒只是斜睨一下大地，说我必须劳动才能得食。
——《失乐园》400页
我和很多人有共同的名字，叫老三届。这名字指1966年到1968年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其特征是没有读多少书，而且上山下乡①。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三届是生不逢时或者是无奈的代名词就大错特错了。我今天还记得，得知要下乡插队消息的时候我多么欢欣鼓舞。那时候，在学校和家里已经彻底失去革命信心的我，相信自己可以在农村，在广阔天地里找回它们。所以当我在20多年后读到那一篇毫无感情的，只把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政府安置剩余劳动力的措施的文章时，虽然不得不因为它内容的中庸客观，而把它摘录成本章第一个脚注，但我内心深处对它是极端不满意的，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抹去了我们这代人热血青春的价值。
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有点不对劲。我根本没想到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月台上哭声一片。来送行的知青亲属们人人一张悲痛欲绝的脸，车上要走的人更是哭得抬不起头。
这就帮了我一个不小的忙。
串联②中我吃了不少坐火车的苦头，稍后串联变为免费旅游，坐火车的经历更加悲惨。所以我一上车就很老练地占了两个靠窗的座位。忙着哭的人就只能不幸地坐别人捡剩下的地方了。
我们没有忙着哭是因为我们没有可哭的对象。爸爸自从离家再没有回来过。1967年的冬天我们离开了南池子的家，搬进了北京西城华嘉胡同附近一个简陋的四合院。妈妈不久从这里被抓进了秦城监狱。抓人的那天深夜，一些穿制服的人在秘书们的带领下闯进我们的房间。妈妈住在里间。她像紧急集合一样麻利地提出一个小箱子，镇静地跟着来人走了。走前没有和我们说话，我们也没有说话。妈妈说，她对来抓她早有准备，箱子早收拾好的。她没有和我们说话是不想给我们找麻烦。另外她说，她觉得组织上一定会在她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这些事情都再次显示了妈妈和我们全家人一贯看重健康、明确和简洁的作风。
车厢里都是同校或同班的女孩子。我看成自己“一伙儿”的，实际上只有三人。我的姐姐朵朵，她的朋友邓毛毛和我。我已经盘算过了，一下子占三个靠窗的座位太显眼。但有两个，我们三个女孩子就可以很舒服地换着或坐或睡了。
邓毛毛大名邓榕，和我同校不同级，比我大一岁，比朵朵小一岁。她和朵朵的友谊大半是在北戴河，朵朵成为干部子弟革命化典型的那段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毛的爸爸是邓小平。“文革”开始的时候，邓小平不是一开始就被打倒的，所以我们由于前面所说的那幅对联定下的标准而当“狗崽子”的时候。毛毛是“红五类”，参加了学校最高等级的红卫兵组织。后来，邓小平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毛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临下放插队的时候，她说愿意和我们一起走。一开始我还有点不愿意，因为我在学校最难过的时候，毛毛虽然没有落井下石，但对我也表示过出于划清界限的不友好。但是朵朵一口就答应了。等毛毛和我们一起上路的时候，我也已经说服了自己：先受苦并不能成为一种资本。况且毛毛爽朗热情，是一个可爱的朋友。
那时候我们和她都没有想到，邓小平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三起三落，后来成为中国改革的设计师。
知青家属们震天的哭声在北京站的月台上打成了一个大疙瘩，重重地压在欢送的鼓乐上面。火车开出北京站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刻之一。但是以忧心忡忡来形容我们的情绪是完全不对的，包括那些刚刚以泪水洗面的大多数人，都在悲伤之余，感觉到前面有一种新的生活。而大家都非常愿意鼓起勇气，迎接革命的新考验。虽然谁也不知道整个中国和我们这些人在“文革”的狂潮中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但我们的教育和年纪都不允许我们刚刚上路就失去信心。
出了北京，火车上的人都有点闷闷的。在送别的大激动之后，似乎人人都需要休息。学生干部在车厢里鼓动了好几次都不太见效，因为她们自己就遮不住哭得红红的眼睛和鼻子。没有人来计较我占的位置。我有点兴味索然，懒懒地看窗外。列车西行，北方冬天的景致也是越来越没得看。
大约是车过郑州，车厢里起了一阵骚乱，那几个干部紧张起来，说一个同学不见了，恐是逃回北京去了。人们乱了好一阵，然后以那几个学生干部惴惴不安地去向什么人汇报而结束。我猜想那同学不过是买东西或者洗脸上厕所之类的事情误了车。一火车成百上千的知青，实际上还都是孩子呐。
到西安换慢车，到铜川换汽车。景色越来越荒凉。卡车到延安时我们又激动了一下，因为延安的宝塔山太像照片上的了，我们就很误会地产生了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在延安，我们被以学校为单位地分到各个县。去安塞和志丹的继续向北，去延长、延川的向东，去富县和甘泉的又折回向南。记得好像没有向西去的人。大家虽然并不都认识，但是一道从北京出来，现在要分手也不免凄凉了一番。我们这些向东的人都乘敞篷卡车。数九寒天的，也没觉得太冷。总之一直到了公社，我们这群人还是麻麻木木的。
有人说到了公社先开的欢迎会，我不记得，只记得吃饭，大米粥、咸菜和猪肉包子。在北京是常见的饭菜，很对我们的胃口。没有桌椅，大家提盆抱碗，几百人在公社食堂前的空地上摆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吃饭阵。
饭吃了一半，各生产队来接学生的人都到了。除了队干部，大多是一些后生和女子。当地方言，把未婚的青年男女称后生和女子。结了婚的就是汉和婆姨。上了年纪就是老汉、老婆。对年轻人不分男女都可以称为“娃”。比如后来我们就被统称为“学生娃”。而更小的孩子准确的叫法是“娃娃”。如果年轻人被人叫做“娃娃”，那就要小心了，因是被嘲讽为黄口小儿的意思。
冷不丁地，这些人闯进了我们的饭阵，闹闹嚷嚷地寻自家的学生。只看到一张张红扑扑急煎煎的面孔，我们也乐了。语言不太通，情急之下，我们就把手里的包子、大米粥递给他们吃。他们很不好意思，我看见许多年轻人羞红了脸。后来我们慢慢才知道，这些衣食并不富足的人，对于吃饭有比我们更庄重的习惯。他们把无缘故接受别人的食物视为尴尬的事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