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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爸爸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在向毛泽东的遗体告别时，他坚持让人搀扶着，用他刚刚能够站立的双腿走过毛泽东的灵柩。他久久端详这个巨人的遗容，泣不成声。9月18日，毛泽东的葬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爸爸又在那里伤心欲绝地站立了一个多小时。爸爸后来在担任了军委秘书长之后，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还担任了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无论在这个以革命为主题的世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对毛泽东的信任和爱戴从未动摇过，他始终是这个伟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
不久，我们的好日子结束了。我又一次悲观地想到：这种日子本来就不是为我们准备的。
29。仅仅一年
他们进入幸福境地，天上或人间，去过远为幸福的日子……
——《失乐园》463页
1976年，中国人失去的不止是毛泽东。这个旧历龙年，带走了对中国革命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人：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人的集中逝世，使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来得及给它划上句号。他做到的只是使他身后发生的事情又一次具有绝对的戏剧性。
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垮台了。至此，毛泽东在“文革”中依靠和扶植起来的两股政治力量，以林彪为代表的军人集团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文人集团都以失败而告终。邓小平在妥善地替代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之后，成为这份革命遗产的继承人。
爸爸作为被邓小平信任的军队元老，回到军队任职。
1977年8月里的一天，妈妈从报纸上得知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但是去参加会议的爸爸却久久不见回来。妈妈放心不下，就打电话给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爸爸。爸爸在电话里对妈妈说：“治平，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急。事情办完后我就会回去。”
这时候，我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读书。我从广播里知道爸爸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消息。当时我的一位同学一定是见到我有些迷惑，就言简意赅、直入主题地提醒我说：“你爸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我们都以为，爸爸生命中新的一页开始了，我们都没想到，仅仅一年以后，爸爸就离开人世。命运在我们最没有警惕性的时候，跟我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那天我在课堂上就有点坐立不安，我正在为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走神。这件事情是两年以前发生的。
我入学后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但支部说，我应该先入团，再入党。我说我已经25岁，是不是可以不入团，要是符合条件就直接入党吧。回答是还是先入团的好，于是我就耐心而认真地争取先入了团，又交了入党申请书，按照支部书记教导员“和平时期只能小处见精神”的指示，每天坚持打水扫地，每周坚持帮厨并把上街休假的名额尽量让给别人。但教导员的嘱托很快不够用了，因为其时正是1976年的二三月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高潮。据历史材料记载，1976年3月26日，由江青提议，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史无前例地邀请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列席，面对面批判邓小平。列席人员指责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说他“大搞物质刺激，鼓吹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据说，邓小平一直闭目静坐。①
支部和政治局一样要开批判会。显见着我光小处见不了精神，非大处见精神不可了。我拿不定主意，给爸妈写了封信，说自己如果不发言好像过不了关，入党希望就会渺茫，像“文革”前入团的事一样，一拖就是十年。信发出我才发觉，根本等不到爸妈的回信到，我们的批判会就要召开了。我终于决定不放过这次机会，决定像毛泽东一样做一次“违心”的事。奇怪的是从准备批判稿子开始，我就莫名其妙地深陷于角色其中不能自拔。我记得自己先激情满怀地在图书馆内查阅报纸，把“梁效”、“方炬”等人的文章都翻了个遍，然后在自习教室里奋笔疾书。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我完稿的时候，我把钢笔很快意地一丢，很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列宁签署攻打冬宫的命令的姿势。批判会上，我上台发言，听着自己清晰嘹亮的声音在众人头上盘旋，对自己发言的效果毫不怀疑。果然，会后大家公认我的批判稿逻辑缜密，说理服人。散会的时候我听见不止一个人说：“还得数人家一中队的小罗……”这个发言并没有使支部马上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但我相信一定使我在发展对象的名单上提前了不少。两年后我之所以又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上《神经精神疾病学》的时候提到了双重人格，我正在比较我和毛泽东两人的双重人格倾向谁更严重。而且，因为后来邓小平的复出，又因为爸爸因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当上了军委秘书长，我对自己两年前的举动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虽然听说邓小平曾经和毛泽东说过永不翻案的话，说明他也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做的事情就是光彩的。
下课不久，有人叫我到中队办公室去，队长、教导员和副队长都在。他们说：“已经给你买好了回北京的飞机票，明天一早派车送你上机场。”我想起来爸爸曾说过要出国安装假肢的事情，是不是这次想让我回去商量商量？还是已经决定走，反正马上要放暑假了，要我回去送他。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记得教导员还满怀同情地问了我一句：“你爸平时身体好不好？”我说：“有冠心病，但是不严重。”教导员点点头，没再说下去。我也再没问下去，心里一点不祥的预感也没有。
飞机起飞的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点什么。想想前后的事情，多有蹊跷。但是我正处在一个“文革”后的生活上升期，我认为自己应该培养对上升生活中多有变动的习惯，应该有见怪不怪的能力。
一下飞机，我发现来接我的人中有总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我_下明白大事不好！一路上我根本没听清他们都跟我说了什么，只觉得“文革”中都没有塌的天，现在塌下来了。
从1966年3月18日那个血腥的日子起，爸爸就丧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文革”中专案组一直秉承林彪等人意志，贯彻医疗服从专案的原则，爸爸的伤腿一次再次地失掉了治疗的机会。
爸爸在狱中写的政治自传中，有关于这些可怕日子的回忆：
约在（1967年）4月底又通知我写政治自传。我写了。自传写好后，就不断将我从医院中拿出去斗，也不断有审讯。直到9月，将我从医院拿出去一连斗了几天。晚上住的地方蚊子奇多，又不给挂蚊帐，睡不了觉，实在是疲惫不堪。一天晚上通知我回医院，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去休息两天。谁知回到医院第二天就发高烧，重感冒。晚上起来小便时头晕脚软，重重地跌了一跤。看守人员将我拉起来，我觉得脚很痛。第二天医生来搬了两下腿，说没有关系。我说有些痛。医生说跌痛了热敷几天就会好，骨头没有坏。再一天，我的热退了。医生下午还来试了一次表，证明已经没有发烧，于是看守人员就来通知我出院。我想原说把我的脚治好，现在我的脚并没有治好，而且重感冒，腿还在痛。我在医院名义上住了五个月，但有近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住在院外。有一次开刀后不到一个星期，线都未拆，就拿我出去斗。当时我要求至少要拆了线。看守高声说，医生讲可以，你说那些干啥？我又说，这太残酷。看守自然更不满意，又大声吼叫了一通。
出院后又审问，叫我交代历史问题，要我写书面材料。我即写了，除了说明我的认识外，我申明我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交代。
出院后我的腿大痛起来，一动作特别是上下汽车时痛得忍不住，晚上痛得睡不着觉。不仅不能向左侧卧，也不能仰卧，只能勉强向右躺，整个晚上连翻身也不行。去厕所也成了问题。我自己买了一个热水袋，每天热敷几次，皮肤都烫黑了，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以后队土的医生要我自买了一些四环素吃，说吃了就好了。我买了60粒，吃了十天，仍然无效。不久发现腿肿了，送我到附近一个部队的医院去拍了几张爱克斯光片子，大概就发现了是骨折。
11月中旬或下旬，又送我上301医院，一检查是严重的骨折。两个医生似乎还发生了点争论。一个说上次出院时检查可能马虎了。一个说，上次确未发现。告诉我：先要减少疼痛，而且避免接骨开刀采取牵引治疗。他们把我放在一个特制的床上，把腿牵了起来，脚上吊着一块几公斤的铁砣，而且要逐渐加重。因此左腿上的伤口又肿又痛。有时忍不住打一针止痛针。腿牵引起来后，实际上已将人固定在床上，除睡觉外只能用两床被子垫着背坐着。说是要牵引十来个星期再看要不要开刀接骨。可是只牵引了一个星期又把我解下来出去开斗争会。当天晚上送我回医院，可医生几天不来，后来来了，也不讲任何话，不检查，又把腿吊起来了事。
就在这个时候，又要我交代问题，写检查。并警告我说，是时候了，不能再丧失机会，如不采取主动，后果自负。但是当时我只能说真的，不管怎样，我也不能乱说。因此审讯过程相当紧张，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我受了相当大的折磨。这种审问，整天都干。有时要我写材料，早上要，晚上就得写好。一直继续到1968年2月，中间除过年，过春节外很少停过。
1968年2月上旬，医生来将我的牵引架子拆了，对骨折的左腿未再做任何处理。第四天看守又来通知我出院。医生则拿来了几包灰锰氧要我自己洗伤口。我说骨折你们还未治疗，至少应该再检查一下，回答是：以后再说。
原来让我出院还是因为要审讯，要交代“重大历史问题”，并说有人已经检举你了，逃不掉了。并说我在铁的证据面前仍然顽抗到底。我当时表示，我的腿并没有好就把我从医院里赶出来，我没有的我绝不承认，绝不乱说。这个审问有个把月，也是整天干，有时夜晚还干，并几次对我说，你逃得了上午，逃不了下午，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白天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夜战。这个场面你觉得不过瘾，我们还可以加大场面……
就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腿仍然痛得不行。脚的伤口也经常流脓、流水。因此我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