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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张主任每周一次的门诊时间，陪一个病房的病人去找他。那时还没有专家门诊，张主任的挂号费和普通医生一样。在等待的时间里，我非常希望有传奇故事发生，但我见到的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象。张主任看的病人都是一些感冒发烧，但他却认真得无以复加。对于每一个走进来的病人，张主任竟然都要先欠身问好，然后详细问诊。视触叩听一样也不马虎。这个闻名全国的医学专家竟然对日常门诊工作如此一丝不苟，实在让我有些意外。后来，进来一个外地病人，是一位衣衫近乎褴褛的乡下老妇人，张教授仍然先欠身说了“你好”，然后再问：“老人家怎样不舒服？”
这老妇人几年来发烧消瘦，就是查不出病因，这次是北京的儿子接来看病的。张教授在检查中要病人把袜子脱下来，病人不肯，说是脚脏，还有“很重的湿气，看不得的”。
张主任则和颜悦色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得看一看。”那口气好像是在请这母子为自己做一件天大的好事。
儿子帮母亲脱下袜子，果然脚很脏，有很多地方溃烂了，散发出一股臭气。张教授把病人的脚拿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详细观察，还用手在上面按来按去，他对身边的医生说：“看，病人的脚上虽然有湿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脚气，但不完全是。这些糜烂的地方也不一定只是脚气感染……”这时候我有点激动起来，因为我猜到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快要发生了，但由于我是陪病房的病人去的，不能多待。事后我听说，这个病人的诊断确实是从脚上找到的线索，是一种不多见的寄生虫病。我曾把我当天看到的张主任看门诊的情况告诉邵大夫，说我真没想到他甚至对每个进门的病人问好。邵大夫只淡淡地说：“张主任这样子，已经数十年如一日。”
急诊观察室的工作庞杂繁重。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进修医生，为了多接触病例，多积累经验，尽量争取多做工作。我记得那时病房里没有实习医生，所以我们这些进修医生不仅要干实习医生的活儿，有时，护士的活儿我们也干。收病人，写病历，治疗，值班，来来回回跑腿，取化验单，送标本，一天忙下来不知道东南西北。有一次我连着上了半个月的夜班，倒成白班的那一天，我才发现春天已经来了，在两个星期里北京城已经全都绿了。这时我想起临床工作中的辛苦和压力，不禁有些闷闷不乐。
这种坏心情和前几天夜里，楼上病房发生了病人自杀的事情有关。那是个挺年轻的男性白血病患者，不知是因为治疗无望还是病人自己觉得太痛苦，反正他在半夜从病房的窗户里跳出来，坠落在离我们急诊观察室不远的地方。病人当时就死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听说那个年轻护士也是来进修的，出了这个事，大病一场，以后连护士都不做了。应该说，在来到协和医院以前，我虽然知道当医生是一种崇高职业，是和人的生命打交道的。却从没有体会过临床工作中如此沉重的压力，也不知道医生护士肩上有这么复杂严肃的责任。我没法想象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值班的时候我会怎么办。那几天，我特别紧张，晚上我病房里有病人出来上厕所，我都竖起耳朵听动静，那个自杀的白血病人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
日子虽然不好过，但还是过下去。因为邵大夫总给我们所有在急诊观察室工作的人带来信心。他并不特别明确地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但只要他在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他的方式总是理智和冷静的。观察室里有一个多次发生心肌梗死，心脏功能已经非常差的中年病人，他是一位科学家，手里有很重要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为了保护病人的情绪稳定，都向他隐瞒了一部分病情。但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心力衰竭以后，病人自己忽然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私下里问邵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要把手里的工作交出去才行。邵大夫考虑一下，就如实向病人说了。这使得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病人弥留之际，对邵大夫一再表示感谢。我们几个人事后带着一点敬佩的口吻议论这件事，说邵大夫对疾病过程了解得那么透彻，几乎一日不差地预见了病人的死期。这话让邵大夫听到了，他心情略显沉重地说：“医生能说出病人什么时候死算什么本事。……这个人死得太可惜。”还有一次，我们随邵大夫在病房里检查病人，在给一个女病人听诊的时候，一位进修医生动作笨拙，女病人很不自在，但又不敢说什么。邵大夫把那个医生拉到一边，换上我，并且决定这个病人以后由我负责。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邵大夫在晨会上问我们：“听诊时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七嘴八舌说了不少，最后，邵大夫说：“还有一条叫做‘尊重病人’，尤其对年轻女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为什么都没有说？说明你们脑子里没有！”我说过了，由于对我出生的这所医院抱有毫无保留的好感，不管别人是否能够接受这种严厉的耳提面命，我对邵大夫的类似说教甚至到了一日不听一日不爽的程度。这以后，我自认为我的检查动作不仅规范而且优雅，因为我的耳边总回响着邵大夫的“尊重病人”的谆谆教导。
这一天，我又在这样优雅地检查着我的病人。这是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年轻女病人，这次是由于想做手术来到北京。几天前她由于发生了轻度心力衰竭而住进急诊观察窒。现在她正一边纠正心衰，一边等待外科手术病床。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文静而略显羞怯。我正检查，忽然发现她脸上的神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有点吃惊，随即发射出一种幸福的光彩；好像她整个人都像一朵鲜花开放了。我回头一看，一个身材高大、头发斑白的男医生正含笑站在我身后。我的病人轻轻唤道：“方大夫！方大夫……”那声调饱含感情，我不认识这位方大夫，但从对方的气度上猜到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高年资医生，就让在一边。他一边用眼睛回答了女病人的招呼，一边对我说：“你是罗大夫吧，我是方圻。我刚刚看了她的病例，她原来是我的病人，我可以看看她吗？”
我真没想到站在我面前这个谦和文雅的人就是最著名的心脏科专家、协和医院副院长方圻大夫，而且通过看病例就知道了我的名字，还叫我“罗大夫”。
在得到罗大夫的允许之后，他又转向那位姑娘，认真地再次回答她的问候：“你好。”
姑娘激动得好像喘不过气来，她说：“方大夫，我好想你！”这回声音里不仅饱含激情，甚至已经带了泪了。
方大夫笑着点点头，又简短地解释说：“今天外科的×大夫说你来了，要做手术，我来看看你。”
我看到，泪水竟然真的噙满了姑娘的眼眶，她脸上幸福的光芒好像要把整个病房照亮。
方大夫开始检查病人。在叩诊开始以前，他把病床周围的帘子拉上，遮挡了除我之外一切人的视线。然后，他把自己的双手握在一起让它们足够温暖。叩诊一开始，我就发现他的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灵活轻巧，两只手像两只在水面上低飞追逐的燕子，清晰的叩诊声从他指甲剪得短短的手指下面传出来的时候，简直像音乐一样好听。当他叩出心脏浊音界的时候，他指着那地方，认真地征询我的意见：“在这里？”听诊时，他又先把听诊器放在手里捂热，然后将病人的衣服打开，只有够把听诊器放进去的那么一块小小空间，这个空间随着他的听诊器在患者胸前移动。在听到心脏杂音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我的存在，再次抬起头来问我：“差不多三级？”天呐，就算他不用这种方式表示对我的尊重，我早已满心里都充满了对他的好感。我当然明白凭他的临床经验，他根本用不着如此认真地征询我这下级医生的意见。
检查完成了，他随手但细心地给病人盖好被子。看得出来，他的所有细致入微的动作都熟练到成为一种习惯，只是当他注视病人眼睛的时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关怀。临走时，他对病人说：“我会和外科×大夫交换意见，一切都不用担心，好吗？”他转过头来，再次非常礼貌地对我说完再见，才离开了病房。
原来，这个女病人十几年前到协和医院就诊时是方圻大夫给她确定了诊断。住院期间，方大夫给这个小女孩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告诉我，方大夫是她一生遇到过的最亲切的人，不仅医术高明，她还亲眼看到他对每一个病人发自内心的关怀。她说，在这以后的十几年中，她不仅不能忘记他，而且在一个心脏病人艰难的生活中，她是靠了不断回想方大夫，才没有动摇对生命的信心。这次做手术虽然又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但她知道方圻医生已经是全国闻名的，经常给中央首长看病的大专家了，根本没想过还能见到他。谁想到方大夫听说她住院，竟然还记得她，专门来看她，还给她做了检查。她说昨天晚上她还因为害怕手术而睡不着觉，现在见到了方大夫，她什么都不怕了。
一下午，我都和那个女病人一样激动。我想，我的脸上一定也泛着幸福的光辉。方圻大夫检查病人的整个过程，不仅使我知道自己离规范和真正的优雅还有多远，而且我发现已经从几天以来的坏心情中彻底解脱。方大夫身上那种朴素又高深的博爱，使我对医疗职业有了一种全新的，类似宗教一般圣洁的感情。每次回想起那天方圻大夫出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怀疑我看到了医学的上帝，否则怎样解释那种心灵的被照亮，那种好像听到音乐一样宁静？应该说我在协和医院多次看到了医学的上帝，张主任、方大夫还有邵大夫这些人在临床工作中都有一种上帝才有的魅力。我曾对别人说，他们在工作中不是人，不是医生，而是圣，是医圣。
总之，我并没有意识到在协和医院度过的这_段时光对我来说是十分危险的。由于过于自恋而对自己出生地存在非同寻常的好感，由于对一些临床专家的盲目崇拜，加上对于什么医学上帝的不伦不类的联想，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对生命绝对价值认同。我开始坚定地认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这种宝贵没有前提，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结束一年的进修生活，走出协和医院这个神圣的医学殿堂的时候，脑子里就充满了这种想法。事实证明，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根本没有成为那种头上带有神圣医学光环的人，充其量只当了一个平庸的医生。这是说，我只’学会了一些皮毛，比如说在接待病人的时候给对方尽可能多的善意，比如说在检查病人的时候使用最规范最优雅的动作，比如说在严格的规章制度里打转转儿，比如说在任何情况下固执地为我的病人争取“最好的医疗照顾”。但我当时至少认为，从此我可以在这个耀眼的光环里安身立命。
注释
①见《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邓家栋文《内科大巡诊杂忆》。
31。失落的家族
1996年是爸爸九十诞辰纪念。74岁的妈妈带我们所有子女回到四川南充，回到已经被辟为罗瑞卿纪念馆的院落。在妈妈的带领下，我们在屋前种了一棵树，把从北京带来的爸爸的骨灰洒在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