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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女土慢慢走到我身边，先用身子严严地挡住了别人的视线，然后用一个很难觉察到的动作，把她纤细洁白的手指轻轻点在我做的一道题上。我大吃一惊！因为生怕理会错了她的意思，就抬起头来看她的脸。她竟然像上次对我生气时一样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我不再犹豫，赶紧看那道题的演算结果，果然是一个错误，而且又是一个不该有的笔误！我刚刚来得及改过来，下课的铃声响了。交卷时我仍然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我想再看看冰雪女王的眼睛，但她没有抬起来。我猜她一定知道我在她面前，而故意不肯抬头的。我只看见，她的脸仍然因为心情激动而微微涨红着。
这次升学考试，我得了198分：语文98分，算术一点错误都没有是100分。我报考的师大女附中的录取线就是198分。很明显，没有冰雪女王的忘我相助，我是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的。为了帮我，天知道她怎样冲破了她对最可憎恶行为的概念，越过了她原本认为根本不可能逾越的界限。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冰雪女王。后来听说，她出身一个基督教家庭。她之所以常常面色苍白，激动的时候就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是因为她有肺结核。在我们这一届学生离开东华门小学后不久，她也因病辞职离开了。
冰雪女王如果现在还活着，已经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她天性中的柔弱、真诚和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美丽，不仅使我当时就受益匪浅，考上了喜欢的学校。而且我一直觉得，她是命运带给我的一个恩惠，使我从此懂得，人类天性显现，且与某种信念冲突激烈的当儿，真善美就像熟透的苹果，滚进我们的篮子。这种并不高明但平和的审美情感，真让我终生受用不尽。
7。夏日旅程，往事1959
看见了这些光辉的表面，谁不想进一步去窥探一下地下深处的蕴藏呢？
——《失乐园》229页
北戴河原是渤海边一个小渔村，在北京东300公里处。这里蓝天白云，海平沙软。一到夏季，海风习习，凉爽宜人。清末民初，先是一些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到了这里。三四十年代，一些来华做生意的外国人在海边的松林里建起一两幢别墅，后来房子造得越来越多，逐渐变成有名的避暑胜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干毛泽东酷爱游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这里稍加整顿和修缮，就成了中共中央，尤其是书记处一班人夏季办公的地方。中共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要的决定在这里做出。我们这些孩子来这里，则在大人们为国家大事焦心操劳争论不休的时候，无忧无虑地享受美好的青少年时光。
每年夏季七八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些家庭里也有像我们家一样的要为国家大事操劳的爸爸，温柔美丽的妈妈和一群吵吵嚷嚷的儿女们。这个季节就成了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50年代没有那么多汽车和公路，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火车要走八九个钟头，于是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
在火车上，不同的家庭友好共处一隅，那气氛多少与平常不同。大人们之间会说许多我们平时听不到的有趣的话，让我们这些孩子体会到我们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亲密融洽的气氛。
罗荣桓①元帅是长辈中最慈祥的一位，他有宽广明亮的额头，一双和蔼安静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不易觉察的笑容像一阵阵清风掠过春日的原野，在他脸上时隐时现。他太不像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太像一个“好爷爷”了。连那种充满辣椒味的湖南话在他的嘴里都显得格外好听，以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贺龙②则永远威严，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一撮与众不同的胡须，使他甚至永远是漂亮的。那时候，这些元帅伯伯们都喜欢带一种苏式的筒状羔皮帽，就像苏联电影里夏伯阳、布琼尼戴的那种。同样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却是不同的效果。罗伯伯显得更一团和气，贺龙则更八面威风。
在火车上吃饭，不分你我，十几个大人孩子共坐一桌，热闹非凡。长辈们往往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与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但见我们这帮孩子对大鱼大肉尽情享受，羡慕得不行。罗伯伯实在耐不住，就趁人不备，在我们的盘子里夹起一筷往嘴里送，而林月琴妈妈更会手疾眼快地一把抓住，大喝：不许！林妈妈是罗帅的妻子，她出身在安徽金寨的穷苦人家，后来成了著名的女红军。这敬爱的老妈妈一辈子不改勤劳善良的天性。
贺帅的妻子，学生出身的薛明阿姨对同样被勾起馋虫的贺龙则完全是另一种战术，她会柔声细语、不动声色地说：贺老总用不着我提醒，他自己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每当这种时候，两位老帅，一文一武，都只好偃旗息鼓，不战自退。我们的心里则充满对两位伯伯深切的同情。
妈妈说，去北戴河，和朱老总③同行是最舒服的。爹爹（我们所有的小辈都依照四川方言把朱德总司令叫爹爹）德高望重，出行可以坐专车。晚上从北京出发，第二天凌晨到北戴河站。爹爹总是交待人让把专车甩在铁路的备线上，让我们这些睡不够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睡到日上三竿，再接着往北戴河进发。
不知人生乐趣是否在等待某种恍然大悟的时刻。也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有这种固执的念头，而且这种欲望在坐火车的时候会特别强烈，也许是移动的列车使时空交错的体验异常生动鲜明。反正，每年在从北京到北戴河的火车上，我会固执地守望在车窗边，不放过眼前的任何事物。直到今天，我眼前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梳着妹妹头④的我坐在车窗边，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晴、鼻子和嘴巴里。我在打了一个大喷嚏的同时，如痴如狂地感受着穿行在窗外那些陌生的农村风景中的快乐。我会因感受到时间正在窗外移动的树梢上流逝而焦虑，我也会忽然有了百代过客的凄凉，进而像个大哲人似的严肃自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平去？我还会把夏日田野上的各种概念：植物、动物、叶、粮食、阳光、四季和生命等等一大堆东西，杂乱无章地搅在一起，然后享受这种深陷在混乱中的惬意。一年又一年，恍然大悟一直没有来临，但我至今醉心于那个坐在车窗边，梳着妹妹头的小姑娘，她在失魂落魄的等待中体验到的愉快。
有一年，又是坐火车去北戴河。记得火车上有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彭真的妻子张洁清，他们两家的孩子，还有我们家的孩子和其他几家记不清了的人家的孩子，反正是除了两位夫人，就是一大帮孩子。中央警卫局的李树槐带队。
走到河北省滦县，离北戴河已经很近了，也就是在我不着边际的冥想接近尾声的时候，火车忽然停下来，就停在荒郊野外，不能再走。李树槐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那时火车上没有空调，车停了，车窗外没有风吹进来，车加里闷热难当。好一会儿，才说是滦河发了大水，把铁路桥冲断了，正在抢修。车箱热热得不能呆，桥也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李树槐当机立断，把一车人拉到县城里去等。
临下车的时候，不知谁家带孩子的阿姨发牢骚说：家里大人都不在，碰上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卓琳阿姨听到了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跟着我们还不放心吗？”这话很对，那时候，这些人家之间的关系朴素而牢靠。这种情况下，虽只有两家的大人在，但保险谁家的孩子也不会吃亏。
滦县那时候是个小县城，因为在铁路边上，也还热闹，街上很挤，满是人和东西：道路上的泥泞被太阳晒得像石头那么硬。我们一行人在这些被车辆、雨水和太阳共同制造的矮小而坚硬的泥塑上而歪歪倒倒地前进。成小山的西瓜、黄瓜、西红柿还有装在笼子里的鸡鸭在如火的太阳下曝晒。因为道路被大水冲断，这些运不出去的东西只好在市场上廉价出售。空气里充满了尘土和垃圾的腐败气味。每一堆货物的后面，都是货主们愁苦的脸。一个出卖鸡雏的人一动不动地守着他的摊子，几乎让人家白拿走他的小鸡。李树槐非常在行地说，因为找不到喂它们的水和食物，这些鸡卖不出去也是死。还说要是在家里就好了，可以让老婆炒一大盘辣子子鸡了。
我们这一行人的到来，无疑惊动了县城上下。我们到县委的招待所落脚，接待我们的不知是县委的什么领导，只记得他一叠声儿地说着四个字：喝水、吃饭，喝水、吃饭。我想他无疑抓到关键，因为大家确实又饥又渴。饭在招待所食堂吃，猪肉大葱包子加大米粥，其香无比；只是食堂里用来引诱和消灭苍蝇的铁丝笼里，摆着一碗一碗的臭鱼头，臭气熏天。我们在香臭夹攻中进餐。后来听说这法子其实很奏效，因为苍蝇香臭兼喜。食堂凭着这法子，每次火苍蝇比赛能拿第一。饭后，两位夫人休息，我们一帮孩子在李树槐的带领下，上滦河河堤上去看水。
滦河的水并不大，起码不像我想象的大，但是稠得像浆糊。我们议论，说是这样的水怎么就把铁路桥冲毁了呢？旁边的人说，大水已经过去了。今天早上的水才大，水里啥都有，死猪死羊，还有死人呢。我们听得头皮发麻，就说上桥上去看看。那边人声鼎沸，说是动员了部队在抢修。李树槐大概是怕有危脸，也许是怕麻烦，板着脸说：不许去。几个大孩子不敢说什么，我们几个小的就更唯李树槐之命是从了。
被水阻住不能走，大人们都很着急；我听见几次卓琳阿姨问和“家里”联系上没有，县里的电话线路被火水冲断，李树槐最后跑到车站，用铁路的专用电话线路才和“家里”联系上。张洁清妈妈也把李树槐数次叫来问：大家喝的水有没有问题，不行的话就白己想法子消毒，都是些小孩子，拉肚子可不行。
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很高兴，人人都有一种快乐的冒险感觉。晚上所有的孩子共处一室，逼着李树槐给我们讲故事，否则就不睡觉。李树槐撇着他的陕西腔都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次经历和从找吃喝到讲故事无所不能的李树槐却清楚地留在记忆里。
问题是那年为什么只有两位夫人带着一大帮孩子，各家的爸爸都到哪里去了。经我们一再回忆，原来，这正是1959年，所有人家的爸爸都没去北戴河，而在庐山开会。
1959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事的一年。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紧密相关，并代表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两件事：大跃进和反右倾以及后来揪出彭（德怀）、黄⑤（克诚）、张⑥（闻天）、周⑦（晓舟）反党集团。
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夺取了抗美援朝、镇反肃反、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斗争的一系列胜利。美帝国主义、反革命分子、党内异己分子、资本家以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都在革命的铁拳面前纷纷落马。党的主席毛泽东对自己呼风唤雨的能力以及共产主义理想对中国劳苦大众的吸引力有了进一步的信心。于是，他在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