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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条理清楚。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他都讲得很透彻，很系统，使同学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确实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更加深了对我党建党学说的理解，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党才能有战斗力，才能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完成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
●艰苦紧张的学习
学员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同志们来自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还有少数的大学生。虽然彼此间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来抗大学习的心情是一致的，革命斗争的理想是一致的。学员大都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把大家的经验总结起来上升为革命理论，是我们千方百计来学习的主要目的和愿望。昔日的指战员，对待学习同样认真，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分秒必争。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学校领导规定晚饭后的活动一定要安排得活跃些，经常举办棋类、球类等各种比赛活动，使我们能劳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开始没有菜和油，每天都是小米、黑豆、南瓜等粗杂粮，有时连小米也供应不上。加之学习紧张，大家明显的瘦了许多。党中央为了学员的身体健康，想尽一切办法筹集粮食，优先供应抗大。虽然学习条件艰苦，但同学们精神高昂，互相鼓励、互教互学、亲密无间、共度难关。
也有个别人的表现令人不满。一次，朱德在我们班测验《中国问题》时，刘世谋有一个字不会写，请教同桌的谢富治，却被谢挖苦了一顿，刘个性很强，当晚就拿手枪自杀。幸而被紧靠他的朱德崇拽住手指，子弹仅从刘口中射出，才未发生大的意外。枪响时，心虚的谢富治不是救人，而是钻到桌子底下，生怕子弹打着他。
除了政治理论学习外，我们每周还有两次队列训练和四五华里越野跑步训练。学员中虽然大多数担任过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但从未体验过部队的正规军事训练。队长倪志亮对学员的军事训练严肃、认真，不达标绝不收兵。有时，为了纠正一个动作都要用较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卖力气，严格要求自己，因此提高较快。
另外，每周还要进行一次义务劳动，到郊区农村宣传卫生常识，讲解疾病预防知识等，并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延安当时是个新解放区，百姓对我们还不十分了解，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在他们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当群众得知我们这些义务劳动者都是部队的军、师、团等“大官”时，一传十、十传百，异口同声说共产党好，八路军好，抗大学员好。劳动使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打下了基础。
学习期间我们还参加了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大会。会上揭发了他在四方面军搞分裂党、分裂军队、推行愚民政策和军阀作风的错误。党中央耐心帮助他，给他悔过的机会，劝他悬崖勒马，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他却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耍两面派，欺骗党和群众，最终成为革命叛徒。
但是，还有少数同志却和他划不清界线，盗出枪支准备另搞一套。如我班朱德崇等人枪弹都上了镗。此事被及时发觉后，校领导果断将二队学员的枪支集中到校务部保管，以清除隐患。我们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永远牢记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处于胜利时，更不能忘乎所以。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未领会，也必须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既不能姑息迁就，又不能一棍子打死。既要考虑局部利益，更要服从大局，否则就会断送犯错误同志的政治生命，成为千古之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和校领导决定，以抗大一、二队为基础，编两个军事队。我被编到一队，队部住在延安旧府衙门的大院里。军事队的学习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术学》，《游击战争问题》等为主要内容。野外军事训练成为重点。每周两次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演习。三伏天照样按作战装备连续训练十多个小时，如此延续了一个多月。大家全力以赴、斗志昂扬的投入严格的训练之中，深感自己任重道远，只有刻苦的锻练，才能不辱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在抗大短短八个月的学习，使人们的军政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为我们奠定了思想、理论和军事的基础，对今后的工作以至整个人生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所说：革命理论和抗大校风，磨去了人们身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增长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意志和政治、军事斗争的才能。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夜11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搜索，遭守军拒绝。翌日凌晨2时，日方驻北平使馆武官向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调查。正在交涉时，日军向芦沟桥和宛平城发起猛攻。驻守此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一一O旅，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早有准备的。1936年5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陆军部据此方针于6月即制定了《昭和十二年（1937）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其中规定的战略企图和兵力部署是：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计划）的两个军（5个师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五省进行作战”。对华东方面，“原来计划第九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阵地网。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两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的作战计划是：“仍按去年计划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全面侵华的前进基地，日军还将驻北平、天津、山海关等地的兵力由1700人增至5700人，并多次进行军事演习，为进一步夺取北平创造条件。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于7月9日放出“不扩大事态”的烟雾，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11日发出《派兵华北的声明》。日本参谋本部还发布命令：从朝鲜和中国东北抽调第二十师团和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赶赴华北。12日新到任的香月清司中将司令官认为，“对华一战”的形势正在形成。于是，命令所属部队“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16日日军参谋本部规定：“在华北方面能使用的主要兵力集结完后，即以主力指向北平近郊，一举击溃平津地方之中国军队”。当即第二十师团和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到达天津、密云和怀柔以南之高丽营，完成对平津地区的进攻部署。又于20日作出“使用武力，首先夺取平津”的决定。尔后，以平津为出发地，夺取华北的冀、察、晋、绥、鲁五省。
日军完成首先夺取平津的部署后，26日攻占廊坊。同时，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在27日中午前撤退，否则将采取行动。通牒遭中国军队的拒绝。28日，日军即向平津发起疯狂的进攻。驻守北平南苑的国民党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和北上增援的第一三二师部与日军展开了激战。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牺牲。29日、30日北平、天津“沦陷”。此后，日军组成以寺内寿一郎大将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调集8个师团继续向华北腹地进攻：一路沿津浦铁路向山东进攻；一路沿平绥铁路向察哈尔、山西、绥远方向进攻。华北处在危机之中。
与此同时，在华日军于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于11月12日侵占上海，12月13日侵占南京。
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蒋介石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并亲任陆、海军总司令。先后将华北、华中、华南划为6个战区（后增至12个战区。调遣100余万军队开赴前线，奋起抗战。在平津、平汉、津浦、京绥等地开展有组织的抵抗。进行了淞沪会战，忻口、太原会战，徐州会战以及武汉保卫战。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徐州战役，毙、伤日军两万多，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的路线，推行的是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战场上只顾各自保存实力，互不配合，屡屡丧失歼灭敌人的良好战机。甚至有些部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而逃，节节败退，造成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严重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并提出持久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七七”事变的第2天，我党在通电中提出：“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动员全国的海、陆、空军，准备应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21日，我党又在《关于目前形势》中重新提出了以上观点。同时建议“统一指挥”，“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配合主力军”的作战主张。23日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指出：立刻派遣大军增援二十九军，还要求“立即召开国防会议，集中抗战的领导、建立各战线的统一指挥，积极抵抗日寇的进攻”。同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出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再一次明确提出“全国总动员”的口号，他说“民力和军力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致命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胜”，“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为取得持久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后，明确具体地提出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原则是：一、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时机给予全线反击，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二、在战役上应采取速战速决的原则；三、作战的原则是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于我军的地理和时机，突然出击，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四、在政治经济中心和战略要地建立坚固的防守工事、配置重兵，钳制敌人；五、阵地应避免单独构筑、正面狭小纵深伸长，部队作战采取积极主动，反对单纯的死守防御；六、战略战役指挥上，以外线作战歼灭敌人为主；七、积极开展游击战，深入敌后，扰乱敌人的部署，分散、疲惫敌人，清除汉奸，运动中消灭敌人。
8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国防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时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