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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共北二区委由我任书记，薛毓瑞任组织委员，贺秉章任宣传委员，薛振昌任委员，大家决心完成改造学校的任务。
我们首先把30多个在校学生，分为4个年级，用教育局统一印发的教材代替旧教材，重新设立了语文、算术、自然常识、历史地理、体育等课程。
第一节是语文课。我请来前任教员，让他们试教新课本。这需要讲解课文，但几个“秀才”对新文化知识一窍不通，大眼瞪小眼，急忙作揖推辞。第二节是自然课，请他们上台讲解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结果东拉西扯，风马牛不相及。其浮浅无知的狼狈相，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我上台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叙述，向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新鲜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引起了听惯“之乎者也”的孩子们的兴趣，受到他们的欢迎。秀才、举人们无地自容，以各种借口逃离教室，剩下几个所谓德高望重者，也早已六神无主，生怕让他们上台示范新课本。
我对旧教员始终以礼相待，征求他们对课程安排的意见，并指出：你们不可误人子弟，要用新知识培养建国人材，方不辜负家长重托。他们连连称是，表示不再干预今后的教学工作，并同意我提出的由薛毓瑞担任学董的建议。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在校学生增加到50多人。
但斗争远没有结束。农历二月二俗称“龙抬头”，当地群众有写“祈雨祭文”的风俗。“祭文”过去一直是请秀才举人用文言文写。这次反动当局把写“祭文”的事交给了我，如果我这位教新文化的老师用了文言文，他们会指责我假进步；如果用白话文写，他们又会取笑我不懂老规矩。我和薛毓瑞共同起草了用白话文写的“祭文”，一改以往的内容和写法。文中说明天灾人祸虽都不利于民生，但“人祸”会促使天灾更加严重。我们详尽地列举了恶霸地主们的种种劣迹，指出这就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人为的灾害。只有社会改变，才会国泰民安，也才有可能战胜天灾，才能获得真正的丰收。这篇“祭文”有理有据，有板有眼，既没“犯规矩”，又没用文言文，使封建遗老遗少们哑口无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此事刚过不久，薛俊英请我吃饭。桌上摆满了肉丝炒粉条、油煎鸡蛋、养面饸恪、油糕等陕北上等酒菜。他大肆吹捧：“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让学校大大变了样。学生长进不小，赞不绝口”。我不卑不亢：“我不过尽了个人菲薄之力而已，照过去的教育法，毁我子孙、毁我民族。为改革教学我甘愿忍受误解、诬陷、刁难。”“李先生行为端正，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教学有方，没人敢刁难，恐怕是你多虑了。”
“这半年，我可没少遭人暗算。”我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薛坐不住了，马上改变话题：“我们不谈这些。李先生贵庚？”
“不满二十”。
“想必日子过得不错了？”
“俗话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儿王’。迫不得已，去念的省立第四师范，而且全靠教员和友人的资助。”
“寒门出贵子嘛！娶亲没有？我做媒人如何？”
不等我答腔，他就喊：“冬梅，上油糕、饴恪！”随声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扭怩作态，我打心眼儿里觉得不舒服。薛低眉斜眼地说：“这是我侄女，还未定亲，你看如何？”
“婚姻大事，我做不了主，以后再说吧。”
回校后，我立即召集薛毓瑞、薛振昌研究这个情况，贺秉章因家住在较远的南沟岔，未能参加。大家认为，这是施的“美人计”，但为了稳住对方，进一步掌握了解他们的情况，巩固小学校这个阵地，一致同意了我提出的“将计就计”的意见。第二天，我给了薛俊英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此后，学校的工作少了不少干扰。
在两年的时间里，党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党员由原来的五六个发展到30多个，吸收了不少觉悟高的雇农、贫农加入党的组织，如马生海等。史法直（原名郝新民）、强世清领导的游击队常利用小学校开展活动。我们和石窑湾折可达民团中的地下党员贺吉祥、栾新春等也取得了联系，及时向他们传达上级指示，及时通报敌人的行动。我们终于使第二十三小学成为党的可靠基地。
●我在南沟岔庙会被捕
1933年6月2日，中共安定县委派赵福祥前来传达县委指示，要求我们在农历5月13日（即6月5日）南沟岔庙会上，在角峪岔到南沟岔之间30华里的地段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欢迎红军强世清、史法直所领导的游击队。北二区党委会经过再三考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刚刚建立的秘密据点，是游击队人员和枪枝弹药的补充站，一旦暴露，损失不堪设想。但赵福祥没有分析区委的意见，严厉指责我们，命令我们要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区委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离庙会还剩3天，我们既无油印机等设备，又不知具体的宣传内容，赵说：你们克服困难，设备自己解决，宣传内容我也不清楚，你们看着办就是了。
我和薛毓瑞整整花了两个通宵，拟好稿并用左手抄写了200多份传单和标语。6月3日晚，我召集4个小组的组长会议，布置如何散发传单、标语。决定由薛振昌领导3个小组负责冯家渠到角峪岔地段，要在4日晚三更前把150多份标语和传单张贴散发完；由贺秉章负责1个小组，从薛家渠到南沟岔，重点是在南沟岔的庙会附近张贴、散发其余的标语和传单；我和薛毓瑞是抄写者，以防万一，先不出面。会上还交待了具体方法，嘱咐大家要注意隐蔽。
到了4日晚上，我和薛毓瑞感到心神不定，没有把握。因为我们的党团员以及互济会员都是贫、雇农，从未干过这种工作，缺乏经验。于是我们一起去贺秉章家里，检查准备得如何，因张贴标语必须在晚上进行，为防止黑暗中将标语贴颠倒，一定要事先排放好。在检查大家贴标语的动作时，感到他们勇敢有余，经验不足，容易出现漏洞，这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我和薛毓瑞毅然决定，庙会广场的标语由我俩张贴。
南沟岔的庙会十分热闹，方圆几十里的人扶老携幼赶来参加。商人们也拥来赚钱。赌棍、流氓、兵痞、土匪，更不放过这有利可图、大发横财的机会。
我和薛毓瑞分了工，他利用曾担任过区长的有利条件，在区政府门口监视民团的行动。我到庙会戏台东侧张贴标语。南沟岔庙会的戏台坐南向北，西、南、北三面是河川，东边靠山。戏台筑在高地上，四方赶会的人都云集在此。唯有东墙是贴标语的好地方。最初，一切都很顺利。不料薛毓瑞忍不住去厕所时，两个团丁突然闯来，他们一见墙上的标语就大喊大叫，还拼命往下撕，看见我正站在那儿，就问：“李先生，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先是一愣，随即镇定下来：“解手啊！”不等我说完，他俩却急忙跑到区公所，想来是向上级报告去了。也幸亏他俩都去了。
我乘机立即脱掉黑色外衣，里边是经常穿的白衣服，将没来得及贴的传单迅速散发到稠密的人群中，不慌不忙地走到戏台的正面，钻人观众中，看起“孙悟空大闹天官”的皮影戏来。
不一会儿，安定县民团团总折可达、敌区长雷治富带七八十个荷枪实弹的团丁包围了戏场，封锁了所有的进出口通道，威胁群众不许乱动，要抓共产党。为避免暴露其他同志及伤害无辜百姓，我主动站出来，十几个团丁蜂涌上来，把我押进了区公所的办公室。
没有被抓到“把柄”的共产党员
雷治富、折可达丢下烟枪，立即开始审讯：“李先生，我们早就察觉你是共产党，今天可抓到证据了。”
“那就请拿出来！”
“把那几张标语传单拿来！”
“那上面署的是‘共产党’，又不是我‘李宗贵’，怎能肯定是我干的？”他们不容分说就令人搜身。一无所获。于是恼羞成怒：“那两个团丁亲眼看见你在戏台东墙上贴标语，还想抵赖？”
“既然他们什么都看见了，那我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急于请功的两个团丁迫不及待地抢着说：“我俩瞧得清清楚楚，你在贴好标语的戏台东墙边站着，穿着黑衣服！”
“但你们是在戏台正面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我穿的可是白色衣服。”雷治富、折可达即刻派人到戏场里想找到我穿的黑衣服，它却早被同志们安全处理了。
敌人只得严刑逼供。他们用细麻绳把我双腕反绑起来，背后压上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吊到半空。细麻绳深深地勒进皮肉，肩膀脱臼，两眼直冒火星。敌人几次用冷水把我从昏迷中浇醒，“你要再不招就用火棍、火链、火铣对付你！”
“我是公开被聘用的教书先生，你们身为执法的区长和团总，居然敢肆意对堂堂教员施以酷刑！”忽然一阵喧哗声传来，原来贺秉章、薛振昌等发动了上百名群众包围了区公所，并派出代表交涉释放我。慑于群众威力，敌人停止了严刑拷打，但把我仍然拘留在区公所。
翌晨，正要把我押解到安定县政府审理时，密探黄盆子报告，强世清、史法直的游击队准备劫走李先生；他们埋伏在安定县石窑湾、红石峁一带山路上。敌人立即改道由南沟岔经玉家湾、瓦窑堡到安定县，提前派出团丁通知玉家湾的民团协助，并命令瓦窑堡驻军张建南派士兵沿途协同押送。游击队劫我的计划落了空。当晚我被押到安定县死囚牢里，敌人连夜进行了审讯。
反动县长不由分说，用麻绳将我两臂捆紧，推我跪在锐利的碎石上，脚腕下垫上两块砖，两腿肚子上压着一根两米长、碗口粗的杠子，左右各站着两个刽子手，不断用脚踩这根大木杠子，酷刑从晚上9时一直到次日清晨。多次昏迷过去的我，醒来时已是遍体鳞伤，动弹不得。但我仍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敌人用刑失败后，给我戴上一副七斤半重的脚镣和手铐，投入死囚牢里。映入眼帘的是些蓬头垢面、衣不掩体的难友。他们了解情况后，对于我这么年轻也被提审，还受到如此酷刑愤怒不平。他们小心地照顾我，把我抬到仅有的麦秸铺上，喂水喂饭，按摩护理。难友们心连心，使我得到安慰和鼓舞。
反动派的暴戾更加坚定了我斗争到底的信念。想到自己是党的人，任何时候都要有气节，尽管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奋力唱起高亢的秦腔，多日愁眉不展的难友也活跃起来。我对大家说：“对这帮杀人不眨眼，嗜血成性的刽子手，丝毫不能软弱，只要你不怕死，他们就没一点招。活着就要有骨气，死，也要站着死！”没想到关在隔壁的正是薛毓瑞，敌人关押他是为了索回由他负责而欠交的粮款。他听见我唱秦腔，也听见我做宣传，拍着墙壁和我联络，还表扬我：“真行！”我说：“没有这点气魄，算不上英雄好汉，老薛，你放心，我决不会丢脸。万一我出事，学校的事你一定要担起来。请多多保重。”
当难友们知道隔壁是原北二区区长薛毓瑞时，认识他的人说：“他可是大好人，常把摊派给百姓的粮款、税款顶着不交。不仅不收穷人的租粮，还用自己家的存粮接济穷人。这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