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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尚不止此。另引一段也主张人民是笨蛋的话来做比较，希罗多德《历史》里说：
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像一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
区别很明显。韩非把人民当婴儿，希腊人却和儒生们一样，比之为奔流、泛滥的河。婴儿柔弱，洪水却几乎是不可抗力。
认为人民愚蠢而强大，接下来才会恐惧“水能覆舟”或者琢磨如何使“民心可用”；但像韩非这样把人民看得既愚蠢又软弱，对老百姓的反抗，就只会喊“用刑用刑用刑！”小韩虽然给老子做过注释，但“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些警句，他却给看漏了，或者解偏了。
该怎样糊弄老百姓或操纵民意，小韩这个阴谋大师可能是最没招的一个。相反，其余诸子却往往都有一套。
老子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策越精明，老百姓就越会钻空子，所以要愚民效果好，政策也要含混。这等于是预言：小韩你这么搞，是在诱导老百姓变成刁民嘛。
再如跟小韩一样属法家的商鞅，因为在基层摸爬滚打锻炼过，对民众的认识，就跟小韩很不同。要“弱民”，他是有成套的执行方案可以拿出来。
孔夫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名言，后半句怎么解释聚讼纷纭，其实真正的微言大义却在前一半。什么叫“使由之”？就是顺毛捋，不折腾。后来孟子进一步提炼了一个听起来就非常儒法合一的词，叫“仁术”。小韩鄙视仁义道德，对这些门面货的安抚、防震功能，认识就很不够。
孟子有些毛病，和现在的某些舆论领袖其实很像。谈历史，往往捏造；谈地理，河流改道；谈治国，不考虑行政成本；谈学术，来来去去只会引用几句经典。但他民本立场鲜明，对当权派抨击猛烈，点评时事善于说尖刻的俏皮话。要跟“普世价值”对接，先秦诸子中没有谁比他更合适。假如今天孟老师跟小韩在微博上展开骂战，拼逻辑小韩胜过不止一筹，但孟老师的粉丝肯定直接把小韩同学给淹了。
墨子是宗教领袖，装神弄鬼是绝活。靠宗教狂热发动群众，全世界都是惯技。秦以后墨家号称绝迹，但其实在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里，都飘荡着他的幽灵。小韩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邪，但人家已经篝火狐鸣，把群众煽乎起来了，你没法跟群众普及无神论。这时该怎么应对，小韩也只能一翻两瞪眼。
所以说，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统治术传承三千年，荟萃了九流十家的蔫损坏。小韩当然是影响特别大的一个，但屎盆子扣他一个人头上，他担不起。
汤武关键词：革命还是暴力
——读《商君书。开塞》
法家其实也不是一味宣称自己在搞创新。不说《韩非子》里也反复出现“先王”字样，商鞅在秦孝公前和儒家的大臣辩论，称道过“汤武不循古而王”，其实也恰恰说明了商鞅并未以为自己的行为前无古人。他把商汤和周武王当作了古代的正面典型。
众所周知，先秦诸子里，孟子也特别喜欢汤武革命，有警句云：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而韩非子却认定汤武是乱臣贼子。这么看起来，儒家、法家是死对头，但在怎么评价商汤、周武王的问题上，孟子和商鞅似乎意见一致。而韩非子和商鞅两个法家同行的观点却彼此“打架”。
真是这样么？
商鞅对汤武的具体看法，在《商君书》的《开塞篇》里讲得最详细。这个“塞”不是边塞，而是堵塞。商鞅认为，汤武之道已经被堵塞很久了，现在需要给社会重新开窍。
在这篇里，商鞅首先给历史划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亲亲而爱私”。
商鞅认为，人类在“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阶段上就是自私的，固不待家庭与私有制起源。商鞅也看到了人口压力的问题，把“民众”（人口增长）当作人和人之间矛盾激化的原因，于是原来的简单社会无法维持下去了。
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上贤而说仁”。
就是在大家都自私自利的时候，难得有个特别大公无私的人，就被推崇了。他被认为是贤者，被推举出来成为统治者。而“贤者以相出为道”，就是贤者把推举其他的贤者作为原则，这显然就是在说禅让了。
《礼记。礼运篇》里，借孔子之口讲了一段关于大同、小康的论述，把实行禅让的“大同”当作人类的第一个阶段。商鞅则认为亲亲在前，禅让在后，也就是先有血缘纽带维持的小族群，族群变大后，推荐选拔制度才出现。
更重要的区别是，商鞅并不认为大同世界有多美好。他强调“上贤”只是人们私欲相妥协的产物，而这个妥协并不稳定。“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必有乱”，共同体内的人口越多，道德就越不管用，没有制度约束而搞推荐模式，时间长了，一定会有猫腻。于是禅让、选举都成了形式，其实质是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名利场。
这一段，商鞅的分析显然比《礼运篇》要有说服力。“大同”只是对原始社会理想化的描述，既未说明它何以出现，也无法解释它何以终结。商鞅对这两个问题则都给出了答案，而且抓住人性自私和人口压力这两个关键，他的解答虽然粗糙一些，但和不少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倒是有相当高的契合度。
这就不得不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贵贵而尊官”。
就是与其为了比谁更“贤”，无休无止地吵闹争斗下去，不如认定了，某人就是君主，大家都得听他的。这个君主其实未必贤能，但反正认定了他就是权威，好歹可以求个社会稳定。
这个阶段也有点像《礼运》里说的“小康”。但小康社会的特点是多方调和，讲血缘亲疏，更讲选拔贤能，也讲身份地位。商鞅则把三者对立起来。“中正者使私无行也”，上贤就不能亲亲；“立君者使贤无用也”，立君就不能上贤。
这种极端的立论，好处是避免了曲为弥缝的麻烦，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君主既无亲族的拱卫，本人又未必贤能，他凭什么能够统治天下？
商鞅的答案简单明了：靠暴力！
他又进一步分析三个社会不同的社会基础，云：
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而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
人民愚蠢，则可以靠智慧称王；人民聪明，则可以靠强力称王。笨蛋们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聪明人则机巧有余而勇气不足。人的本性是，笨蛋因为无知所以爱学习，聪明人因为软弱所以易屈服。所以神农教老百姓耕作，大家都师法他的智慧，神农就当了王；商汤、周武王发展实力，大家都屈从于他们的力量，所以他们能够征服诸侯。
这是把神农和汤武当作成功者的两类不同典型。神农生活在一个都是笨蛋的时代，所以靠智慧称了王。汤武生活在到处是聪明人的时代，所以靠暴力称王。商鞅显然认为，如今这年头，问题显然是聪明人太多，所以需要的正是暴力。
正是因为当今天下需要暴力而尚没有一个商汤、周武王式的绝对暴力，所以才导致这个时代充满了无序的暴力，即大国都在征伐，小国都在防御。既然如此，商鞅推崇汤武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运用绝对的暴力，来造就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
商汤、周武王夺取天下，采用的手段是暴力，其性质是革命。这基本可算先秦时代的一般看法，但更关心哪个侧面，则诸子各不相同。
商鞅推崇汤武，是看中了暴力；韩非反对汤武，是不准革命。其实商鞅也反对革命，特别强调“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韩非也推崇暴力，有名言“当今争于气力”，因为他们虽然对汤武的评价相反，而其实却立场相同。
孟子喜欢汤武，是在鼓吹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而他恰恰是企图消除、缩小汤武革命中暴力因素的影响，“吾于《武成》，取其二三册而已。”不取的，就是讲武王伐纣，杀得血流漂杵的内容。
所以说到底，还是商韩一家亲，儒法不两立。
附 录
中国早就有：从酒和盐说起
我刚教书的那两年，文化史这门课的考试，最后往往会附加一道穿越题：假如能回到过去，你希望去哪个时代。
照例，选择去汉武帝时代的孩子是不少的。当然，他们都坚信自己要做改变历史的大事业，于是男生就想着要压倒卫青、霍去病，女生就想着要取代陈阿娇、卫子夫。
几乎不会有谁觉得自己还会是普通人。
也是，还做普通人的话，大概没几个人乐意去当汉武帝治下的子民吧。皇皇大汉，赫赫武功，但于蚁民们而言，切身的感受百姓是什么呢？汉武帝有几项著名的直接关乎民生的政策：推行盐、铁、酒榷，还有所谓算缗、告缗之法。前者大致就是指盐、铁、酒都实行国家专卖。因此这些东西价格都高得离谱，而质量却不断下滑。后者则是说百姓要向国家申报自己的财产，然后缴纳高昂的财产税。当然，你会想到少申报一些，但国家鼓励你身边的人随时检举揭发你，然后就有了抄你家的理由。
一直等到这位伟大的皇帝死了，大将军霍光召集了一批地方上的学者去抨击这些政策的具体执行人桑弘羊。抨击的尺度放得很宽，很有言论自由的样子，看得出，学者们发言时也是真兴奋。但很快大家就发现，大将军的目的与其说是要搞政策调整，不如说就是想整桑弘羊。
桑弘羊后来是垮台了，但政策基本照旧，废止的，只有酒专卖一项而已。
我疑心，酒专卖政策之所以不再继续，原因也不是有意识地向民间让利，而是朝廷本来就在这事上没辙了。
看美剧《大西洋帝国》，讲美国实行禁酒令时的故事。酒当然是禁不住的，一个太平间的地下室，作为造酒车间就绰绰有余。事实是，1920年禁酒令颁布后的十几年，是美国酒精消费量最大的年头。
顺带又想起《三国》里两个有名的故事。
一是曹操禁酒。孔融说，酒固然曾使人亡国，但好色也有一样的后果，干吗不禁止结婚呢？
二是刘备禁酒。一直闹到发现人家有酿酒的设备，就一样判刑。于是简雍随便指着一男人跟刘备说，这人想行奸淫，得赶紧抓起来。刘备问，你怎么知道？简雍说，他身上带着行淫的设备啊。
这两个比方，除了惯常的理解，我觉得可能还说明了一个问题：私自酿酒的情况就像结婚一样普遍；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