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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王父子的尸体惨不忍睹，“鬓发耳鼻皆悉毁焉”，尸体被随意弃置在府第北门处的墙边。
就在公孙宏等人进攻汝南王府的同时，清河王司马遐也领着禁军直奔太保官邸。
与汝南王一样，卫瓘对迫在眉睫的无妄之灾也一无所知。当清河王手里拿着圣旨出现在官邸门前时，卫瓘和他的三个儿子卫恒、卫岳、卫裔，还有五个孙子围坐餐桌，一家人其乐融融，正在吃饭。
清河王是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据说他“美容仪”，幼年表现出色，所以“武帝爱之”，可惜他“长而懦弱，无所是非。性好内，不能接士大夫”。因此在这次收捕卫瓘的行动中，清河王只是名义上的总指挥，真正的决策权在他的助手右军督荣晦手里。
楚王给清河王配上荣晦这样的助手是别有用心的。荣晦与卫瓘有旧怨，当年卫瓘担任司空的时候，荣晦是他手下亲兵的帐下督，后来因为犯了过失，被卫瓘斥遣了。荣晦是睚眦必报的小人，一直耿耿于怀。楚王派他去收捕卫瓘，那是借刀杀人。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局中局，荣晦是楚王手中的一把刀，楚王又是贾皇后手中的一把刀，大家都提着寒刃屠戮弱者，谁都不是无辜的。即使是如今已沦为的案上鱼俎的卫瓘，在二十多年前也使过借刀杀人的诡计。
那是魏曹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不久，攻灭蜀汉的两大功臣邓艾与钟会，还各自带着军队驻扎在成都。邓艾这人绝对是个人才，但是他的为人处世远逊于他的治国才能。邓艾居功自恃，与同僚关系很僵，这个缺点虽然惹人讨厌但不致命，致命的是他竟然忠诚过度，擅自承制拜官。钟会一直盘算着要造反，因此他趁机向司马昭污告邓艾谋反。
同行是仇敌，司马昭立刻命令监军卫瓘逮捕邓艾父子，用槛车押送到京城来。
邓艾被捕，钟会没了心腹大患，马上原形毕露造了反，但他的叛乱随即被卫瓘讨平。卫瓘诛杀钟会后，控制了蜀中局势，当时邓艾还在押解的途中，许多邓艾的老部下纷纷替主帅叫冤。卫瓘当然明白邓艾是冤枉的，但是，当初污蔑邓艾造反他也有份，卫瓘担心邓艾日后会报复，于是决定斩草除根。
邓艾有个老部下叫田续。当初邓艾进攻江由，田续领着队伍没有及时跟上，差点被邓艾斩首。卫瓘知道田续怀恨在心，特意派他去追赶邓艾的槛车，悄悄地示意说：“可以报江由之辱矣。”结果邓艾父子被田续杀害在绵竹三造亭。
卫瓘杀了邓艾之后，心里也曾后悔。同朝为官的杜预在谈论此事时，批评说：“卫伯玉（卫瓘字伯玉）的结局堪忧！他身为名士，居于统帅之位，既没有德政，又不能御下以正。《周易》上所谓的‘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卫伯玉难逃此责，情何以堪？”
卫瓘回朝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杜预忏悔，但是大错已经铸成，无法补救。
杜预的预言在二十八年后应验了。
公孙宏收捕汝南王是靠蛮力强攻，虽然是作恶，倒也不失磊落；相比之下，荣晦则完全是小人行径，他收捕卫瓘靠的是骗。
卫瓘与汝南王一样，也有一千亲兵在府内护卫，荣晦在大门之外，大声宣读楚王写的假诏书，要求卫瓘交还太保的印绶，免官回第，并一再保证不会伤害卫家人性命。
卫府中人都觉得事情诡异蹊跷，怀疑荣晦手中的诏书有假，都劝卫瓘发亲兵抵抗，等天明后把事情搞清楚再投降也不迟。他们说：“礼律刑名，台辅大臣，未有此比，且请距之。须自表得报，就戮未晚也。”而卫瓘犹豫不决。
正在僵持间，卫瓘的儿子卫恒发现禁军中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叫何劭，是前太傅何曾的儿子，何氏父子因为生活奢侈而青史留名，实则人品也很差。何劭的女儿嫁给卫恒的哥哥，卫恒透过墙孔向何劭悄声询问凶吉，何劭明知卫家这次凶多吉少，却偏偏不说。卫恒素来有名士气质，以为这次不过又是免官，免官就免官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卫恒回到饭桌前，继续吃饭，卫瓘下令打开府门。
清河王等人涌进府第，荣晦站在中门下，再次宣读诏书，再次保证了只是承诏免官。
荣晦收走了卫瓘的印绶貂蝉，随即他脸色一变，严令卫瓘带领家人搬出府第。荣晦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抄录着卫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姓名。荣晦逐一点名，发现缺了两人，原来卫恒的幼子卫玠从小体弱多病，那晚他在哥哥卫璪的陪同下在外就医，兄弟俩得以幸免于难。
结局虽然不是大圆满，但谅那两个漏网的小孩子也兴不起什么风浪。荣晦一挥手，上来一堆士兵，两个挟持一个，把卫家人捆绑起来。
这时卫家的亲兵已经被控制，卫瓘的从僚们也都已投降。荣晦无所顾忌地露出了青面獠牙，他纵使士兵洗劫了卫府，然后，荣晦把卫家人拖拽到东亭道北围守，就着清风明月，不论老幼，全部斩首。
四、过河卒子
洛阳城笼罩在肃杀悲凉的气氛之中。
半年之内，前后三位辅政大臣遭罹灭门惨祸，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作为两次政变的直接指挥者，楚王司马玮的声威在这一晚达到了最高点。
但是楚王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欢愉。所有受到权力蛊惑的人都是欲壑难填的，这种欲望会使人一叶障目，看不到陷阱。杨骏已经倒下了，汝南王正在引颈就戮，楚王也已经走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
推波助澜的依然是岐盛，《晋书·楚王玮传》里说他怂恿楚王：“宜因兵势，遂诛贾、郭以正王室，安天下。”
如果这段史料是真实的，那么岐盛实在是个可怕的小人物。他是引发这场政变的因子，现在他又要将这场政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表面上来看，他俨然是这一场政变的导演，他先骗得了贾皇后的诏书，逼得楚王对汝南王下杀手，然后，又趁着楚王骑虎难下，引诱他去杀贾皇后，独掌大权。
但岐盛真有那么大能量么？
未必！
岐盛再能折腾，也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小人物，劝王爷引兵向宫阙，这是离间皇家骨肉的重罪，是要被拖到铜驼街前活活打死的。
前面说过岐盛曾经党于杨骏，他竟然不仅没有受到杨骏的牵连，反而成为楚王心腹，可见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这个常人不能及的长处，就是他特别能揣摩人心。他之所以敢对着楚王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些话是楚王的心声。岐盛其实只是一张嘴，从这张嘴里说出来的全是楚王的心里话。
在这场政变里，楚王看似是承诏行事，是被动的。这实际是个假象，在贾皇后想利用楚王铲除汝南王的同时，楚王也想利用贾皇后，扫清他的障碍。
楚王是有野心的，对此他与贾皇后心照不宣。让我们仔细推敲贾皇后下给楚王的那份诏书，就可以发现端倪。
诏书是这么写的：“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
这意思很明白：太宰、太保要行废立之事了，楚王你该出手了，招集皇帝的弟弟们保卫皇帝，阻止并废黜两位辅政大臣。
但这份诏书有两个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第一个不合理之处是：诏书中为什么要用“伊、霍之事”这样的字眼。
“伊”是指商代伊尹，“霍”是指汉代的霍光。商代的第四任王太甲无道，伊尹将他流放，三年之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又将他迎回，复立为王；霍光受汉武帝托孤辅佐汉昭帝，昭帝驾崩时没有皇嗣，霍光就迎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后来发现昌邑王不成器，于是当机立断废黜皇帝，改立武帝玄孙刘病已，是为汉宣帝。
伊尹、霍光两人的共同之处是都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废立过皇帝，他们两人是史上公认的忠臣，他俩的废立之举历来被肯定，被说成“废无道立有道”。
如果要说汝南王、卫瓘等人犯上谋逆，应该把他们比做王莽才对。诏书中把他俩说成伊尹、霍光，那就等于在说当今的皇帝司马衷是无道之君啊。皇帝下诏暗示自己被废是合理的，汝南王、卫瓘要做的事情是正义的，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个不合理之处是：为什么让楚王招集“淮南、长沙、成都”参与行动？
要知道，当时淮南王远在寿春，另外两个王爷都还年幼，长沙王司马乂才十六岁，成都王司马颖才十五岁，手里也没什么权力，这三个亲王是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的。当时真正对政变有用的宗室是中护军东武公司马澹，诏书中并没有提及，却特意点了这三个王爷的名，似乎这三个王爷参与政变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
如果不把这一张青纸看成皇帝下达给臣子的诏书，而是看成一封家信，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个家不是指整个司马宗室，而是指宗室中皇帝嫡系，这是哥哥下给弟弟的一封求救信。
从字面上解读这封求救信，说的是：哥哥的地位有危险，弟弟要起来保卫兄长。实际上，信的内涵不限于此。
司马衷不能算是无道之君，但却是众所周知的无能之君，不堪社稷大任，汝南王要废掉无能的皇帝，这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如果仅仅“废无能”，那么汝南王的“伊、霍之事”只进行了一半，他还必须得“立有道”。这个“有道”之君必须是武帝的嫡系，他必须贤明、有声望，能合理的继承皇位，并且不引起争议。
当时朝中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呢？有啊。这个人早已进入大家的视野，当他还是个儿童的时候，武帝就已对他寄予厚望，说“此儿当兴我家”！武帝说他的气质和长相都像先祖宣帝司马懿，武帝已经迫不及待地替他预订好了晋朝第三任皇帝的宝座。
这个人就是皇太子司马遹。元康元年司马遹十四岁，一年前他就已经行过冠礼，按古时候的标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到此先解开第一个疑问，贾皇后在诏书中用“伊、霍之事”四个字，是想告诉楚王：汝南王要废黜你哥哥，立你的侄子提前接班。
对整个国家而言，傻皇帝退居二线做太上皇，让聪明的太子提前上岗，这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但是，太子提前继位绝对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一部分人宁愿傻子当皇帝，也不希望看到太子坐上龙椅。
贾皇后当然包括在这一部分人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团体不仅仅有贾皇后及其党羽，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的面目闪烁其中，隐蔽得就比较深了。
司马衷唯一的儿子司马遹后来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被贾皇后害死，司马遹的两个儿子司马臧与司马尚，先后被立为皇太孙，但后来都死于非命。司马衷的子嗣死绝之后，侄子司马覃被立为皇太子，但不久司马覃也被废黜，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弟。皇嗣的帽子跳来跳去，最终还是跳到了武帝的儿子、惠帝的弟弟头上。
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是十三年之后的事，他克服了重重阻碍，才达到了做嗣君的目的。
但是在十三年前的元康元年，太子司马遹还没生儿子，横隔在惠帝诸多弟弟与嗣君之间的唯一障碍，就是司马遹本人。只要是司马衷做皇帝，楚王等人就还有希望，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