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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皇后则根本没有借精求子的必要。司马衷生有太子司马遹、贾皇后生有四位公主,这证明二人都没有生理问题。贾皇后独擅后宫,司马衷是任她摆布的木偶,两人结婚二十年生有四女,虽然不是高产,司马衷已经足够勤奋。
司马衷脑子庸聩,身体未见孱弱。元康年间司马衷正当壮年,夫妻俩通力合作,已成功出产四位公主,完全可以再接再厉,生产出皇子来,贾皇后何必要冒杀身之祸引人入宫?
三、晋世宁
说贾皇后载人入宫会有杀身之祸,这并非危言耸听。虽然说元康年间贾氏专权,但是晋朝贾氏专权与西汉吕氏专权、霍氏专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吕后是汉惠帝之母,在当政期间她也得到那些开国老臣的支持,帝国最强大的军队尽在她的掌握之中,刘氏子弟在她的打击之下,要么臣服要么身死,完全丧失反击之力;而霍光专权之时,刘氏宗室的力量已经很弱,霍光的亲信占据了朝堂上上下下,军权也尽在霍光的儿子、女婿手中,霍光辅佐两帝,汉昭帝充分信任霍光,汉宣帝则从民间入主未央宫,在霍光生前,他就是一傀儡摆设,因此霍光才能尽情施展,打下汉宣中兴的基础。
可知吕氏与霍氏的专权是有朝臣与宗室拥护的,无论这拥护是真心还是违心,吕氏与霍氏都能对这两股势力指挥如意,没人敢于违命与敷衍,而贾氏无法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朝臣还是宗室,都对贾氏若即若离。
先说朝臣。朝臣都出自势家大户,晋朝皇权衰弱,势家大户空前膨胀,别说贾后,即使是武帝也要忌惮三分,所以武帝在世时一味的纵容公卿,不敢得罪。皇帝尚且如此,何况有窃国嫌疑的权臣与外戚?
在武帝死后的历次政变之中,大部分朝臣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风格,冷眼旁观,让你们去闹,自己只要等一切尘埃落定后,随大流跟着跪拜就行了。他们根本没有参与政治斗争的动力,所以乐得逍遥,平时都忙着装清高讲玄言,忙着骄奢淫逸,忙着嗑药服五石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叹息说:“晋少贞臣”,这话一针见血。
朝臣们知道,无论是谁当政,都不敢为难他们这些势家大户,反而会想方设法笼络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盼着国家多灾多难。
杨骏上台,加官进爵;汝南王上台,再次加官进爵。杨骏等人心中未必分不清对错,但是他们逼不得已。统领群臣的武器有二:一曰赏二曰罚,现在满朝文武都做出不理不睬的样子,打又打不得,怎么办?只好花钱买人气。结果效果还不理想,公卿们得了好处还卖乖,摆出一种无欲则刚的高姿态,杨骏等人热脸贴上冷屁股,徒增笑料而已。
贾皇后上台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众公卿继续保持看客姿态冷眼旁观,做永远不跳下墙头的墙头草。
所以贾皇后只有利用亲戚关系构建自己的内阁,主要依靠河东裴氏、琅琊王氏,还有本族贾氏,再加上一个寒族出身的张华,维持朝堂的运作。贾皇后是幸运的,她的亲戚中有能耐的人不少,比如裴、贾模,元康年间有九年太平岁月,这两人居功至伟。
形势注定了贾皇后的内阁很难有大作为,勉力维持平衡,不出大乱子,这已经是它能力的极限。仅凭着少数几人想推动整个时代向前进,那是不现实的。
元康年间,王戎刘颂等人曾想革除时弊,通过实行《甲午制》等进行吏治改革,这些尝试最终不了了之。阻力并非来自当权者,而是来自朝野内外尸位素餐的大大小小官员。元康年间是西晋王朝日落前的最后一抹余晖,绝大多数人都在坐吃等死,面对来时大难,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元康九年之前的贾皇后,头脑无疑是清醒的。她清楚地看到,处于腑肘之间的群臣,他们从来不为我用,随时都有可能投靠政敌。因此贾氏谨言慎行,仔细考究史料,除了所谓莫须有的“荒淫”,贾皇后没有犯下任何别的罪行;而贾家,也没有历代外戚专权时那种跋扈专横。若说贾模、贾谧专权,他俩的官职一直远在张华、裴之下;贾模至死爵位不过是乡侯,食邑千户,远少于孟观等人,贾谧因袭贾充的鲁公爵位,一直没有增封,《晋书》上说贾谧“奢侈逾度”,这是当时的社会通病,不足以为罪证。
整体而言,元康九年之前的贾氏,还是能够严以律己,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至于为何到了元康九年,贾皇后就昏招迭出自取灭亡?这个原因很复杂,容后再表。
说完朝臣,再看宗室。若说洛阳群臣不过疥肤之癣,那么手握几十万大军的司马宗室才是贾皇后的心腹大患。
此时武帝临终安排的四方藩镇几经变换,已经面目全非。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秦王司马柬已经过世,赵王司马伦也在洛阳担任一个闲职。元康九年初,除了淮南王司马允依旧镇守寿春,镇守长安的变为河间王司马颙,镇守邺城的变为成都王司马颖。这几个王爷后来个个都是“八王之乱”中的活跃分子,游离于贾皇后控制之外。
元康九年军事分布图
外戚与宗室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和,杨骏时期是如此,贾皇后时期也是如此。之前依附贾氏,并且对宗室有点影响力的下邳王司马晃已经去世,活着的宗室成员中,赵王司马伦、东武公司马澹可以算为贾氏一党,但赵王司马伦为老不尊,历来没有威信,能力也很差;东武公司马澹是宗室疏族,口碑同样也很差。两人无法代表宗室。
当时朝中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宗室元老是梁王司马肜,官任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可是此老好声色犬马,对于权势并不过分热衷,并且还是惠帝的叔祖,因此没有巴结贾皇后的必要,后来赵王起兵杀贾皇后,他也是主谋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高密王司马泰(之前是陇西王,后来改封高密王)在朝中任尚书令,此人是惠帝的从叔,在宗室中威望也很高,可惜也不是贾皇后一党,元康九年病死了。
因此直到元康末,宗室依然是晋朝最强大的势力,贾皇后依然无力控制宗室。
好在宗室虽然强大,其一盘散沙的弱点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汝南王、楚王殒命之后,宗室诸王更加明哲保身,各大藩镇也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当年杨骏就是把宗室欺负得太狠,引起不满,结果丢掉了性命;汝南王倚老卖老,得罪了宗室的少壮派,结果死于乱刀之下。殷鉴不远,贾皇后是这两起事件的策划者,当然不能步杨骏等人的后尘。因此她不敢向宗室夺权,作为回应,宗室也遵从贾皇后对中枢的领导。
元康年间的太平就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这种平衡的脆弱,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种歌舞来做比喻。这种歌舞俗称“晋世宁”,表演方式是拿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酒杯等易碎物,用手快速将盘子翻来覆去,边跳边唱,歌词如下:
“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舞杯盘,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
设想一下,酒杯在盘子上随时可能摔个粉碎,这样的“晋世”到底是“宁”还是不“宁”呢?
贾皇后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人把宗室凝聚起来向她夺权。
诸藩镇之中,河间王司马颙是宗室疏族,辈分资历都不高,没有这个能力;需要提防的是两个小叔成都王司马颖与淮南王司马允。成都王司马颖资历尚浅,也可以暂时不考虑;值得重视的是淮南王司马允,此人镇守淮南近十年,声名卓著,元康九年时淮南王二十八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对于贾皇后而言,淮南王虽是危险人物,但是他毕竟远在寿春,没有诏命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个人比淮南王更危险,这个人的血缘比淮南王更加正统,这个人的身份比淮南王更具备号召力,而且这个人始终卧在京师。
这个人就是太子司马遹。
元康九年,太子司马遹二十二岁,也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明白了这层利害关系,再回过头来审视贾皇后与太子之间,就不是表面上的刀俎鱼肉关系那么简单了,而是一个相互投鼠忌器的僵局。
如果只着眼于洛阳城内,太子无疑是案上鱼肉,贾皇后要对太子下手是很容易的,问题在于怎么善后?太子的血肯定能将宗室凝聚起来,他就像一根导火索,引爆的炸药足够让贾皇后粉身碎骨。
此刻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正盯着洛阳,说不定有人正在暗中盼着贾皇后对太子下手,太子一死,这些居心叵测的王爷们就趁机杀上前台,消灭贾皇后,瓜分贾氏的权力。
贾皇后当然不愿让这些野心家得逞。
不过,悬而不决对贾皇后也很不利。太子还年轻,而她与司马衷则在一天天老去,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危险来自两种可能:一、惠帝突然驾崩,太子必须登基,到时候贾皇后如果阻挠,太子就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号召天下讨伐她;二、太子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势力,跳出贾皇后的控制,最后号召宗室,与贾皇后争权。
动手也不是、不动手也不是,这九年间,进退维谷的贾皇后心中有多煎熬可想而知。
在此煎熬之下,贾皇后必须小心翼翼,不能落下口实让太子,或者让别的政敌借题发挥,这种情况下她还有闲情逸致,明目张胆地到洛阳街头引诱俊俏少年郎?
对于上面所说两种潜在的危险,贾皇后也作了相应的防备,她没办法阻止惠帝可能会发生的暴毙,但是她有办法阻止太子发展自己的势力。
元康年间,贾皇后一直遏制着东宫的发展。
四、诡异的母子情
贾皇后对东宫的遏制是双管齐下的,首先把东宫的好人都调走。
仔细推敲元康年间的太子属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素质江河日下。
太子司马遹是在元康元年春正月加冠礼的,加完冠礼就表示成年,必须搬出西宫,入主东宫。太子是储君,太子的教养就是国君的教养,国君的教养关系到社稷安危。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要想儿子有出息,就得给他请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贤人做老师,并且不能让他乱交狐朋狗友。秦始皇派赵高教导胡亥,导致秦朝二世而亡,血的教训摆在哪里,不能不慎重啊。因此东宫太子属官的人选,必须仔细斟酌、精挑细选,
于是惠帝下诏说:“遹尚幼蒙,今出东宫,惟当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长益者。”这道诏书里的“群贤”“正人”,含金量相当高。当时随太子赴东宫的太子属官,精英荟萃,个个都是享有盛誉的人物。
当时太子太师是何劭,太子太傅是王戎,太子太保是杨济,太子少师是裴楷,太子少傅是张华,太子少保是和峤,文人孟珩为太子友(官名),杨准、冯荪为太子文学。
仅以上这些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内阁。但是这还不够,惠帝担心太子误交损友,命令太保卫瓘之子卫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