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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离洛阳并不远，急行军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但是为了给齐王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杀死长沙王；也为了等成都王出兵，双管齐下夹击洛阳，李含指挥关中军缓慢行军，一天才走二三十里，前锋张方出关之后也止步于司州弘农郡。
齐王死讯传来时，李含甚至还没有出雍州地界，他只到达了长安以东几十里处的阴盘；而张方则屯兵洛阳以东一百二十里处的新安，熟悉秦汉史的朋友对这个地名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五百年前楚霸王项羽在此处坑杀过二十万秦国降卒。
齐王的死使李含措手不及，关中军以讨伐齐王为出兵的借口，齐王一死就变得师出无名。李含只好下令班师，撤回长安，一番辛苦最后竟然是替长沙王做了嫁衣，李含与河间王心中懊恼不已。
齐王死讯传到邺城，成都王也后悔当断不断，坐失了良机。如今除狼得虎，洛阳落入长沙王手中，自己依然一无所得。
两大强藩全都心怀不满，那么新得志的长沙王处境就很危险了。
第八章 长沙王
一、天下未乱蜀先乱
明眼人一望便知，齐王虽死但祸乱未已，河间王劳而无功，肯定不会就此罢休。长沙王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御河间王，即使他歪打正着取得执政地位，终究还是会落入他人之手。
长沙王对于自己的力量与处境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当初齐王有几十万军队作为后盾，他没有；齐王有豫州、荆州两大军事重镇引为奥援，他也没有；他骤得的权势目前就像无源之水，很容易干涸掉。这个客观事实决定了长沙王不可以像齐王那样独断专行，长沙王是“八王”之中行事最谨慎低调，态度最谦和恭谨的一位。
长沙王的谨慎低调主要表现在他对权力欲望的克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他的官职。
齐王执政期间，长沙王由抚军大将军兼领左军将军，后来升迁至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官秩越来越高的同时手中的实权却越来越少，这种明升暗降的伎俩是历代当政者都熟稔精通并且屡试不爽的把戏。
齐王既死，朝中大臣的官职任免权就落入长沙王的手里，此前赵王、齐王都趁机替自己加官进爵，但是长沙王没有。
《晋书．惠帝纪》中说齐王死后，惠帝“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个说法有误。“太尉”是三公级别的一品大官，如此重要的任命不可能不载入传记，但是《晋书．长沙王传》里并没有记载这一次升迁；考察《晋书．河间王传》与《晋书．成都王传》，可知当时的“太尉”是河间王，“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是成都王；再细读《晋书．长沙王传》中长沙王与成都王在太安二年十月（即长沙王执政十个月后）的往来书信，二王都用“太尉”这一官职来指称河间王，由此可知整个长沙王执政时期，“太尉”一职始终由河间王充任。而成都王是长沙王极力依靠拉拢，试图结为盟友的对象，长沙王必定不会也不敢与成都王争夺那华而不实的“都督中外诸军事”头衔。
因此，所谓“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是子虚乌有，长沙王执政之后并没有给自己升官。此中原因并非无官可升，比如齐王生前担任大司马一职就已经空缺，凭长沙王的身份完全可以胜任，可长沙王没有这么做。
惠帝朝历届执政者全都位极人臣，唯独长沙王只是骠骑将军。骠骑将军是二品官，比起成都王的大将军、河间王的太尉要低上一品。很明显，长沙王刻意保持这点差距，以表示自己的谦逊，不敢与二王并列。
长沙王的官职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不涉及朝政。
晋朝的权力部门是尚书台与中书省，只要染指这两个部门就可以洞悉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以往历届执政者为了便于操纵政事，都给自己“录尚书事”。“录”是总领的意思，“录”了“尚书事”，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插手政事处理与人事任免。比如杨骏先是“录尚书事”，后来觉得不满足就又“录朝政，百官总己”；汝南王也是“录尚书事”；赵王未得志前求“录尚书事”，被拒绝之后才怀恨发动兵变。
从赵王开始，执政者野心膨胀，区区“录尚书事”已经无法令人满足，他们渴望更大权限。于是赵王篡位之前担任“相国”、“依宣文辅魏故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像当年司马懿、司马昭父子操纵曹魏小皇帝一样控制晋惠帝；齐王在专权方面也不遑多让，“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长沙王则刻意保持低姿态，避免步齐王后尘，为此他仅仅保留军职，没有“录尚书事”，也没有兼任文职来干预政务。
即使没有兼任文职，也可以通过安插亲信的方式来控制尚书、中书、门下三台，不过长沙王也没有这么做。当时的尚书令先是王戎后是乐广，尚书仆射是东安王司马繇；中书令是卞粹，中书监是东海王司马越。王戎、乐广都是前朝老臣，一向圆滑处世，在历次党争之中始终屹立不倒，乐广还是成都王的岳父，这两人对任何执政者都是阳奉阴违，只求明哲保身的；卞粹则是河间王的党羽，死心塌地想助河间王成为执政者；而司马繇与司马越两位王爷是长沙王的族叔，辈高年长，自然不也会对长沙王唯命是从。
因此严格来讲，长沙王不能称为执政者，他只是卫戍京畿的军事长官。长沙王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如此，他极力推崇的执政者是成都王。
长沙王向天下人表示，成都王才是真正的执政者，为此他做出表率向成都王臣服。朝中政务事无大小，长沙王都派人赶赴邺城请示成都王，然后才实行。
尊奉成都王是长沙王的策略。河间、成都二王都虎视眈眈，长沙王没有实力与之抗衡，只有合纵连横，选择与成都王结盟。那时成都王如日中天，只要引为奥援，河间王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天下就可暂时稳固。更妙的是长沙王这种低姿态还可以狐假虎威，当朝廷出台某项会损及某些人利益的政令时，人们就会发现，这道政令是由长沙王与成都王联合签发的，其权威不容置疑。
但是这个策略是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政出多门的唯一后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乱低效，用《晋书》中的原话就是“百度弛废”，胜过齐王当政时期。
在如此惨淡背景之下，长沙王仍思振作，他执政期间重点要解决的是平定蜀中叛乱。
蜀中叛乱是元康年间关中叛乱引发的连锁反应。追本溯源，罪魁祸首仍是赵王，此人祸国之尤，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要说蜀中，不得不先回顾一下元康以来的关中局势。
元康初年，以武威太守兼任护东羌校尉的奉高侯马隆病死在任上。马隆是个传奇人物，武帝朝秦、凉两州的鲜卑人匈奴人羌人氐人叛乱迭起，十多年无法平息，马隆自动请缨，提三千士卒孤军深入，迅速平定叛乱。此后马隆镇守关中十余年，关中也因此平静了十余年。
但马隆一死，这个平静就无法持续了。当时镇守关中的是赵王司马伦，他与他的幕僚孙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处理复杂多变的民族纠纷时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于是关中叛乱又起，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五月匈奴人郝散在并州造反，攻打并州上党郡，失败之后逃往关中。八月，郝散在雍州北部的冯翊郡被包围，投降被诛。
两年之后，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在雍州冯翊郡及其毗邻的北地郡再次举起反旗，与他同时起兵的还有北地郡的马兰羌、卢水胡两个种群。他们攻陷北地郡，杀死北地太守张损，屡次打败冯翊太守欧阳建。随后，率兵从长安赶来镇压的雍州刺史解系也吃了大败仗。
王师的接连败北，助长了反叛者的气焰，也催生了新的反叛野心。于是雍、秦两州的羌人、氐人一时俱反，推举氐人齐万年为首领。齐万年则因利就势，建国号称皇帝。战火蔓延整个关中，成燎原的势态。
由于兵祸，元康六年秋季，关中发生了大范围的饥馑，同时还爆发了瘟疫。到了第二年，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雍州（从元康三年起到元康七年，雍州的版图包括了雍、秦两个州）再次爆发瘟疫。祸不单行，这一年关中夏、秋两季滴雨未下，到了深秋天气陡变，突如其来的严霜又冻杀了大旱之下劫后余生的一点庄稼。
于是元康七年的饥馑来势更加凶猛，波及范围更广。当时长安以西赤地千里，到处都是饿殍，谷价涨到每斗万钱的天价，百姓买不起粮食，只好人相食。而朝廷赈济无方，当灾情上报洛阳的时候，惠帝竟好奇地问朝臣：“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
因此有大量关中百姓在家乡无法生存，沦为了难民。他们逃难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逃入梁州汉中郡，那里有富饶的汉中平原，可以乞食；少部分流民向西，逃入凉州。
汉中郡虽然富饶，但是地狭人稠，而关中流民有数十万之众，小小汉中郡立刻人满为患，如果难民长期滞留，汉中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灾区。
流民们都知道区区汉中养不活他们，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地广人稀号称“天府之国”的蜀中。朝廷起初打算封锁剑门关，阻止流民入蜀，但是这一政策执行得并不坚决，在受命去汉中处理赈灾的侍御史李苾上书替流民求情之后，朝廷就对流民入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于是数十万关中流民涌入蜀中一住就是好几年。
元康八年（公元298年）年底，朝廷（当时还是贾皇后主政，张华辅政）终于意识到仅凭关中地方军与赵王、梁王那些皇亲贵戚是不可能平定关中的，于是派出积弩将军孟观，率领中央禁军去关中戡乱。
次年（公元299年）春，孟观在雍州扶风国的中亭川与氐族叛军发生遭遇战，此役生擒齐万年，长达三年的叛乱就此平息。随后朝廷改派年轻的、并且素有贤名的河间王司马颙出镇关中。
关中虽然恢复了平静，但是关中流民心有余悸，同时贪恋蜀中的安逸，不愿意返乡，而当时中枢政坛动荡，贾皇后正步步紧逼要置皇太子司马遹于死地，洛阳人人自危，根本无暇顾及那遥远的、被大江群山阻隔的、蛮夷充斥的西南边陲。于是这数十万流民继续在蜀中乞食，与蜀中原住民摩擦不断，积怨越来越深。
又过了一年，到了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真正的多事之秋开始了。先是贾皇后杀愍怀太子，然后是赵王发动兵变，大肆清洗朝堂。这一清洗惹出大祸，贾皇后的姻亲、时任益州刺史的赵被调回洛阳任职，但赵怀疑这是请君入瓮的陷阱，因惧生变，竟举兵造反，他杀死了继任的益州刺史耿腾与西夷校尉陈总，打算学习刘备割据蜀中。
赵的叛变发生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年末，当时赵王正在洛阳忙着篡位，他匆匆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入蜀平叛，然后就无暇多顾了。
罗尚于是领着一支七千人的军队穿越剑门关，他抵达成都时已是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三月。当时赵已死，不过罗尚并无尺寸微功，杀死赵的是关中流民领袖李特、李流兄弟。
李氏兄弟原本是赵的爪牙，赵能够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