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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洛阳。
刘沈、河间王交战示意图
河间王在关中出不来，成都王就成为洛阳的唯一掌权者。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元，消除长沙王执政的痕迹。太安三年正月，惠帝下诏改元为永安元年，大赦天下。这个年号又是一个谎言，此前惠帝已经用过“永平”“永康”“永宁”等诸多“永”字开头祷祝和平安宁的年号，结果统统全是战火纷飞的血腥岁月。
不久，惠帝再次下诏，任命成都王为丞相，封邑增加二十郡；又任命东海王为尚书令，东海王害死了长沙王，心里有愧，同时又觉得洛阳实在凶险不宜久留，正在向惠帝称病打算逊位，回东海国避祸，结果被驳回，被迫继续掌权。
此时的东海王，野心还没有彰显，对于权力的欲望也不显著，他是被动推上风尖浪口，然后因缘际会获得了此前诸王汲汲以求而未得的权力。永安元年正月的东海王，作梦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将来会如此大喜大悲，他当时应该与大多数人一样，在迷茫与惶恐中度日，不知道哪天就会有横祸飞来，使自己死于非命；他更不可能预料到，半年之后就有一场大风波将他卷走，从而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成都王加官进爵之后就决定返回邺城，临行前，他又做了一件令洛阳公卿咬牙切齿的事情。此前成都王在禁军手中吃了大亏，因此他打算消除威胁，成都王命令心腹石超率领五万人分别把守洛阳十二道城门，瓮中捉鳖秋后算账，成都王的士兵全城搜捕当初与之作对的禁军将领，逮到之后格杀勿论。随后，成都王又将自己的将领安插入禁军，任命石超为中护军，留在洛阳震慑大局。
当初是满城拥护长沙王，成都王采取血腥手段搞清算，自然令全城上下陷入恐怖，洛阳公卿纷纷去邺城向成都王谢罪，请求宽恕，侍中嵇绍等人因与长沙王走得太近，都被废黜免为庶人。
搞清算的同时，成都王与河间王一唱一和，有条不紊实施着改朝换代的计划。
永安元年二月乙酉，丞相成都王上书废黜赵王所拥立的皇后羊氏，将其免为庶人，囚禁于金墉城；同时废黜齐王所册立的皇太子司马覃，司马覃继承父亲司马遐的爵位，重新成为清河王。
三月戊申，即司马覃被废二十三天之后，河间王表请立成都王为皇太弟。于是惠帝下诏，称“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立成都王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一如当年魏武帝故事。
又过了八天，丙辰日，惠帝下诏任命河间王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河间王原先的太尉一职由刘寔充任。
刘寔早在司马昭当政时期就已经辅佐晋氏，是硕果仅存的元老，当时已经八十六岁，长沙王与成都王交战的时候，刘寔家遭受乱军洗劫，老头因此回到平原老家避祸养老去了。成都王特地挖出这个老古董，目的不外乎标榜一下自己尊贤养老，刘寔当然经不起这一番折腾，当即上书推辞不就。刘寔又活了五年，直到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三月，以九十一岁高龄逝世，比成都王、河间王、晋惠帝死得还晚。
二、御驾亲征
成都王想当皇帝，这已经路人皆知了。
储位既定，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不外乎惠帝突然宣布让贤，禅让给皇太弟成都王；或者，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惠帝突然驾崩，皇太弟顺理成章登基继位。
惠帝暴毙这种情况显得残酷，不过它的可能性比“禅让”来得高。比起“弑君篡位”，“禅让”的难度其实更大，对继位者的要求更高，因为它会留下一个致命的后患：禅位者即前任皇帝是一面旗帜，给所有异己分子提供动乱反复的机会。
所以只有在根基稳固万无一失的前提之下，继位者才会摆出高姿态，用“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和平更替，成都王显然没有强大到可以实现“禅位”的程度，他要做皇帝只有采取暴力方式。不止是成都王，晋末的乱世中没有一方诸侯能做到唯我独尊，这个背景决定了晋惠帝的结局不会太妙。两年后，独掌大权的东海王想让当时的皇太弟豫章王司马炽提前登基，他也没有采取和平的“禅位”方式，晋惠帝在一夜之间暴毙，据说是被东海王毒死的。
如果要成都王弑君，大概另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杀兄。不过长沙王一死，杀戒已开，为了帝业巩固，成都王可不惮于再死一个兄长。
平心而论，成都王做皇帝未必是一件坏事。惠帝御宇天下已有十四年，这十四年是一场大灾难，过多的血泪冲刷掉“天子”身上原本神圣耀眼的光芒，肯定有无数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朝廷的无力、皇帝的无能，而且可以肯定，在痴皇帝治下晋王朝是没有未来的。这时有人提出，换一个年富力强的、有能力有声望的皇太弟来接替这个无能的痴皇帝，领导万民走出困境，有何不可呢？
只是成都王的时机并不好。三年前他的声誉如日中天，如果当时被立为皇嗣然后做皇帝，无疑是天下归心，可惜那时成都王并没有机会；现在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声誉已大打折扣，如今的成都王是誉毁参半。
不过民意是外强中干的东西，中国历来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只能表达美好的愿望，历朝历代的实际情况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民意。只要成都王与河间王联盟牢固，凭着关中、邺城两大军事重镇联手形成强大威慑，成都王的帝王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成都王毕竟不是赵王，赵王以皇室旁系族祖的身份抢族孙的皇位，篡位痕迹过于明显，而成都王是先帝之子，当时惠帝的子孙死亡殆尽，幸存于世的弟弟之中成都王居长（吴王晏已被排除），在法理上他确实享有皇位继承权。当初齐王拥立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其用意就是阻挠成都王变为储君。
因为具有无可非议的合理性，所以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的消息传出，诸强藩如豫州的范阳王、荆州的刘弘、扬州的刘准、徐州的东平王、幽州的王凌、并州的东嬴公，内心其实并不认同，但他们都保持缄默。
乍一看成都王帝途坦荡，履尊称帝只是时间问题，谁曾想平地起惊雷，竟然从洛阳传来反对的声音。
洛阳发生异动，完全是因为成都王的疏忽。
按常规作法，执政者应该坐镇京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都王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将洛阳交给心腹石超，自己回邺城去了。成都王此举的原因，一来据说是母亲程太妃留恋邺城不愿意离开，而成都王是个孝子；二来也许是吸取齐王的教训，不愿意放弃邺城这个大本营，这一策略很难说是对还是错，强大的政治权力确实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当年齐王就是在失去豫州之后才变得不堪一击的。如此想来成都王不算失策，但是有得必有失，远离洛阳的后果就是失去洛阳，这个代价也很大，令成都王承受不起。
受命留守洛阳的石超，祖父就是开国元勋、晋朝的第一任大司马石苞，叔父就是当年甲富天下的石崇。石超的祖父、叔父都是一时人杰，偏偏父亲石乔是个凡鸟，曾经闯下大祸差点令石家血溅满门。
那是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的往事，当时石苞以大司马身份出镇淮南，与孙吴对峙。石苞听闻吴军将要进犯，于是在淮南修筑堡垒巩固防御工事，当时监军淮南的王琛与石苞不和，向晋武帝告密诬陷石苞将要以淮南之地投敌，晋武帝吃惊之余，将信将疑，于是派人去召唤当时在洛阳担任尚书郎的石乔。
按晋朝的惯例，出镇一方军事的统帅，必须留有家人在洛阳充当人质，石乔名义上是尚书郎，实际上是石苞留在洛阳显示其忠诚的人质。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去出游，或者是醉酒，或者是年轻人不知轻重，反正晋武帝在皇宫里等了整整一天，石乔始终没有露面。
晋武帝认为石乔这是畏罪遁逃，石苞谋反确有其事，赶紧派出义阳王司马望、琅邪王司马伷两路夹击，去逮捕石苞。幸好石苞人缘好，外戚羊祜、武帝叔父司马骏都替他担保求情，一场误会才没有酿成血战，不过石苞也因此被免职，召回洛阳。武帝与石苞见了面，擦擦额头的冷汗，说：“卿子几破卿门。”石乔从此被废黜在家，一辈子不得志，最后与弟弟石崇一起被赵王杀死。
石超是以战将的身份留名晋史的，对于政治，他似乎与父亲石乔一样低能，成都王派其留守洛阳可谓所托非人。历代京城都荟萃人物精华，洛阳的那些公卿游士都不是善予之辈，他们在石超眼皮底下聚集同志，筹划反抗成都王，而石超就像盲瞽一样，丝毫没有发现平静外表之下的汹涌暗流。
反抗成都王的中坚人物是那些前禁军将领，史上留名的有这么几位：右卫将军陈眕、殿中中郎将逯苞、成辅，还有长沙王故将上官巳。
这些都应该是上了成都王清算名单，早已被肉体消灭掉的人物，这些人却依然在招摇过市，这说明成都王的清算并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应该不是成都王的心不够狠，否则他不会这么招人恨，成都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洛阳人的阳奉阴违造就了这一群漏网之鱼。
陈眕等人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是站错了队伍的失败者，是失去故主的丧家之人，在成都王没有称帝之前，他们还有一线生机，等成都王一称帝，他们就是逆臣贼子，天下之大，再也无处安身了。
因此他们有足够动机进行反击，浓郁的仇恨气息弥漫在洛阳城内，这是绝佳的活动土壤，成都王的疏于防范也给他们提供了可乘之机。陈眕等人很快就联络上禁军旧部，同时还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士人，比如此前被废黜的嵇绍，就从荥阳老家赶回洛阳参与这惊天之变。
另一个掺和进来的重要人物就是东海王。半年前他试图逃离洛阳，但是不够坚决，没成功，如今灾祸自己找上门了。陈眕、上官巳表示禁军已经决定拥立他为首领，树立旗帜对抗成都王。对于东海王而言，惠帝的诏令也许还可以作一下抵抗，但是面对这群杀气腾腾的大兵，就很难拒绝他们的要求了。
于是，东海王在出卖长沙王半年之后，又一次成为反抗执政者组织的领袖。被架上火坑的东海王与陈眕等人商量：成都王已经更上层楼，成为了丞相、皇太弟，东海王区区疏族皇叔与司空的身份，不足于与之对抗，当今天下唯有皇帝一人可以压制成都王，不如将“挟天子以令诸侯”发挥到极致，让惠帝御驾亲征。
携带皇帝出征本是长沙王的专长，曾在战胜张方的一役中建立奇功。作为长沙王的故将，上官巳对于惠帝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记忆犹新。御驾亲征因此定计。可怜的皇帝司马衷，即将再次毫不知情的被推上战场，遭遇他人生的第一次惨败，并且平生第一次成为俘虏。
永安元年七月初一，丙申日，陈眕聚集禁军屯兵于宫城云龙门下，司空东海王庄严宣布洛阳戒严。接着，惠帝招集三公百僚到入殿议事，下诏任命东海王为大都督，随驾亲征讨伐成都王。大梦初醒的中护军石超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赶在城门关闭之前逃出洛阳，回邺城报警去了。
七月初三，戊戌日，惠帝将已在金墉城做了五个月囚徒的羊献容接回皇宫，重新册立为皇后；同时惠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