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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辛丑，留台复立羊皇后，这已是她第三次被立为皇后了。又过了五天，十一月丙午，留台大赦，恢复之前的年号“永安”，
张方此举等同劫驾，但当时东海王蛰伏海隅，其余诸王实力也不强，一时竟无人谴责。不过河间王也心虚，另外也因为惠帝依然在手，意得志满，所以河间王乐得慷慨，摆出高姿态与关外范阳王、东海王等人讲和。
一讲和，成都王就倒霉了。因为河间王与关外诸王讲和的共识就是，成都王祸国殃民，一切罪过都是成都王犯下的，与河间王无关也与东海王无关，如今要惩奸扬善，继往开来。
于是十二月丁亥，惠帝下诏谴责成都王“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搞得天怒人怨，所以废黜皇嗣之位，“以王还第”，另立武帝的小儿子、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
在政权方面，惠帝命令东海王与河间王夹辅王室；安南将军范阳王、安北将军王浚、平北将军东赢公各守本镇；高密王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镇守洛阳；东中郎将平昌公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军事，镇守邺城；镇南大将军刘弘都督荆州，镇守襄阳。
同时，惠帝委任河间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原是成都王的官衔，如今成都王既废，就被划给了河间王。惠帝又宣布天下大赦，改元为永兴，这已是公元304年的第四次改元了。论纷乱兵祸，“八王之乱”中以此年为最重。
总体来看，这几道诏书与两个月前范阳王奏章的内容基本相似，都是河间王与东海王共同执政，各都督划分势力范围，差别只在于范阳王要求河间王撤出洛阳，交出惠帝的控制权，河间王却竟然将惠帝带到长安，依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河间王冒险得来的成果；
不过东海王等人也并非一无所获，高密王占领洛阳、平昌公占据邺城这些都是擅自兴兵的结果，此前河间王已经任命豫章王为镇北大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但面对这已成事实，河间王选择妥协，通过这道诏书承认平昌公占据邺城的合法性。
暂时来讲，关内关外都对这道诏书感到满意，永兴元年的年末因此得以平平安安地度过。
唯一的小波折出在豫章王司马炽身上，豫章王此前从没敢生过做皇帝的妄想，突然听说自己被立为皇太弟，吓得不轻。有成都王的教训在先，豫章王知道这皇太弟不是好当的，而且侄子清河王曾被立为皇太子，于是犹豫着不敢接受这皇嗣之位。
这时有典书令修肃劝他不要犹豫，清河王还是个小孩不合众望，放眼天下已经找不到比大王你更适合的人来继承皇位了。修肃说：“河间、东海二王经营王室，志在使社稷恢复安宁，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借着皇嗣问题兴风作浪。储君人选非同小可，只有众望所归之人才能胜任，武帝的子嗣中以大王最有贤名，除了大王，谁还有资格做这储君？难道是清河王？国赖长君，清河王只是个孩子，无法担当重任，所以他此前即使被立为太子，最终还是被废黜。如今天下动荡，陛下流亡关中，胡人屡屡反叛，流民盗贼遍地都是，正是忠臣为国效力之时，请大王不要再推辞了。”
豫章王冷静下来想了一下，觉得此言不虚，于是受诏作了皇太弟。豫章王称赞修肃：“卿，吾之宋昌也。”
宋昌是汉初汉文帝的属官，当初周勃等众大臣消灭吕氏，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也就是日后的汉文帝。刘恒起先也很犹豫，生怕这是个陷阱，经宋昌分析鼓励才下定决心到长安即位。
豫章王将修肃比做宋昌，那当然是自比汉文帝了，这两个皇帝前半生的遭遇倒也相似，都是在政治倾轧的血雨腥风中成长，通过韬光养晦幸免于难，但是这两个皇帝后半生的功绩则相差太远。汉文帝实现了汉室的复兴，开创了“文景盛世”；而豫章王即日后的晋怀帝，想扶晋室江山于既倒而不能。
四、关外羽檄飞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的最初几个月，是“八王之乱”末期难得的太平日子。上一年四次改元、皇帝两次迁徙、皇嗣两次册立，这种乱局是史上绝无仅有的，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有心力交瘁之感，所以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上年末达成的和解。
年初的时候，张方回了趟洛阳，又一次将羊皇后送进了金墉城。当时镇守洛阳的是东海王的弟弟高密王，张方能废黜皇后显然得到了东海王的默许。
羊皇后可谓“八王之乱”中命运最坎坷最无辜的一人。城头变换大王旗，妾在深宫哪得知？但张方使劲与这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为难，其实也是不得已，皇帝、皇嗣在洛阳时是各方争夺控制的目标，如今皇帝、皇太弟都不在，皇后也就有了控制利用的价值，所以废黜以绝后患。
结果到了四月份，还是出了一件乌龙事件。
事件的主角叫皇甫昌，是秦州刺史皇甫重的养子。皇甫重在两年前起兵反河间王（事见第八章），不久之后就被围困在孤城与世隔绝，皇甫重以为弟弟皇甫商马上就会领着大军赶来支援，因此防守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场围城战竟然两年没出胜负。不过两年下来皇甫重也被消耗到弹尽粮绝，眼看守不住了，他派皇甫昌逃出来搬救兵。
皇甫昌出了孤城，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残酷，不仅叔父皇甫商已死，连靠山长沙王也已死去一年多了。皇甫昌在绝望中找出路，他先找到东海王请求进攻关中，时机不凑巧，东海王说刚与河间王讲和，不愿意出兵。
走投无路之下，皇甫昌只好使诈。他回到洛阳找老朋友杨篇密谋一次政变，这个杨篇当时在殿中任职，行事很方便，于是两人假称奉了东海王的命令，从金墉城里接出羊皇后迎入宫中，然后又招集留台百官，让羊皇后下懿旨，讨伐张方抢回惠帝。
这事突如其来，留台百官来不及反应，起先都信以为真，回过神来一琢磨才发现有诈，于是杀掉皇甫昌、送回羊皇后，假装这事没有发生过。
皇甫昌已死，但重围之中的皇甫重并不知道，他眼穿秋水，可该死的援军总不出现。
到了六月份，来了一个家伙自称是惠帝派来的御史，御史拿出一道说是圣旨的东西，说让皇甫重奉旨投降。皇甫重当然不乐意，而且对外面的局势很不解，惠帝怎么反过来帮河间王说话呢？这御史有假？
皇甫重不能确定御史的真假，所以不敢贸然抓起来问个究竟。但是御史不能动，御史随从可以动啊，皇甫重就把御史的车夫给逮起来拷问。皇甫重问车夫：“我弟弟皇甫商怎么还不来救我？”车夫说：“早被河间王杀了。”
皇甫重大惊失色，立刻杀车夫灭口，可惜消息已经走露，城内上下知道永远不可能有外援了，于是杀掉皇甫重，出城投降。
拔掉后院的那一颗钉子，河间王大喜之下将秦州改名为定州，可是他的好心情仅仅维持了一个月，然后就是个晴天霹雳。永兴二年秋七月，东海王传檄司、豫、徐、扬、荆、青、兖、并、冀、幽诸州，要与各州都督结盟，出兵进攻关中，相约“奉迎天子，还复旧都”。
原来此前东海王的种种低姿态并非真心，只是在麻痹河间王而已，自从去年八月荡阴之役后，他就蛰伏在东海国，看似超然世外实际是在运筹帷幄。这一年下来，他的三个弟弟分别担任了冀州都督（平昌公司马模）、并州都督（东赢公司马腾）、司隶校尉（高密王司马略），幽州都督王浚、豫州都督范阳王与新任的兖州刺史苟晞，都是盟友，晋王朝半壁江山已经听命于东海王。
时机已经成熟，东海王猛虎出山。
东海国隶属于于徐州，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是无能胆小之辈，去年东海王失意之时投奔于他，结果被他拒之门外。东平王生怕东海王怀恨在心，十分担忧，长史王修于是劝他讲徐州让给东海王，王修说：“东海宗室重望，今将兴义，公宜举徐州以授之，此克让之美也。”
东平王听从了王修，于是东海王就以司空身份领徐州都督，而东平王则被打发到兖州接替苟晞为兖州刺史，东海王阵营里因此又增加了一个徐州。
扬州都督刘准与东平王一样也是无能之辈，此前他依靠度支校尉陈敏平定了石冰之乱，寿春大权实际就落入陈敏手中。东海王任命陈敏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扬州也加入了东海王阵营。
至此从北到南，除了荆州的刘弘态度暧昧，其余诸州已响应东海王。范阳王、王浚等人招集各路都督会面，大家一起刑白马立誓结成联盟，推举东海王为盟主。
这一幕场景是不是很眼熟？
百年前董卓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迁到长安，引来关东诸侯盟津会师围攻关中，这段历史丝毫不差地复制到西晋末重演了一遍。“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之所以成为至理名言，就是因为不长记性的人太多了。
河间王眼睁睁被张方推进了火坑，事到临头后悔也来不及，好在东海王心中其实也没底，所以没有赶尽杀绝，给河间王留了一个机会。
当时担任太弟中庶子的兰陵人缪播，曾作过高密王司马泰的祭酒，东海王因为他是父亲的故吏，所以引以为心腹。缪播的从弟缪胤，是河间王前任王妃的弟弟，东海王派缪播、缪胤两人去长安作说客，劝河间王送惠帝回洛阳，承诺与河间王分陕而治。
此时河间王想当执政的雄心完全烟消云散了，只求能保住关中有个容身之地，他打算认输交出惠帝。结果张方不同意，他说：“今关中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服！”
张方这番豪言壮语说出来连自己都不信，关中的真实处境他与河间王最清楚，如今关外联军几乎就是战国六雄的联合，外加鲜卑，而自己仅有半个秦国的力量（秦国当时有大粮仓蜀中，河间王没有），这仗打起来必输无疑，但张方又不得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河间王抵抗到底，他张方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河间王放弃抵抗，他张方就是罪魁祸首，必死无疑。
因为张方的反对，也因为河间王对东海王的不信任，还因为河间王也存在侥幸心理，缪播、缪胤两人并没有完成使命，河间王表示坚决不交出惠帝，张方担心这两人继续游说会动摇河间王的决心，打算杀之而后快，缪播、缪胤吓得不敢再开口，滞留长安等待时机。
此时张方已完全是赌徒心理。关中号称金城千里是因为它与中原之间有崤山横亘，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易守难攻。河间王最好据险而守伺机而动，因为关中有粮有空间，而关外联军则不可能持久，咬牙挺一下，最后拖不下去要求和谈的还是东海王，这个结局可以参考当年的“关东诸侯讨董卓”。
可是张方当时保命心切，准备拿关中十万大军作赌注来个孤注一掷，他向河间王建议主动出关进攻，说什么：“我手下还有十几万兄弟，带着皇帝打回洛阳绰绰有余。大王留镇关中，派成都王收集旧部夺回邺城，然后我再北上消灭博陵公（指王浚，王浚的爵位是博陵公）。如此，天下就可安定，无人再敢反抗大王。”
这个方案实在太冒险，直接被河间王否决。河间王让张方领十万大军屯于霸上，静观关东局势，然后再作打算。
结果这一等还真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