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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一等还真等出了转机。
先是匈奴刘渊帮了河间王大忙，东赢公在并州连遭败绩，腾不出手来给东海王助拳；
接着冀州也发生变故，成都王此前在邺城经营多年，颇有恩泽，兵败之后不少旧部蛰伏到了民间，成都王被废黜的消息传到冀州，就有昔日帐下督阳平人公师藩等人为之鸣不平。公师藩自称将军招揽成都王旧部，汲桑、楼权、郝昌等邺中故将纷纷响应投靠，许多生活无依的贫民与背井离乡的流民也赶来投奔。公师藩军很快就扩充至数万，他们以迎接成都王为名，纵横司、冀、兖三州。在攻陷了阳平、汲郡两郡杀死太守李志、张延之后，公师藩攻打邺城。平昌公在邺城时日尚浅，左右将领中有人暗通公师藩，与之里应外合，幸好有广平太守丁绍与兖州刺史苟晞及时救援，平昌公才保住了邺城，保住了性命。事后平昌公对丁绍感恩戴德，为其生立碑。但是公师藩虽然被打退，却依然游魂冀兖，这两州也自顾不暇了；
冀州之后是兖州，东平王让出徐州之后自己承制都督兖州军事，兼任兖州刺史。所谓“承制”意思就是代理皇帝行使权力，东平王并没有被惠帝授权，因此他这个“承制”实际是矫诏，不过苟晞还是顺从的让出了兖州，其中原因有二：一、东平王是王族，苟晞是庶姓；二、苟晞的兖州刺史也不合法，是范阳王承制任命的。
东平王失一徐州得一兖州，心满意足，按说这事就该结束，偏偏又起波折，河间王见缝插针，派出了一个使者叫刘虔的给东平王下旨，表示惠帝承认他这兖州刺史。刘虔见了东平王，挑拨他杀掉苟晞，东平王也担心苟晞继续与他争兖州，竟然真的打算下手。这下范阳王不乐意了，他再次任命苟晞为兖州刺史，而将东平王转为青州都督。
东平王不接受这一任命，兖州刺史是惠帝封的，你范阳王奈我何？再说大家都是郡王，我凭什么要听你指挥？一气之下，东平王带着兖州与豫州刺史刘乔联合，加入到河间王一方去了。
东海王起兵时各藩镇势力分布图
而令关东联军损失最惨重的，则是豫州刺史刘乔的易帜。刘乔与豫州都督范阳王之间的关系始终不融洽，刘乔两年前临危受命出任豫州，平定张昌立下大功，在豫州根基已深，像范阳王这种年轻的权欲旺盛却又没有立过殊功的王室新贵，自然无法令刘乔这种老臣折服。刘乔是年过六旬的睿智老人，对于局势自有判断，河间王固然是劫驾，但是那些整天将忠君爱国挂在嘴边的也未必就是忠臣，因此他的反应与荆州刘弘相似，较为持重。此时范阳王正欲趁机扩展权势，充当征讨关中的急先锋，难免就觉得刘乔有点碍手碍脚了，特别是范阳王移镇荥阳之后，觉得许昌的反应越来越懈怠，心生不满，就起了换人的念头。
于是东海王承制转任刘乔为冀州刺史，豫州刺史由范阳王兼任。当时的冀州刺史是太原人温羡，也是个有威望的老臣，被封大陵县公，比刘乔的爵位还高。温羡当时是双方都在争取的人物，河间王曾召他入关做中书令，温羡没有应征，他的冀州刺史是惠帝任命的，刘乔跑去赴任，温羡会不会让位还是一个疑问。
刘乔声称这不是天子诏令，不接受东海王的调遣。范阳王去许昌赴任，结果半路上被刘乔派兵阻截，赶回荥阳。范阳王大怒，任命心腹刘舆为颍川太守、刘舆的父亲刘蕃为淮北将军，带兵攻打许昌。与此同时，东海王任命琅琊王为平东将军，镇守下邳监徐州军事，自己则领着三万人屯兵在萧县，与右将军陈敏率领的扬州军会师，打算攻打许昌。
刘乔一边布置防线，一边派儿子刘祐屯兵于萧县灵璧与东海王对峙，同时刘乔还上书惠帝，声称刘舆胁迫范阳王司马虓矫诏、擅动兵马意图不轨，因此请命讨伐。说是讨刘舆，实际就是讨范阳王，将司马家儿的过错推诿于旁人，这就是当时的游戏规则。
五、烟消云散
声势浩大的关东联军在短短一个月就有并、冀、兖、司、豫五州丧失战斗力，另外徐、扬二州被刘乔堵在半路，无法威胁关中。
联盟摇摇欲坠，河间王心花怒放，他原本已在降与不降之间摇摆，如今又觉得张方那个冒险的建议有可行性，他让惠帝下诏给东海王等人，命令东海王等各自罢兵回国。
这道诏书不出意料地被关东诸侯集体违抗了。
河间王于是任命成都王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拨给千余士兵，去邺城招安公师藩；又派出建武将军吕朗去驱逐高密王司马略，镇守洛阳。
吕朗很快占领了洛阳，高密王弃城而逃，一直向东逃到海滨做青州都督去了。
十月丙子，惠帝再次下诏，责令镇南大将军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征东大将军刘准共会许昌，与刘乔协同并举；另外又以张方为大都督，领关中军出关，与吕朗等人一同奔赴许昌，诛杀刘舆兄弟。
次日，也就是十月丁丑，惠帝又下诏命令成都王作为刘乔的援军，据守河桥保卫洛阳；惠帝意识到刘乔的官衔不高，不够指挥如此多军队，于是给刘乔升官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
这两道诏书的效果大打折扣，荆州都督刘弘与扬州都督刘准都对出兵的命令置若罔闻，唯一有实际行动的是宛城的彭城王。
彭城王与刘乔会师，一同进攻范阳王，范阳王遭遇大败，与刘舆一起弃军北逃，一直逃出豫州，逃过黄河逃到冀州境内。刘舆的弟弟刘琨当时是范阳王司马，去向汝南太守杜育搬救兵，返回途中听闻范阳王军败，于是也弃军北逃，刘琨的父亲刘蕃逃得慢，成了刘乔的俘虏。
几乎与此同时，萧县又传来捷报，刘祐大破东海王、陈敏联军，东海王退回徐州，陈敏退守扬州历阳——看中原大乱的陈敏此时已经萌生逆心，一个月之后，他就在江南造反了。
张方十万大军驻扎在霸上尚未出关，关外局势就已经逆转，捷报接踵而来，乐得河间王信心盲目膨胀，又生出执政当权的野心。
河间王正摩拳擦掌，荆州都督刘弘上了一份扫人兴的奏折，内容是国家如今内忧外患，希望各路诸侯以大局为重罢兵言和。
刘弘说：“如今边陲无兵把守，国家军队都被调到中原来打内战。各位股肱大臣不知大体，意气用事，相互仇杀，流毒越来越深，危害越来越大。万一此时散居边境的蛮夷乘虚而入，那我们就如同‘卞庄刺虎’故事中自相残杀的老虎一样，自己将自己送入了虎口。微臣恳请陛下快快下旨，诏令河间王、东海王罢兵言和，守土保境，抵御外敌。
“近几年以来兵戈纷乱，各藩镇之间猜忌不断，从而引发战争不断，诸王合纵连衡，结党相构，灾难殃及许多宗室成员，使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如今诸王权柄凌驾于朝廷之上，朝廷已经无力裁断诸王是忠是佞，忠佞的标准堕落为成王败寇，那些权臣得势之时都被誉为忠臣，失势之后马上被指为佞贼，朝暮之间即有反覆，然后彼此指责，相互攻伐。有史以来，论骨肉之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惨烈的，令臣十分痛心。”
刘弘此言可谓浊世清音，这个睿智的老人已经看出乱世的症结根本不在于臣子的忠诚与否，而在于朝廷权威的缺失，政治话语权已被军阀掌握，造成“今夕为忠，明旦为逆”忠奸难辨的原因就是臣子威权太重，“权柄隆于朝廷，逆顺效于成败”，朝廷无法进行约束。
因此刘弘要求兵戎相见的各镇都督退兵回镇，从此服从中枢命令，刘弘提议“自今以后，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
当时天下汹汹，众人都在声嘶力竭标榜自己忠君爱国，指责对手心怀叵测，而实际上呢？鱼龙混杂。范阳王、东海王、河间王、成都王、王浚本质上是一丘之貉，打着惠帝的幌子争权夺利；刘琨、苟晞等人日后虽然成为国家的柱木，抵抗外敌流芳青史，但在内战中的角色也不过是一姓家奴，并不光彩；再如刘乔，算是忠诚耿直的，却也意气用事。
在江河日下大厦将倾的时刻，唯有刘弘一人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与克制，一直在尽力斡旋局面。
早在刘乔起兵之时，刘弘就写信给刘乔劝他忍让，他说：“范阳王擅自取代明使君（指刘乔）做豫州刺史，这是他不对，不过明使君反应如此激烈竟然刀兵相向，也不对。正所谓疏不间亲，范阳王姓司马，是国姓，而明使君只是庶姓臣子。
“明使君是王佐之才，大肚能容。廉颇蔺相如只是区区战国武将，尚且为了国家舍弃个人恩怨，何况明使君这样的贤人呢？请忍下这一时之气吧。如今天下纷乱，陛下流亡在外，正是忠臣义士同心戮力之时，我愿与明使君共同拥戴盟主（指东海王），扫除凶寇，解救苍生于倒悬，奉迎陛下回鸾。
“我与明使君相交相知，情谊不比寻常，所以我披露丹诚，言无不尽。春秋时期，诸侯间先交战、后和亲，司空见惯，所以请明使君不要有后顾之忧，不要担心范阳王等人记仇。范阳王必定会悔恨前日所为，而与明使君和好如初。”
与此同时，刘弘又写信给东海王司马越，请东海王与刘乔讲和，刘弘说：“听闻吾州擅自举兵驱逐范阳王，足下要兴兵征讨，我认为此举不可行。如今国家多事，陛下流亡在外，于是诸王结盟勤王，吾州列位方伯，忠心赤胆，准备戮力王事，不料范阳王突然要取而代之，吾州自然难以从命，从而矫枉过正，因此获罪。
“王侯都应有容人之量，昔日齐桓公不记射钩之仇而赦免管仲，晋文公不记斩祛之怨亲近勃鞮。相比之下，吾州的过失根本不算什么。如今奸臣弄权，朝廷陷入困境，这才是最令臣子担忧的大事，各方伯应该冰释前嫌，共存大义，以讨伐逆臣为先，以奉迎陛下回銮为先，万不可因小失大。
“足下如果存有忠恕之心，请与吾州讲和，吾州必将剖心析胆以报足下。我虽然是庶姓臣子，但是蒙受国恩，愿协同足下共同匡扶王室。外患未除同侪之间先自相残害，我以之为耻，想必足下心情与我相同，请足下深思。”（注：因为刘乔是荆州南阳人，所以刘弘在信中称刘乔为“吾州”，称东海王为“足下”）
刘弘倒是肺腑忠言，可惜是在与虎谋皮，最终这拳拳忠心全都喂了狗。刘乔与东海王之间还是照打不误，河间王正野心膨胀，见了刘弘的奏章，一笑哂之。
双方都逼着刘弘表态，战场上盛行混账逻辑，不是我的盟友就是我的敌人，刘弘想独善其身而不可得，只好叹一口气，选择阵营。择善而从是说不上的，那只好择一个相比之下没那么恶的，张方臭名昭著，刘弘预料河间王必败无疑，于是派参军刘盘为督护，率领荆州诸军接受东海王的节度。
如此一来，刘弘就与宛城的彭城王司马释成了敌人，刘弘进军宛城，将彭城王逐出了荆州。
荆州发生变化的同时，北方邺城的平昌公也腾出手来，派遣将军宋胄向南进军，目标是洛阳北面的河桥，目的是阻止成都王过黄河与公师藩等会师。
当时刘乔奉旨驻扎河桥，吕朗驻军洛阳，成都王与部下石超等人在荥阳募兵。
这是永兴二年十月的局势变化。
整个十一月无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