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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撞上刘文典，刘文典随后对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期间，曾应邀到一些学校演讲。5月22日晚，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了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
16．年节
1912年1月1日，民国诞生。这一年，叶圣陶18岁，住在苏州。当天下午，他和顾颉刚等两三友人到观前街闲逛，日记里有“风狂云黯，市静人稀”的描述。日记还特地注明：“今日为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叶与顾的交情，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顾颉刚病逝。一个多月后，民国迎来第一个春节，叶圣陶又在日记中写道：“岁岁元旦，观夫融融之日，油油之天，每以意象之觉殊而另有一种境况。此境况今日亦觉得之也。”与叶圣陶同岁的吴宓，当时正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他在大年初一的日记里写道：“晨，为《水调歌头》一阕，殊不惬意。午无事。晚，及李君伯愚并仲侯、君衍捕雀为戏。嘻，此亦新年之常例。”
1917年除夕，时鲁迅居北京城南绍兴会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陈济堂曾是广东实力派人物。俗语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亲朋中自不乏握有实权者。广东商人霍芝庭凭借陈妾莫秀英等为后台，连续多年包办全省最大的烟、赌捐务，获利无算。某年正月初一，霍到莫秀英家拜年，给莫的儿女各“利是”一封，每封内装一张10万元的支票，合计达一百多万。霍辞去后，莫拆封一看，不禁也为之讶然。
1947年冬，蒋介石夫妇到庐山住了一段时间。除夕，蒋氏夫妇请身边工作人员吃年夜饭，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和侍卫长俞济时在座。蒋介石夫妇分坐一张长条桌的两端，王坐蒋的左手，俞坐右手，其他人员居中间。席上没有什么名贵菜肴，也不备酒。最显眼的是一只烤火鸡。宋美龄见火鸡烤得比较酥，便劝牙口不好的蒋介石多吃点。
天津金融界大买办魏信臣和宁星普交情不浅，过年时必亲到宁宅拜贺，每次都带银票1000两给宁家的孩子当压岁钱。
民初的某个春节，梁实秋的父亲说：“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邵乾一在东北各大城市如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地都有买卖。一次邵从哈尔滨回老家金县过年，命跟班给他蒸两大筐馒头带回去。跟班说：“这多不好看。”邵说：“少废话，我看家里过年能吃上馒头就不错了。”
张群与民生银行老板周作民过从甚密。1946年春节，周在成都，张特地在除夕赶到成都，邀周同车观览市区年景，并下车漫步街头一小时许。春节期间，张群还在寓所备下一桌丰富的肴馔款待周作民。周在日记里说：“据称抗战中，（张群）款客极俭，今特为余设此盛席，可感。”
许杰的老家在浙江天台。当地习俗是腊月收账，一直收到年三十，正月初一去讨债则不吉利。凡是提着灯笼要债的都算年三十晚上出来的，可以一直提到初一早晨。穷人家最难过的是年关。许杰家穷，一向欠债，而他叔祖父则开店当债主。每及除夕，父亲就开溜，跑到叔祖父家，一是避债，二是替叔祖父要债，兼充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
1931年元旦，在孩子们的发起下，苏州九如巷张家以一场热闹的“同乐会”过了新年。除家人外，还有一些来宾应邀参加。晚会自晚6点开始，除了跳舞奏乐唱昆曲，还演出了田汉创作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17岁的张宗和扮演男主人公，他的姐姐、22岁的张允和扮演女主人公，其他角色均由张家姐弟担当，而他们的继母韦均一也被安排扮演了一个只有三句台词的店主人。
1934年除夕，胡适忙于应付饭局，他在日记中写道：“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众人”，“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我回家时，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们打牌守岁，直到天明。”
1936年除夕，何其芳拎着几斤莱阳梨到青岛找卞之琳。卞正在一个德国人开的消夏旅馆里埋头翻译小说。两个年轻人在清冷和闲谈中过了一个大年。
郑逸梅住在苏州时，每逢新年，都约上二三友人去玄妙观闲逛。走累了便去三万昌茶肆，凭槛品茗，遍览眼前的一片承平气象。他后来移居上海，很怀念那段闲在的日子，“思之犹在目前”。
郁达夫居杭州时，逢年过节喜欢去爬城隍山，他说：“这城隍山的一角，仿佛是变了我的野外的情人，凡遇到胸怀悒郁，工作倦颓，或风雨晦暝，气候不正的时候，只消上山去走它半天，喝一碗茶两杯酒，坐两三个钟头，就可以恢复元气，爽飒地回来，好像是洗了一个澡。去年元日，曾去登过，今年元日，也照例的去；此外凡遇节期，以及稍稍闲空的当儿，就是心里没有什么烦闷，也会独自一个踱上山去，痴坐它半天。”
1929年春节，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26岁的浦江清都在清华的单身宿舍里写《殷墟甲骨之新发现》，初一中午完稿后，才进城和几个朋友看了场戏。15年后，浦已是西南联大教授，虽处战时，家眷在上海老家，他独自僻居昆明，但这个年过得有滋有味，热闹非凡，已经今非昔比了。1944年除夕，他在日记里写道：“上午佩弦（朱自清）请吃烤年糕。下午同人集合包饺子。晚饭即吃蒸饺，另菜二碟，佐以酒。又闻（一多）家送来鸡肉一碟，萝卜球一碗。此即年夜饭矣。同人兴致尚好。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区过年，如仍僦居上海，则愁闷可知。晚饭后在闻家打牌。同人皆加入，或打四圈，或八圈、十二圈不等。”这场牌局一直持续到初一天亮。初一“早起甚迟”，吃煎饺子，中午仍是大家一起聚餐，有烧肘子、炒猪肝、冰糖白果等，晚饭后，浦又“入雀局”。初二午饭后，浦江清外出拜年，他在日记里写道：“至棕皮营陈梦家、游泽承及钱端升、金岳霖诸家，均有茶点。归时，余戏咏：‘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之句。”初三，天寒，上午浦江清与朱自清、游国恩等在闻一多家围炉谈诗，午后去他处唱昆曲。当夜仍在闻家“围炉谈”，“自宗教、科学至新旧诗、电影、话剧皆谈，互为辩论。”初四，浦与闻一多夫妇、朱自清散步到散村余冠英家，又去黑龙潭一游。当天记道：“夕阳照潭，竹树荫蔽，境甚清幽。庙中山茶尚盛。一株梅花姿态甚好，正盛开。”
张元济虽为新派人物，生活理念及实践常破旧立新地领导潮流，但家中有些习俗乃至陋俗却因循不去。他家的年夜饭必有两道菜。一为“金条”，即萝卜丝炒豆腐丝；一为“元宝”，即蛋饺。皆取发财之意。此外，张家每年除夕都要摆供祭祖，列队磕头。
据说1941年除夕，汪精卫在南京颐和路寓所前贴了这样一副春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当晚，就有人在对联上加以修改：“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
1947年8月，乔大壮只身到台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次年独在异乡过年。乔嗜酒，加上孤独感，从除夕起就不吃菜而大喝金门高粱酒，灯前将家人的照片摊在桌子上。如此一连数日，始终处在醉眼矇眬的状态。
学者邓云乡晚年曾忆及抗战前北平置办年货的场景：“那时我家住在西城，一到腊月里，卖年货的，不单南到单牌楼，北到四牌楼，到处南货铺、点心铺、猪肉杠、鸡鸭店、羊肉床子、大小油盐店，拥满了人，而且马路牙子上，也都摆满了各种摊子，干果子铺门口，都吊着大电灯，那大笸箩堆的什锦南糖、京杂拌，都像小山一样。堂子胡同口上一家大鸡鸭店，大肥鸭子吹足了气，擦上油，精光肥胖，天天吊满了铺子。一般教书的、当职员的人家，拿出十块二十块‘忙年’，就能买不少东西了。买只五六斤重的大肥鸭子，一块大洋还要找钱呢。”
剃头洗澡，是北平过年中的一景。大年三十，京城的大小澡堂子破晓即营业，24小时连轴转，到初一凌晨仍灯火通明、浴客满堂。澡堂子的从业伙计多为河北定兴人，操着怯腔的喊声此起彼伏：“看座——里边请”，“这边来一位”，“垫板儿——”……
民国时期，每逢除夕，天津南市的“落子馆”都有民间会演。唱梨花大鼓的、唱京韵大鼓的、唱单弦、靠山调、莲花落的等等，齐聚这里。演员都穿红缎绣花裙子、短袄，头戴珠花。一直唱到半夜，然后由各自“相好”的陪着去天妃宫烧头香，图个一年的吉利。客人这时候来凑热闹，掏出的票子较平时翻倍。
徐铸成回忆：“抗战前一年，是我在上海过的第一个新年。除夕深夜，费彝民、王芸生两兄驾车来邀去观光上海的新年夜景。先去老城隍庙和永安公司的天韵楼兜了一圈后，到了南京路的红庙，只见成群的莺莺燕燕，都穿着一色的红绸裤袄或红旗袍，一个个虔诚跪拜，烧纸钱上香，还有些西装革履或袍褂俨然的青年或大腹便便的壮年们跟随着。听说，这些姑娘们，都是一等、二等班子里‘生意上’的。”
1927年秋，罗亦农在上海新闸路麦特赫斯特路口租了一个二楼二底带厢房的房子，房子和家具都不错，用郑超麟的话说：“简直像一个阔人的大公馆。”1928年元旦，罗亦农在这里办了数桌酒席，瞿秋白、王若飞、陈乔年、苏兆征、邓小平、郑超麟、夏之栩等二十来人到此过年。郑超麟后来回忆说：“大家吃得痛快，玩得痛快，特别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还记得不少参加的人。”很多人大概因为平时处于险境，神经绷得过紧，借着过年彻底放松一下，因而有郑超麟所谓“痛快”一说。席间不少人都喝醉了，郑超麟当时正和刘静贞谈恋爱，遂成为大家哄闹的对象。郑寻机从后门逃走后，却被王若飞醉醺醺地追到街上把他拉了回去。
沈尹默回忆说：“‘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三、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逿先（朱希祖）、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竟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繁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
画家司徒乔回忆说，1925年除夕，“一位燕大同学请我吃辞年饭，我走到筒子河边，经过一间施粥厂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