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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笑的故事现在的青年人听起来可能会认为是编造的，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轰动金东化工厂的“大新闻”！当时，就是以这种左的标准来衡量干部职工的。何大福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后来被一路重用，其中肯定有对待白莉莉事件这种“杰出”表现的“功劳”。
多年以后，何大福曾经为此事满怀内疚地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说：“为什么同样一个政党，不同时期却用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政策标准去培养、教育自己的干部呢？在不同的教育下，下属的干部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老百姓，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可怜的白莉莉啊，要是你生活在今天，你的那些爱的权利，怎么会被剥夺到那种地步呢？！可是我感到更可怜的倒是我自己，与白莉莉相比，我太愚笨太可笑了！”
文章还说道：“一个没有老百姓自我和自爱的社会，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健全的社会，一个不尊重老百姓人性和自爱的干部，这个干部就不是好干部；一个失去自我和自爱的人，那他或她就不是完善的人。1966年那个年代，白莉莉是人，而我不是人。”
但不管后来人们观念怎么变化，在当时，万庆彪却感到何大福这个小青年是金东化工厂未来的栋梁！
令人羡慕的“以工代干”
1970年，金东化工厂开始全面恢复“正常”秩序，万庆彪等几位被打倒的“走资派”逐个“解放”复职，生产机构开始运行，各项制度开始建立生效。这个过程中，干部人手不够，所有老干部都想到了何大福。所以，何大福一夜之间，由普通工人成为“以工代干”的“干部”了。那时候，“以工代干”非常时髦，令多少年轻人好生羡慕，向往不已！
开始，何大福只是当秘书，做做记录、跑跑腿、刷刷标语，忙忙黑板报、管管大印介绍信。后来事情越干越多，从秘书到政工科副科长，到后来当了政工科科长。实际工作的锻炼，不断的职务培训，使何大福逐步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干部。
有件事万庆彪记得很清楚，那是197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晚上，建厂初期就参加工作的陈国华找到何大福家，支吾了半天才说明来意。原来，他是来送礼的。他说老婆进厂做“计划外用工”有许多年了，一些比她后进厂的人都转成了“合同工”，而她至今未转，不知什么原因。那时候，“计划外用工”转为“合同工”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为这件事，陈国华曾经找过何大福多次，他都答应帮忙，但许诺归许诺，一到“做主”的时候，比他权大的人还是将名额给了别人。一些善于钻营的人告诉陈国华：“不拍不送事情办不中。”于是，他特意送来一顶“尼龙帐”，价值40多元。这在当时算一份不轻的礼了。特别是尼龙帐子，当时何大福连见也未见过，在本地市场上是买不到的，是陈国华通过福建老家寄过来的“宝贝”。
“何科长，这点小意思，你无论如何要给面子收下来，这顶帐子看起来值钱，其实也不值几个钱，我老家那边多着呢！”陈国华心诚意切反复解释。
望着这顶尼龙帐，看看陈国华那张期盼的脸，何大福不知如何是好。说真的，那时开始流行“开后门”，像陈国华这样“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人，“合同工”名额确实很难落到他老婆头上。厂里一年才几个名额，要照顾的、开后门的、包括上头带名单的那么多，光凭“排队”怎么能排到他头上呢？尽管何大福也想帮忙，可是拖了一二年还是没解决。陈国华怎么能不急呢？
于是，何大福坦城地对陈国华说：“忙我肯定要帮的，可这顶尼龙帐我肯定不收，一是违纪，二是我不喜欢搞这一套。我干这个工作这么多年，经办了不少这方面事情，一件贵重的礼品都没收过，当然，吃顿饭是有的。”
谁知，何大福说了半天，陈国华竟不相信！他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冷漠地哼出了一句：“那么，我老婆先进厂为什么转不了合同工，后进来的为什么转了呢？”他的意思何大福清楚：你如果没收人家的礼，为什么帮人家忙，不帮我的忙？
“这个……这个……一时也难跟你说清楚”，何大福结结巴巴有点回答不出，“不管怎么样，忙我肯定要帮，这尼龙帐我肯定不能收。”何大福说着，将小包裹往陈国华手上一塞，态度十分坚决。
“我求求你，帮个忙吧！”陈国华认定何大福不收他的礼，事情肯定办不成，他猛地站起来，将尼龙帐往何大福家床上一甩，跑出门外。何大福想追上去，将尼龙帐送回给他，考虑到在半路上拉拉扯扯影响不好，又怕引起陈国华的更大怀疑，心想，干脆等他老婆的问题解决了再退给他吧。
于是，在党委会上，何大福向组织报告了“尼龙帐”事情的经过。他对万庆彪说：“如果这次不解决陈国华老婆的转正问题，我就不干了！”结果，在何大福的“强烈要求”下，陈国华老婆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办好陈国华老婆转合同关系的那天晚上，何大福拎着那个原封不动的尼龙帐包裹来到了陈国华家，里面还夹了一封何大福写的亲笔信。信中说：现在你老婆的事解决了，这下放心了吧？我今天特意退回尼龙帐子，你们还是自己用吧。虽然这年代风气不好，办什么事都要请客送礼，可我不愿搞那一套，希望你从这件事中认识一个道理：在共产党干部队伍中，大多数人还是好的！
万庆彪了解到这件事后，对何大福的人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还有一件事，万庆彪也是记忆犹新。何大福有一位堂哥，叫何大根，比他大七八岁，在金东化工厂做保管员。堂哥为人正派、办事一丝不苟，缺点就是少言寡语、脾气倔犟。有一次，一个车间急需领用一批螺丝，分管的领导不在，正好另外一位厂领导来了，他们便请他帮忙说说，过后补签手续。可何大根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什么情况下也要执行制度。结果他们硬在那死搅蛮缠，闹得何大根火了，嘴里不干不净起来。
那个厂领导问他：“你在骂谁啊？”
“骂你！”何大根顺口答道。
“你竟敢骂厂领导！”旁边人不饶了！
“我没有领导！”何大根也真来火了。
“那你领导呢？”那名厂领导见何大根不上路子，连忙追问。
“我的领导在台湾！”何大根大声说。
“你的领导在台湾？”那个时代，一讲到台湾，就是“你死我活”，“革命与反革命”。何大根竟敢说他的领导在台湾，这还了得，这就是反革命言行！定你反革命，立即逮捕抓人！
事情迅速汇报到党委会！党委会经过研究分析，认为何大根为人老实，出身贫下中农，决定不报批捕，但一定要组织全厂革命大批判。那时最有力的批斗“坏人坏事”，就是搞革命的批判。此任务就交给何大福。
当天晚上，何大福召来六七名“敢于斗争，立场坚定”的小文人，布置任务、上纲上线。第二天召开全厂职工大会，何大福亲自主持。当何大福大声宣布：“将散布反革命言论的何大根押上来”的时候，何大根双腿发抖，立马乖乖地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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胳膊拧大腿（1）
何大福虽然一直是万庆彪的“大红人”，但是有一件事，差点让这两位“滚过稻草”的上下级成了“陌路人”。
那件事令万庆彪永生难忘。那也是何大福这个初生牛犊与他这个当年化工厂的最高领导面对面“较量”的一次公开战。也是那件事，使万庆彪倍感“后生可畏”，让他对何大福刮目相看。
这次金箔厂选强将，万庆彪想到了何大福，更想到了那难忘的一幕。
1974年，金东化工厂扩建一条新生产线，由于是“农”字头项目，市政府与县政府高度重视，不仅筹集了一千多万元资金，还抽调了好几位在金东县有能耐的科局级干部，成立了一个化工厂扩建工程指挥部，由万庆彪兼任总指挥，其他人任副总指挥。
新生产线一项最大的工程，就是增加五台煤气发生炉。发生炉四周全部需要保温材料进行系统保温。那阵子，想承接此项保温工程的厂家很多，其中山东省腾县红旗保温材料厂通过关系找上门来，抱定“非我莫属”的信心要做这项工程。一天晚上，万庆彪家门被人敲开，进来两位山东大汉，厚实实，憨墩墩的，四十岁左右，长像差不多，笑起来满口黄牙，还都穿了一件黄军大衣。
“你们是？”万书记不认识来客，站在门口，拦住客人问。
“万书记！你好！我们是山东腾县红旗保温材料厂的，我是副厂长彭来贵，这位是我们厂长贾登喜。得悉贵厂搞农字项目工程，我们特地赶来支援参加建设的，请求领导批准！”来客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呵呵！那好！请坐！”万庆彪得悉来客的身份，心中便有数了，因为有人已向他打过招呼。他连忙让座泡茶。就在他泡茶的当儿，客人从拎来的黑塑料包中拿出一袋花生米，两瓶麻油。
“万书记，这是一点小意思，家乡土特产，希望你赏脸收下。”
万庆彪推让了一番，便收下了。那时候各级干部廉政自觉性很强，最多只能收点土特产。“不过，你们想做这个工程，我们还得派人去调查，不能光靠你们嘴讲，也不能光靠你们带来的介绍信。”
“那当然，我们欢迎万书记派人到我们厂指导！”两位客人异口同声。
第二天，指挥部供销科蔡华科长带着一名供销员，随着两位厂长专程考察红旗保温材料厂。他们早晨七点多乘上长途汽车，颠颠簸簸，晚饭前终于来到了山东腾县。
一路上，两位厂长已急得浑身淌汗。原来，这腾县红旗保温材料厂，只是一个小型乡办厂，利用生产队几间库房，招了几个农民，找了几口大锅，用一些石棉绳和石灰粉搅拌起来，为一些小型锅炉包包裹裹。像金东化工厂这样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大型企业保温工程，两位厂长不仅没见过，甚至听都没听说过，怎么能做下来呢？可是，他俩心比天高，气比牛壮，总觉得小打小闹搞不出名堂，必须干出几笔大业务才行。所以，当两位厂长听说金东化工厂有一笔几百万的保温工程要做，就立马找上门来承揽此项业务。他们事先买通了供销科长蔡华，谈好“友情后补”。万书记家的住址就是蔡华提供的。本来此事只要万书记点个头就行了！谁知万书记做事慎重，坚决要考察生产基地。万书记有令，蔡华也不敢造次，这可把他们搅得乱了阵！
但是，两位厂长毕竟是山东人，山东人连冰天雪地的关东都敢闯，还怕闯难关吗？于是他们一边应酬蔡科长他们，一边思索应对办法。反正一不做二不休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胳膊拧大腿（2）
那时候，社会上开始流传民谣：“香烟是介绍信，老酒是大印，筷子头上下决定！”“小白棍（ 香烟 ）是开路先锋，一、三、五（ 酒 ）威力无穷，请客送礼神通广大，你好我好万事能成”。两位厂长非常信奉这一套，决定先从喝酒开始！他们找来几位年轻的山东婆娘，将蔡科长他们请到一家酒店，搬来一大箱泰山特曲，一杯又一杯，一轮又一轮，一直喝到晚上十二点。当晚蔡科长两位已记不清吃了什么菜，喝了多少酒，怎么进的房间，怎么上的床，一概糊里糊涂！第二天一觉醒来，蔡科长做好准备去看厂，没想到又临近中午了。两位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