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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教士对一位大人物说：你们应当尊重我；你们的君主在我的脚下，你们的上帝在我的手里掌握着。他也没有记起一付手套竟使莫尔巴勒①阁下失宠，并使法国得救。
①莫尔巴勒（John Churchill。duc de Marlborough）（1650—1722
年）：英国将军和外交家，以一首滑稽歌曲中的主角而出名，——译注
可见，人们要有怎样不可思议的微弱动机才能阻止自己变成恶人或者减轻自己的凶恶，要多么小心谨慎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缺乏或破坏了使自己成为善人并且永远为善的唯一的坚实手段。可是，为了强化所有这些人为的道德，人们竭力使人从小对这一点养成习惯。由于某些道德和被认为是天生的恶习一起在人的心田里扎了根，随后人们便以为这些道德也是同一块土地上的天然产物。在他受到灌输而对某些主张产生崇拜之心以前，或在学习某些习惯做法之前没有任何东西进入他的心灵的时候，他自己曾相信这些偏见同样是永恒的真理。
我们的道德建立在默认的处世规矩和我刚才向你说到的偏见的虚弱基础之上，它的确减轻了犯罪和抢掠的狂热，使一切暴力行为变得可恶。然而，这种道德根本没有消除往往使不幸者不得不求助暴力的致命原因。道德本应找出结束一切贫困的可靠手段，而它却只下功夫寻求那饥饿和贪婪连听都不去听的无用的安慰；我们的道德只用无效的规劝来对抗罪行；这种规劝的动力是把羞耻之心或善事加以理想化的空论，它们不能抵消对某种诱人的物品所激起的痛苦或希望的现实感情。因此，只好赋予这种道德的戒律以引起恐惧的威胁力量。这些戒律便成了再不允许人违犯的法律，否则就要遭到比不服从法律时想要避免的不幸更加严厉的惩罚。可是，罪恶有如羞怯的爬行动物，它就躲藏在这片戒律和偏见的森林的密叶之下，用所有为消灭它而创造出来的东西把自己遮盖起来，有时还用这些东西来作为武器。
政权的腐败
我现在要说到在我们当中建立起来用以维持法律的最高权力。它有力量去强制人们守法。这个最高政权本应当是自然的权利和人道的权利的保障者。据说每个民族形成之初，就曾经是这样的。当时，父权在兄弟之间建立了完全的平等，为民族中其余的人树立了最温和的治理榜样。我认为，现在这种权力，经过野蛮时期受最强悍、最胆大妄为的人所控制之后，无论对于自愿服从它的人或是对于以武力使之成为奴隶的人，都几乎一样不人道和残酷无情，而在较为平静的时候，它则带上表面道德和轻微恶习的色彩，人们竟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准绳。
国家的一切财富，象血液流向心脏一样，都集中在国王手里；但这些血液再往回输送的时候却缺乏合理安排，有些血管充盈，另一些血管却流量极小，使四肢总是处于麻痹状态，没有一点气力和生机。由此，我们尽可以把善良之神比作微弱的发光体，其光线被周围的吸光物体所拦截，勉强才射到离光源不远的地方。这些守着残缺不全的国土的君主，受阿谀奉承的控制，成为厚颜无耻的大领主或大臣们所拥有的那一点儿权力的傀儡，他们有什么伟大呢？而这些大领主或大臣，他们本身也受着自己的亲信的摆弄，这正如人民受着以主人名义强加的贫困和奴役的摆布一样，而主人还以为他们是幸福的呢。我们有些君主试图由自己来治理；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挑起这副重担。他们为打碎这副束缚人的体面的镣铐，要克服多少困难啊！当他们要给予人类慷慨无私的服务，使他们自己真正无愧于英雄称号的时候，他们会遇到多少的障碍呵！有多少来自受偏见和恶习的败坏的无数意愿方面的反抗，需要他们去战胜啊！在他们治下的社会的普通体制中，又有多少虚伪的准则、荒唐或有害的习俗需要去摧毁啊！
我们某些国家的最高政权，对于人民似乎显得比较开明、比较谨慎，而他的权力也比较温和。因为这种权力由若干人分别掌管，给人们以表面的自由；无论这种自由多么不真实，人们还是热爱着它。这样的分权丝毫没有改变由私有制和私利所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地位不平等；不幸者在这类政府的治理下顶多能够高声抱怨以求得可怜的自安自慰而已。有时那里的平民是要比唯一的君王统治的国家少一些。但大多数人的共同命运依旧是不幸的。这些国家的人民虽然不成为专横独断的政权的奴隶，但他们仍然同样得受严酷的法律控制，而这些法律到处都几乎同样不健全，都同样无法减轻我们的苦难。人民按自己意愿选出来的统治者，可以根据这些严厉的法规，以公正和义务的原则去压迫人民，并且在实行暴政的时候还能受到称颂。如果不废除这种法律，是不可能提出反对暴政的。
不同职业之间的奇怪的区分
由于偏见，造成了普通人之间不应有的区分；也正是这些偏见制造了各种职业、各种人才之间的区别。偏见贬低一部分人，抬高另一些人；偏见出于无知和粗鄙，贬低那些眼看沦为人类渣滓的人的心灵和智慧，而同时唤起和激励那些可望摆脱微贱地位的人的灵巧和机智；偏见还助长那些自命高人一等并企图维持这种高位的人的胆量，激发他们的幻想。那些为免于贫困而不断劳作的人，只从事沉重、粗笨、下贱和奴役性的工作的人，人们称之为下等手艺人，他们只需具备比动物稍高一点的本能就可以了；那些创造某种娱乐品从而令富人和穷人都需要的人，人们称之为艺术家；而那些思考、判断、创立体系、把一切我们所谓的真理加以艺术化并立成规则的人，那些调节我们的习惯、习俗和调整我们社会与政府的体制的人，人们称之为贤人、学者、立法者、政治家。
祖国的利益和我们个人的利益不再相关，两者相去很远，使我们觉察不出其影响。我们为祖国效力，劳绩的大小不再以我们为之实际出力的程度如何来衡量，而是以我们从事的职业的假想的贵贱来估量。我们的工作便单纯就这种考虑来加以衡量，我们的报酬也只根据眼前需要按比例来分配。因此穷人不得不只满足于少得可怜的酬劳；而游手好闲的富人，或是那些舆论认为有才干的人，做着极其轻微的工作，却领取优厚的报酬。然而，最高政权需要有才干的人的协助以进行统治，便向这些人慷慨施舍财物，为此不得不向最不幸的穷人榨取。于是乎产生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涌向君主的国家的财富被散发，并且传到那些有力量去占有它的人的手里，而这还不算大人物的巧取豪夺呢。由此导致了国家财富和私人财富的不幸差别。
难道可以说，在自然秩序中，心脏衰弱而四肢却充满活力，或者是心力充沛而却教四肢无力吗？然而，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却发生这种情况，至少是交替出现。于是导致庶民疏远祖国，对祖国产生怨恨的现象，而祖国对她的大部分儿女也变得残酷起来。不幸的人说：既然国家对于我是空的东西，没有任何好处，干吗要强迫我满足国家的需要，促进它繁荣昌盛呢？让国家灭亡好了；国家的不幸并不会增加我的不幸，也许我甚至在它覆亡的废墟上多少会找到一些好处呢。政治家，或政府强加的重压没有落在他身上的人则说：千百万人死于贫困或在可悲的境况中苟活，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只要共和国一般来说能够繁荣就行了。
战争的原因，征服者的丑行
在那个不幸的年代，人们竟想到分田，分森林，分牧场，分家畜，甚至河流、湖泊也加以瓜分；那时集居于一块土地并习惯于共同过安宁生活的人彼此还多少保留一点儿表面的团结，因为尽管各自的利益已经分开，但私利还未大到和增长到使同一社会的成员竟至流血和决裂的程度，即使强盗之间也会遵守某些纪律的。但随着人民改换住地，彼此远离，他们变得互不认识，于是只作为不同种类的动物互相看待。由于同一地方的人之间带有多少的互相尊重，占有的狂欲有所克制，较为收敛，而对于没有共同之处的人就以为可以肆无忌惮了。每个人都认为，消灭或远逐自己近邻的另一个民族就是为社会服务。于是导致民族间非正义的残酷的战争。这种可怕的祸害来自那个引起我们自己的孩子之间轻度的嫌恶、轻度的争吵的同一根源。
我能够用什么样的笔触来描绘这种暴行呢？最残酷的野兽都不曾因其贪婪而显示过这样的例子。它们并没有整个种类集结起来去消灭另一个种类，而现在两个民族大量的人群布满边界，带着盲目的激情互相交锋，彼此冲杀。咳！我们竟看到人类欢快地从事千万种暴行，嘲讽辱骂受他们狂暴之害的不幸者，而且整个整个民族竞相以残暴为荣。虽然人们有时是由于需要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恶劣的凶暴行为，但他们很快就养成习惯，不需借口、毫无原由地去干，而且以此为荣。那些胆子最大、最凶恶的人变得令人生畏，甚至对于自己的同胞也是这样（因为谁不害怕丧失生命，谁就会很快控制别人的生命）。他们不可一世的气焰在自己人当中或在战败者当中都赢得了荣耀。勇敢和无畏变成了美德。的确，自从战争成了必要的灾难以来（至少为了正当的自卫是如此），就得以荣誉或利益为动力，去激励一部分人冒最大的艰险以保存整个民族。
人们称之为勇武的狂暴（这种狂暴也服务于它使之致富的人）引起了恐惧和惊讶，无疑正是恐惧或惊讶神化了这种狂热癖好，神化了征服者的可怕名字，而这名字该是一切名字中最可鄙的。
再者，由于一连串的错误使人们陷入混乱之中，并且不得不以犯罪为生，他们变得连自己也讨厌自己，以为也令神厌恶。他们把一切令他们害怕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都奉为偶像，他们甚至荒唐到把在最坏的人身上发现的一切特征，即如愤怒和残忍的报复，都加之于最高的主宰。
由于这种偏见在心灵中打下很深的烙印，而且一般地说，也由于所有刺激人的统治欲的偏见，同样由于利欲熏心，才促使公民们（他们对祖国已不再抱有真诚的爱）为国家冒了险去效力。那些统治我们的人，自己也象我们一样，受到阿谀奉承和笼罩世界的可怜的财产和私利观念所支配，他们也是带着这种相同的偏见，为满足自己的野心而掌管财富并使用社会暴力。如果人们现在没有那么凶残，他们不再无缘无故地互相争斗，甚至如果定出在哪一种情况下人们才可以合法地互相厮杀，我就要问道：民族的光荣，国家的鼎盛，远大的追求，以及千百种人们称之为国是的借口，尤其还有某个指挥耗资巨大的战争的独一无二的家族的异常荣耀，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东西呢？其实都只不过是掩盖我们的贫困的浮华的外表而已。
欲念、尤其是爱情的败坏
道德家和立法者想要探索心灵的隐蔽之处，他们要在那里寻找混乱的原因和根由。以严肃的面孔出现的道德告诉他们，我们欲念的源泉就带有毒素。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要把泉源弄干，截断其流。许多世纪以来贤士们就是这么做的。有些人研究我们的苦难，并无成果，而且总是把真正的原因搞错；另一些人只满足于嘲笑和惋惜人们的处境；若干人在设想千百种方案来改革我们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