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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的开端，回首100年前，在人类走到20世纪初时，居所，从住宅建筑的角度，可以唱的重头戏都已经唱过了。100年前，在发展风口浪尖的城市中，高层建筑已经此起彼伏；在近现代建筑历史上，最具革新意义的现代建筑大师们，也已经处于鼎盛期。此后，新理论依然层出不穷，甚至在言辞上耸人听闻。比如悍然宣布：“新建筑死了”。否则，建筑理论家靠什么实现他们的人生抱负呢？但是，假如抛去理论家所需的面具，像个普通人俯瞰四周，在着意发展传统建筑理论的意义上，他们也许会承认：自己确实生不逢时。
这100年，传统意义上的建筑风格，似乎并没有在质的层面发生多少变化，而只在量的层面有所改观。后现代建筑理论顺着老路，从建筑风格下手，试图脱颖而出，可是，与现代建筑时代的实质性力度相比，实在无法等量齐观。“后”了许久，还是挣不出现代建筑的怀抱。那么，这过去的100年，人类的居所，是否也和建筑理论一样，没有什么实质变化呢？
假如我们仔细观察，会大吃一惊。居所是和人类最息息相关的一个特殊建筑。它悄悄在发生着根本的改变，却逃过了大多数理论家们的眼睛。这恰恰发生在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一个世纪。
这100年来，我们的居所在外观风格上并没有变成一个奇物，相反，它们呈现出相当保守的面容。翻开每期建筑杂志，都只有对一些小聪明产生的小惊喜。而不会受到什么大刺激。居所的变化是发生在它的内在本身。
过去的100年，是以技术高度发展为标志的世纪。高技术的成果不仅层出不穷，而且价格低廉。领先的发达国家，不经意中，门窗的密闭性开始越来越好；保温材料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照明、通风、取暖、制冷、加湿、加负离子等设施的功能日趋完善。设备在造价中的比例大幅上升。人类在自己的居所，乐不可支地玩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游戏，为自己制造舒适。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人类对于居所舒适的追求，终于被高科技迎合，而且没有节制。于是，居所被灌注了一个有生命的基因。它开始活起来，张口开始呼吸。居所，从这一刻起，不再是一个简单庇护所，也不仅是一个建筑艺术品。它演变为一个次环境，演变为人的外沿。它不仅遮蔽风雨，而且阶段性地隔绝了人与自然。生活在越“先进”的地方，隔绝的时间就越长。人们呼吸由居所预先呼吸过的空气，接受它提供的温度和湿度，也被迫接受在这个充满化纤地毯、化学涂料等人工制品的温暖躯壳中生长的，大量莫名的化学分子、放射物质、微生物和病菌病毒。
听上去像是在故意耸人听闻，事实却远比想象的严重。居所千年修炼，终于成精。这时，居所不再属于经济学社会学，不是文化比较，甚至不是传统意义的建筑学，居所就是居所。它的外延也在扩大。此刻，没有理由只把住宅才叫“居所”了。对于室内工作的人，他们“居”于自己工作场所的时间，高达一天的1/3以上。这样的居留空间，没有理由不称之为人们的“第二居所”。甚至，他们在往返于住宅和工作两个“居所”之间时，依然套着汽车这样一个呼吸着的外壳，一个变相的“居所”。
后果已经显现，首先在发达国家。那里绝大多数的人在“新居所”工作，在“新居所”生活，度过生命的绝大多数时间。居所呼吸功能的强化，导致了人的呼吸系统的退化，使得在自然界呼吸过敏的人数剧增。一些以前在旧环境生活的人，一旦进入新环境，也会很快产生同样病症。更有一些莫名感染在发生。20世纪末，美国终于决定炸毁两幢办公楼，其原因，仅仅因为居于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无可避免地患上莫名病症。只知和大楼的气息一定有关，却找不出确切病因。活的居所恐怖而神秘。
面对一个新世纪，虽然人类的大多数还没有进入20世纪后期的居所。可我们并不因此轻松。今天的新居所，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许多人都在把进入这样的居所，作为下一世纪的奋斗目标。即使今天尚不富裕的国家，它们率先富起来的一部分，都无一例外地踏入“新居所”。富裕程度增加，居所的呼吸功能也就加强，以至在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停在一个居所前，会猜测：今天里面呼出的是冷气还是暖气？回答是：不知道。
进化论有这样的观点，就是生物的进化不是意味着它从低级走向高级，而是它改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人类凭着一颗聪明的头颅，在20世纪末，智化了自己的居所，却大大弱化了自己适应自然的体质。人类在这个新世纪的当口，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先想一想，再往前走呢？
第二部分 走路（二）寻访高迪（1）
我们是从法国南部进入西班牙的。邻近西班牙的时候，火车的一边是白雪盖顶的比利牛斯山，另一边是峭崖之下蓝得迷人的地中海。火车上的旅客都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轮换地看着两边在移动着的景色。这一个动人的开端，似乎在预示着前方将会出现别具色彩的风光。
法国建筑是浪漫和凝重的结合。它们就像一个个沙雕，似乎被海中推来的细浪，轻轻地扫了一下。所以，它们是微微下沉的，稳稳地站在那里。惟有金顶和无所不在的精美雕像，在那里诉说着浪漫情怀。而西班牙建筑，虽然也脱胎于中世纪的沉重，却越来越挡不住地多变而热情奔放。它们无可抗拒地开始扭曲、舞动，向上飞扬，似乎有一股活力，压不住地要随时向外释放。
所以，当我们看到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1852—1926）这个20世纪最奇异的建筑大师，是出现在西班牙，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西班牙，那是一块最富于幻想的土地，是毕加索的故乡。
西班牙的城市巴塞罗那，有着魅力无穷的海滨。我们来到巴塞罗那的第一天，原来打算先去旅馆卸下背上的重负，却被这里的海滨所吸引，背着身上的大旅行包，从火车站直直走到了海边。那里，是哥伦布出发去寻找新大陆的起点。今天，在海边高高的纪念柱上，在海一样蓝色的天幕下，哥伦布的塑像正站在顶端，顽强而固执地指着美洲的方向。巴塞罗那还有着令人流连忘返的老城区。在那里，中世纪的主教堂、一个个中世纪的广场和庭院，由夹在石墙中的狭小的古老街巷，谜一般地串连在一起。夜晚，在铸铁花枝街灯的昏黄灯光下，只听到萨克斯管在忧郁地随风飘荡，你循着那时续时断的摄人魂魄的音符去走，会在一瞬间完全失去对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判断，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方。
可是，巴塞罗那的旅游宣传首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推出的，却是“高迪之旅”。一个大都市，以一个现代建筑师为最佳旅游卖点，这在世界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了。
高迪，他是谁？
安东尼·高迪并不是一个对我们非常陌生的名字。可以说，每一本有关“近现代西方建筑历史”的著作，都不会贸然越过高迪。只要看过这些历史书的人，不管怎么说，也都会对高迪留下一个印象。非常可惜的是，我们在很长的时期里，对高迪的印象大多是并不准确的。这个不准确，居然是因为我们这个发明了印刷术的国家，却曾经一度非常忽略书籍课本上对图像的印刷质量。谁知道，我们因此遏止了多少想象力被激发的机会，抹杀了多少神奇的幻想。而这些，对于一个在读着建筑历史的青年，对一些未来的建筑师来说，几乎就是创造力的来源了。
我们曾经糊糊涂涂地走过高迪身边。除了相当概念化的一些介绍，就是纸张粗糙、印刷拙劣的图片了。在那里，高迪的作品显得疙里疙瘩，丑陋不堪。我们甚至以为，高迪被留在历史里，就是因为他“丑得出奇”，才“别具一格”。就连当时学院里那些教授西方建筑历史的教师，也只能以其昏昏，使人也昏昏。因为，他们常常只是比学生早读了几年这些含混的教材，他们的面前也只有那几张不知所云的照片，也根本无缘见过真实的“高迪”。值得庆幸的是，今天，这样的局面已被彻底改变，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注重精美插图的图书或杂志编辑，我们甚至可以在巴塞罗那的街头，邂逅那些年轻的来自遥远东方的建筑教师。他们神气地提着炮筒子一般的照相机，利落地像剥花生米一样地剥着幻灯片的胶卷，犀利的眼光透出专业。这不仅是他们的幸运，更是今天的中国学生们的幸运了。
高迪和今天的我们一样，成熟在世纪之交，只是比我们整整早了100年。1852年6月25日，他出生于西班牙一个只有23；000人口的叫做Reus的城市。6岁之前，他一直是个病病歪歪的孩子，被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困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幸好，在慢慢长大起来的时候，他也渐渐好起来，虽然他一生都没有彻底痊愈，都时不时地被病痛所困扰。人们说，小时候体弱的孩子比较敏感，人们也说，西班牙如画的景致孕育了一个艺术家。可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可能都是在高迪已经成为高迪以后，人们随意添加的注解。
我们只知道，他小时候是个普通的孩子，惟一表现出艺术倾向的，是他在一份和小朋友一起办的杂志上，负责画插图。高迪一家后来搬到巴塞罗那，他在那里读建筑，读得非常刻苦。在此期间，家里的重要经济支柱被折断——他当医生的哥哥去世了。家里5个兄弟姐妹，只活下了他和婚姻失败的姐姐。父亲老了。他必须刻苦。高迪读着书，体验着建筑的语言，甚至没有女友。相对他给后人留下的那些建筑作品，他自己本人似乎并不留给人们多少幻想的空间。
在我们周围，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是高度兴奋、妙语连珠的，本身就是一个散发着巨大热量的感染源。他们有能力即刻地就使周围的人被调动起来。然而，也有一些人，他们显得沉稳，有时甚至表现得有些木讷和走神。可是，他们将热情倾注在他们的创造物之中。你只能间接地通过一个作品，一个不能言语的物件，感受他们心中的汹涌波澜，甚至天真烂漫。当然，这是两个极端的例子。至于高迪，不是一个极端，可他大概是接近于后一类人的。
高迪不是一个超人。从他走过的路径，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常规痕迹。他们都是先开始学习，然后开始做专业化的、但是并不突出的早期作业。然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个平庸者的区别，是在某一天，或是某一刻，他突然能够把自己的灵魂揉入自己的作品。这个作品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是灰暗的沉闷的，但是某种光亮，会在深不可测的地方突然闪现。打动那些能够感应的人们。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悟”。它可能来得早，也可能在很晚才出现，可是，没有它，一定不能算是艺术家。
而高迪开始发出光亮，不仅是在深处，他表现的内容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