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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是低等动物，我们大概就杀死他们，以防止他们扩散。人道主义不容许这样做，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用庇护所、隔离区这样种种方式防止生殖交叉，使得一个低等堕落退化的种族也可以生活着。”
布莱恩强烈谴责社会达尔文主义“不道德”，指责这样的“进化理论”，把“丛林法则”引入社会，只谈弱肉强食而从来不谈人的合作，指责它把带有种族歧视、贫穷歧视、对弱势群体歧视的所谓“优生”，作为人类适应自然的惟一方式。
当时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快被一些德国哲学家接过去，用于解释战争的起因，标榜战争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举行的进化战”。事实上，这个理论的恶意推进和在德国得到刻意宣扬教育，成为民众支持希特勒发动二次大战和屠杀犹太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有着进化论科学强劲的掩护，那些今天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种族灭绝理论，在当时才可能振振有辞。在上世纪20年代，在美国进行这样的教育同样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几个还存在种族隔离制的南方州。不能说这样的“科学教育”，和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顽固，就完全没有关系。一个含糊不清的进化论，给种族主义打了一剂强心针。
回首去看，并不是《亨氏普通生物学》的作者特别邪恶，而是达尔文学说盛行的初期，人们确实不知如何将生物和人类既在进化上连贯看待，又严格区分动物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法则。这些复杂问题，包括人的基因遗传的课题，直至今天，还值得探讨和研究。只是今天的人类，又进步了将近百年，懂得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问题了。而当时能够敏锐地指出其中的问题，能够在科学至上、新学科风靡一时的时候，提出潜在的道德问题，却需要勇气。尤其是在美国，冒“反科学”、“反言论自由”之大不违，更是需要加倍之勇气。
第二部分 走路（二）重新审视猴子审判案（4）
四
在法庭上，深知“言论自由”在美国崇高地位的布莱恩，曾经说了一句让人惊心动魄的话：“思想也可以是危险的。”他提到了1年前的一桩刑事案件——里欧波德和罗伊伯案（The Leopold and Loeb Trial）。这是他的对手戴洛经手辩护的一个著名刑事案件。
里欧波德和罗伊伯，是芝加哥两个不到20岁的富家子弟，都聪明过人。罗伊伯狂热地崇拜尼采的“超人”学说。 1924年5月21日； 他们无故杀害了一个14岁的邻家孩子，只为了证明他们自己智力高超，能够干成一桩“完美谋杀”而不被侦破。他们在法庭上被定有罪，戴洛律师要以辩护使两名被告免受死刑。戴洛在法庭上辩解说，“谁应该受到指责？大学应该比他受到更多的指责；这个世界的学者们应该比他受到更多指责；这个世界的出版界应该比他受到更多的指责。尊敬的法官，由于大学里教给他的哲学之过错，就把一个19岁的男孩吊死，这很难说是公平的。”戴洛的辩护成功了，也可见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风行的程度。具有嘲讽意义的是，仅仅1年以后，戴洛却又成了“捍卫科学教育”的英雄。
戴洛其实也知道，所谓“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和青少年教育问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里欧波德和罗伊伯案的法庭上，戴洛曾经表示，他支持伊利诺州1年前的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未成年人阅读有犯罪内容的故事，因为阅读这些内容是使他们产生犯罪思想的原因。可见他也并不把限制青少年阅读的范围，看作限制“思想自由”。戴洛在法庭上的立场态度之多变，是一部分追赶新潮的人中间的常见现象。
相反，布莱恩去世的时候，有人评论说，随着他的逝去，“整整一个时代过去了”，因为像他这样全身心地追随道德目标，“把自己的政治行为完全建立在宗教道德之上”的政治家，在现代社会已经非常罕见。这表达了时代和观念的变化。而布莱恩对于这种变化充满忧虑。这也是他关注教育问题，认为教育不能违背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原因之一。戴洛律师，则是一个风格完全相反的人。他是摩登的，带着无神论者对于宗教文化的倨慢。他曾经说，“我只相信人的头脑，我是不会为自己的灵魂担忧的。”
五
那么，布莱恩所主张的，是不是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大原则呢？
布莱恩在他未能发表的结辩演说中解释说，此案与思想自由无关，教师作为个人可以持任何观点，信不信神皆可；此案与言论自由也无关，作为个人他可以在任何议题上发表任何观点。但是，当他以州政府雇员身份出现，就受到一定的约束。布莱恩提到，在1925年6月1日的“俄勒岗判例”（Pierce et als。 vs。 Society of the Sisters of the Holy Names of Jesus and Mary）中，法院认定州政府对教育有指导权，禁止教授“明显侵犯公众利益”的内容。美国的公共教育事务由地方民众选出来的校董会决定，包括选用什么课本、聘请什么教师，等等，政府有权指导，无权干涉。可是，有一条必须遵守，如美国最高法院在某案判决中指出的，在任何行为“有违公共利益”时，立法机构有权禁止。简单地说，你不能在学校教孩子杀人、偷东西。这不是教师的“言论自由”。
考察当时公立学校的进化论教育，可以看到，它的某些重要内容是“明显侵犯公众利益”的。而当时的大多数人，不仅对此缺乏应有的警惕，他们自己也是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进化论科学”照单全收地接受下来。在为罗伊伯辩护的时候，戴洛坚持罪犯不应该为谋杀负责的原因之一，是犯罪来自于遗传，“我不知道他的多遥远的一个祖先传给了他这样堕落的种子，我所知道的是，那是事实。而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学家会不支持我的说法。”对此，布莱恩一针见血批评说，假如通过对孩子的教育，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被普遍接受，那么，“自由意志（free mind）将被否定”，“这个世界有关责任和道德的信念，将会受到威胁和摧毁。”
布莱恩认为，除却当时的进化论内容违背了“不得明显侵犯公众利益”判定，还侵犯了该法律判定的，家长有保护自己孩子的宗教利益的权利。此外，布莱恩在这个案子里要求人们思考“科学”本身的界定方式。什么是科学，而什么不是科学。
这个案子很容易给生活在美国之外的人一种错觉：是宗教和科学在争夺教育阵地，保守的南方是想以基督教“创世说”来取代进化论教育。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在美国历史上，虽然很多地区的民众希望学校有宗教教育，也不断有少数人在作出尝试，但是，美国政教分离的原则，明确规定公立学校不准教授任何一种宗教，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某一种宗教。必须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反对宗教，而是它吸取了欧洲和早期北美英属殖民地宗教迫害的教训，禁止多数人利用公共资源推行某一种特定宗教，而排斥或者迫害少数人的宗教。
1967年，田纳西州取消了《布特勒法》；196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所有类似的反进化论立法为违宪，但是，必须同时看到，40多年后的60年代末，不仅进化论教育本身已经进步和改观，不再包括那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而且，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少数族裔的立法，都已经在美国逐渐完善。而这个案子涉及的许多重大议题，直至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不是一句“科学反愚昧”，就能一言而概之的。
戴洛律师一开始是《巴尔蒂摩太阳报》的名记者曼肯要求他介入此案的。曼肯承认，他是带着偏见来戴屯的，他想象中这一定是个“肮脏的南方村子，黑人在懒散地打瞌睡，猪在房子底下乱拱，而住宅里不是蛇虫百脚，就是乌烟瘴气”，可是当他来到戴屯，他看到的南方小镇“不仅迷人，甚至是美丽的”，这使他“吃惊”。根据当时的现场记录可以看出，大多数戴屯和田纳西州人对待整个事件和其中之争论，就如同他们引入这场“审判”的方式一样，带着轻松的心情。他们编了许多诙谐幽默的乡村歌曲，调侃自己是不是“猴子变的”，报纸上刊登了大量漫画，多与猴子有关。在审判期间，一名女士天天把自己的一只宠物猴子带来，替它每天换一套新的衣服。庭审期间，人们的注意力都在两位全国闻名的雄辩家身上，把被告斯寇普几乎遗忘了。斯寇普那几天在干什么呢？那几天他在顶替一位临时有事而离开小镇的记者，代替别人写审判的报道，有空的时候，他还和协助检方工作的、布莱恩的律师儿子一起游泳，相处得十分愉快。小镇跟过节一样热闹。而不论审判前还是审判后，田纳西州都没有停止教授进化论，当时也根本找不到没有进化论的生物学课本。
第二部分 走路（二）重新审视猴子审判案（5）
六
布莱恩的突然逝世在美国底层民众中引发了极大悲伤。他毕生为“普通人”疾呼，拖着病体发出最后一次呼吁后，无声地死了。一列专车载着他的遗体前往首都，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一路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列队铁路两旁致敬。戴屯人伤心痛哭。他们已经把他当作小镇的一员。1930年9月，在斯寇普教过书的中学旧址上，办起了以布莱恩的名字命名的私立教会大学，校园今天扩展到了100英亩的山岭。小镇人年年纪念这个审判。在35周年的1960年，当年的教师斯寇普重访小镇。他坦白说，他其实并没有资格成为“被告”。他是生物教师，可也兼教体育。为了让学生多练球，他自作主张跳掉了许多课，结果，进化论也就跳过去了。他根本就没有讲授过进化论。可是，谁也不认为这是重要的。斯寇普和那个《布特勒法》一样，只是一个象征。
戴屯人就这样把自己“标上了地图”。而引出的恒久思考，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七
30年代，美国进入了空前经济大萧条，而在欧洲，德国纳粹正在崛起。1933年6月24日，著名女记者Dorothy Thompson从德国发回来的报道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第一次报道了纳粹的反犹灭犹政策。她指出，这一政策建立在一种“科学理论”的基础上。
这种科学理论认为，人的体力、脑力和精神因素，植根于人类染色体中，是随着染色体的移动而遗传的，是会散布的。不同种族有不同的染色体，由此而决定了他们体力、智力和文化上的特质。维护一个种族的文化特质，就依赖于维护种族的纯洁。纳粹用所谓先进科学理论使德国人民相信，日尔曼人种是最高等的人种，而犹太人是劣等人种。犹太人的存在，会在社会上散布堕落、疾病，并且会污染高等种族。所以，消灭犹太种族是日尔曼人保护自己生存的正当事业。
Thompson女士指出，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它必须先局限于科学界按照科学原则来检验、来判断，也就是要看历史事实和生物学实验是不是能够支持这种理论。但是在纳粹德国，这一理论成为一种不可怀疑的教条，没有一个科学家出来表示怀疑而不遭受迫害。希特勒用全国上下必须“统一”这个口号，禁止人们自由地探讨科学，从而把当时的一种科学理论当成了政治工具。以后几年的事实证明，纳粹的反犹太政策得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