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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语言主体之间展开，或者说，一旦它牵涉到不同语言之间的表达权力关系，这种不平等性就有可能激化为对语言主权的争夺。翻译作为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本身就有一个语言主权问题。译者还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两种母语（文本母语与译者自身的母语）之间原本不相对应或对等的关系。其以何种文化心态和语言学态度处理这两种“原初（或第一）语言”之间的转换，决定着他对上述两个问题所采取的学术立场。
但我们没有理由断定，凡语言转换必意味着转换者（译者）对语言主权的随意改变。事实上，客观公允的翻译仍然是可以欲求可以期许的。奎因教授所言的翻译不存在“是”（非）问题的断言未必正确。至少，在人类现代交往空前发达深入的情况下是如此。多元论的文化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现代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度歧异化多样化的现实使然，相反，它更多的是现代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集团组织化情形下的一种文化心理的警觉和担忧。长远看来，以此为理由而怀疑翻译之可能性的看法，并不能真正消除不同语言之间转换、沟通和理解的是非问题。在此意义上说，翻译中的语义问题和阐释学问题虽然更深刻更根本，但其语术问题或所谓“信、雅、达”问题却更为基本和直接。
当然，在翻译实践中，这两者不可能真正分开，反倒是相互左右的。而我所以相信翻译之不仅可能而且有真假可言，主要也是在一般语言学意义上说的。若真的要穷究语言的阐释学甚或语言本体（存在）论意义，则语言之不可译性也很难证伪。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倘若由此思之，语言的翻译问题就更大更难了。不过，作为存在之家，语言即使不能百分之百地重复或再现，也是可“租赁”、“借寓”甚至“移居”的，至于某一具体的翻译和译者究竟可以取那种形式，当看译者的智慧和“资本”如何。
我之不慧，难入罗尔斯华居之堂奥；而我之贫，又无以作租赁之资本；惟怯怯以借其一隅而栖之，未知如何？当再次遥叩此翁，问其以为然否？或请问读者诸君，敢借吾之译桥而渡访罗翁于彼岸否？鸣呼记之。
［专此鸣谢］我首先感谢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和本书原作者罗尔斯教授！前者先后于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两次给我提供年度访学基金，并于一九九三年七月最终促成我哈佛访学之行，这因此使我有机会与罗尔斯教授相识并亲身聆听其教诲。在我有意移译本书之初，便得到罗尔斯教授的热情鼓励，他不仅先后两次拨冗专门解答我有关原作的一些名词概念理解问题，而且向我介绍了一些有关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背景，这些宝贵的帮助是我终身不敢忘怀的。如果说本书的翻译有所可取的话，当首先归功于原作者的关怀和指导。在哈佛期间，我曾仔细阅读过原著，并就原著中的一些观点和学理问题与哈佛法学博士余兴中友兄和其时同在哈佛访学的何怀宏友兄作过多次探讨，他们的许多真知灼见对我加深原文读解尤有助益。我感谢好友刘东、黄平两位学兄和江苏译林出版社的刘锋编辑！他们不仅为本书的译事解决了版权问题并妥善安排了其中译本出版事宜，而且自始至终都对本书的翻译给予了真诚的关心、支持和体谅，尤其是在时间安排方面的照顾。我还要感谢好友汪晖学兄！在我正式着手本书的翻译之前，他给我提供了一次珍贵的“预演”机会，让我参与他主编的一部文集中罗尔斯部分的译校工作，我因此先译校了本书的导论和第一讲。让我感到歉意的是，由于当时的时限略紧，译文和校对中都还存在一些过于仓促的地方。我希望，这次对导论和第一讲的重译或校改能有所改善。
最后，我当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赵红英和我迟到的儿子有有！说来有如天意：本书的翻译正始于我妻子临产前两个多月，有有的啼哭和嬉闹声伴随着我译完了全书的大部分，而待我通读全书译稿时，有有已经是个能会意地发出嘹亮笑声的快满五个月大的“小伙子”了。望着身旁正“咯咯咯”对笑的他们母子俩，我内心充满着感激：这感激不仅仅是因为妻子对我这“敲键盘”的劳作（多少比“爬格子”的劳作轻松些罢）所给予的充分体谅和支持，也因为一种新的生命的诞生——儿子那嘹亮的啼哭与欢笑，以及随着他的哭声与笑声一齐来到的这一叠叠散发着墨香的译稿……
万俊人
记于一九九七年七月初，北京西郊燕北园悠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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