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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突击自学了几天法律的叔叔问我：“上诉之后还不服不是还可以申请再审吗？”
我疲惫地笑了笑：“理论上如此，可是一来，这是公诉案件，我们不服没法直接上诉，只能申请检察院提起抗诉，决不决定抗诉还是检察院说了算；二来，就算提起了抗诉……自从建国以来，别说推翻原判了，被接受的申请再审案件都没几桩……”
从交警大队出来，我只觉得心力交瘁，这几天那吊着我这么大干劲的那隐隐一线希望消失得如此彻底，如同容器被突然抽空到进入负压状态，一不小心就会被捏挤得变形扭曲。回到家真不知该怎么去跟家人——尤其是父母，提到这一切。
但我到底还是低估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毕竟是过来人了，他们见过的世间险恶远远超过我这个才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22岁小女孩，何况这几天继续得到的消息，也让大家都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首先，是爸爸一批大学同学前来探望，其中一位赵阿姨就是做律师的。她认识王恒的爸爸和爷爷，告诉我们他们坏到了骨子里，真正的吃了原告吃被告，还和法院经济庭和执行庭一帮人长期勾结，从双方当事人身上大捞油水，他们家至少有上千万的身家，但就算如此，也别指望他们能拿出多少赔偿金，毕竟那是来路不明的巨额财产，如果拿出来岂不是相当于投案自首？
伤心糊涂了的妈妈还可怜巴巴地问了一句：“现在都没有律师肯接我们的案子，你能不能给我们代理？”
赵阿姨的拒绝婉转而彻底：“就是因为这帮人实在太黑了，我早就不在这儿当律师了，我去省城都好几年了。”
事实上，别说当地没有律师对我们的案子表现出热情了，就算有，我也会怀疑他们居心叵测，是想同王家里应外合彻底把这个案子做死呢。而那些天除了跑交警大队和继续找律师之外，我们三家也在网上发帖，连同大量关注此事的网民，很快就在当地论坛上掀起热烈的讨论。很多人在对我们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同时也纷纷支招，从外地聘请律师也是常常被提起的话题。然而对于这个可能性我亦无法抱持乐观态度，一来外地律师来跟这个案子委实太不方便，二来案情发展到这一步，明显已经进入了打关系的阶段，外地律师在本地无根无基，很可能处处碰壁，除非指望一个来自省城、和省高院或政府有过硬关系的律师肯为我们尽心尽力。
理论条件摆出来不难，要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却谈何容易？这样一位莫须有的律师就算能有那么硬的关系，我们又何德何能，如何指望他肯那么尽心尽力？
我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没怎么睡着觉了，脑子无时无刻不在高度运转，光这个聘请律师的事就耗去了我大半的精力。我给很多大学同学打了电话，跟每个人口干舌燥地把这件让我伤透了心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又一遍，他们也纷纷替我找了各自所里做刑事诉讼最有经验的律师咨询，这些人的意见也都是见仁见智：有人建议我们三家团结起来，分工合作，不要指望任何别人，包括媒体和公检法机关，自己去调查取证；有人建议我们一定不要跟另外两家合作，因为大家情况不同，只有我们是涉及故意杀人，他们最后很有可能会被赔偿收买而同意轻判，也因为案件发展到后来，就算是一家人都会出现不同的诉求，何况是一群被利益联结起来的陌生人；有人建议我们停止现在不友好的举动，布下暗棋，最后再突然发动抛出杀手锏，打对方个措手不及；有人则建议我们一定要在舆论上尽量造势，让公检法机关被迫暴露于阳光之下，无法对我们造成大的不利。
在舆论上尽量造势的建议在网友的呼声中是最高的，有人还指出，我们假如能让这个案子轰动全国，就必然会有希望扬名立万的律师主动来找上我们，甚至不收费也愿意代理。其实这本身已是个逻辑悖论，如果真是那么有后台有手腕的律师，又何必还用这么草根的方式来扬名立万？而倘若他需要借助一些灰色手段，也定然会低调行事。
何况就是舆论上造势这一点，亦不是说做就能做到的。如今各种震撼人心的社会消息层出不穷，我们这桩案子根本谈不上多么少见，就算能轰动到如同“我爸是李刚”，李刚的儿子最后又判了几年？
事实情况是，当地论坛上炒得沸反盈天，当地媒体却是反应平平。日报社和晚报社分别来过人采访，草草一轮过场连我们这些行外人都看得出敷衍，最后见报的也只是一篇豆腐大小的平铺直叙就事论事。电视台的反应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有人开始为肇事者代言了，在网上发布虚假消息一会儿说这家接受了多少赔偿金额，一会儿又说那家谈成了怎样的赔偿方案，离间我们三家也就罢了，更让不少网友愤然骂我们是用亲人的命去换钱。待我们愤然澄清并反击之后，他们才忙不迭道歉，死乞白赖来采访，之后却当着我们的面就打给公安局长，一副十分熟络的语气，而几日后播出的专题报道更让我们的心凉了半截，因为它的中心思想在于讴歌当地司法系统有多么公证不阿，律师也一个个都是受害者的利益代表，现在网上很多传言不实，都是百姓无知，吃饱了没事干想得太多。
尽管平常网友都会抨击媒体都是权力部门的喉舌，许多报道内容不尽不实，可真的有报道出来，相信的人也还是不少，就连许多同情我们的人都说：受害者家属对肇事者一方和司法机关有过激言论也情有可原，毕竟家里刚失去了亲人嘛。——也就是说，就连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人都认为我们之前的言论是非理性的夸大事实了。
在新闻变成旧闻之前，唯一令我们振奋了一下的是一家省报驻当地的记者认认真真地来采访了一次，而且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量级的消息——
他不但采访到了事故发生现场的一些商贩和保安，证实了王恒当时的确酒气很重，而且还查出了他之前喝酒的地点。他前往那家饭店调查，有一名服务员告诉他，当天是他来给王恒这桌人结帐的，听见有人跟王恒说：“你喝这么多酒，还想开车去办事呀？别开都没开到就被抓了！”
已经有了七分醉意的王恒答道：“就是要开呀，不开还怎么办事？当年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哪个杀人前不喝酒壮胆？”
这是一条重大证据呀！
可是，那名记者的那篇报道并未见报，我们后来给他打电话，他也百般推托，可见身不由己。我们再去找他提到的那些证人，不难想象，在场所有人都是一问三不知。
我托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的同学替我联系了一家外省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和摄影师千里迢迢地飞来，专业而严肃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燃起了一丝希望。采访结束之后，他们又跟我们谈了很久，推心置腹的话在感情上让我们大感温暖的同时，也在理智上给我们浇了最后一瓢凉水。
那名记者对我说：“这个案子你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你应该听过那个案子吧？一个老太太十八岁的女儿被当地的刑警大队长奸杀，然后尸检报告说是心脏病发作死亡，老太太用大冰柜保存女儿的尸体，穷尽了所有司法程序之后又走上了漫漫上访路，足足过了十年才终于让真实案情大白于天下，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我们法理课上讨论过的，迟来的正义本身已是非正义，何况还迟来了这么久！
他继续跟我说：“你要知道，这件事政府其实是有责任的。国庆长假才刚刚结束，加强交通安全管理的通知还没解除，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酒驾，所以政府肯定想让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这次采访录像会保存好，但你们也要做好无法播出的心理准备，因为节目做出来之后必须上报审核，我们市的宣传部很可能会跟你们市的宣传部联系，然后你们的宣传部很可能就会要求不要播出这个节目，我们的宣传部要是下了命令，我们也只好拿下。”
他说的是大实话，因为他回去之后，这件事的确就再也没有了任何下文。
原本在网络上公开求助就是为了寻求舆论的支持和监督，可一旦发现此路不通，我就暂停了这种尝试。
不是遇到一点挫折就放弃，毕竟这种做法在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自身的隐私安全受到威胁的同时，也让对方有更多空子可钻、有更多机会将你的每一句言论转换为把柄。我自己也就罢了，实在不行总可以远走高飞，可我在这座城市还有那么一大家子人，就算对方只随便动动指头让谁不好过，都是我可能承受不起的代价。
事情发生后的那个周末，沈墨来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来，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他是我前男友。
作者有话要说：
、4
沈墨是我高中时的男朋友，可是只在一起了一年多，上大学后没几天就分了手，所以已经分手四年了，此后我们保持着分手男女最惯常的陌路人姿态，就算同学聚会也说不上什么话，所以我万万没想到他会专门请了一天假，凑上周末，从那座南疆城市飞回来看我，而且态度那么温暖，一时让我觉得他是我最亲近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是我最亲近的人当中唯一一个比我更坚强的，让我在他面前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
不过说起来，的确最应该知道这件事的就是沈墨了，因为……说起来真不知道是可笑还是凄凉，其他同学甚至都没几个知道我有弟弟的，所以虽然这个案子在当地闹得人尽皆知，就算是身在外地的同学也大多会通过家人或网络知道几名死者的名字和身份，但能认出来其中有我弟弟的也就只有沈墨了。
这件事我之所以没怎么通知我的中学同学，客观上来讲，他们不如我的大学同学帮得上忙，但不跟他们说也并不是因为我势利，而是我实在不愿意把这件每次一提起来都要劳心亦劳力的事情再说更多一遍。我从小就不喜欢跟任何人诉任何苦处，哪怕只跟一个人多说了几句我都会觉得自己像祥林嫂，就是跟大学同学说这件事我都是咬着牙反复劝自己这是为了弟弟为了爸妈，然后硬着头皮顶过他们必然回应过来的我向来都最害怕的同情。
沈墨听我说着这个案件的种种为难之处，唏嘘之余也是无计可施，末了才苦笑着说了一句：“你现在有没有后悔当初没选慕梓？”
我怔了一下，几乎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这句话其实让我非常尴尬，但我知道他这个人，他是太老实不会说话，出发点只是想开个玩笑缓和一下气氛罢了。
于是我也回了他一个玩笑：“是啊，悔不当初啊！”
这句话说出来，我却一时失神。
或许那并不只是一个玩笑了……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会宁愿付出一切去换取自己想要的结果，至少认为自己宁愿付出一切去换取自己想要的结果。
如果慕梓是我的男朋友，或曾经是我的男朋友而现在还有点情份，我都能开口向他讨这个人情。他一定是可以帮上忙的，他爸爸以前就是我们市的市委书记，后来升官到了省里，这里的这摊子烂事假若他肯插手，一定会有所不同。
说起来这件事还真是讽刺，其实我爸爸也是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