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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听到新中国反复强调的“中国的核心利益”，并对于侵害到其核心利益的反击是十分强硬的，使用的手段也是多方面的。// //中国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划线，对于1840年以后被掠夺文物的追索，已被划定为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范畴，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面对李大为比自己更加强硬的态度，马基布尔也感到无计可施，以沉默和李大为对持着。
参加返还中国文物谈判的美国文化委员会主席斯万罗古德，看了看副国务卿马基布尔，然后对李大为说道：“副外长先生，把中国这些具有着非凡魅力的文物留在美国，展现在美国人民的面前，对于激发美国大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促进美中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通过这些文物让美国人民了解一些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确是一件好事，但这必须在中国政府收回对这些文物所有权的情况下。”李大为接着说：“这些文物是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来的遗物。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朝代，中国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中国人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状况，是中国人民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政府人民对于这些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对于中国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并促进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追索回这些被掠夺文物的所有权。”
谈判其实就是一个相互试探，相互摸底，相互讨价还价的过程。
斯万罗古德继续的试探着中国的底线：“副外长先生，把中国这些文物留在美国，并不影响这些文物所承载的信息，也不会影响中国学者对于这些文物的研究，我们美国各个博物馆对于前来美国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国学者全面的开发，美国政府愿意每年承担20名中国学者前来美国对这些文物进行学术研究的费用”。
“斯万罗古德主席先生，你的这个意见很有建设性，但我不得不遗憾的告诉你，不行！”李大为仍然一步不让的坚持道：“收回这些文物的主权，这里还有一个你们不能理解的原因。这些被西方列强非法掠夺走的中国文物，在你们西方人的眼里只是东方古代的艺术品，或者说是你们祖先的战利品。但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些文物还有着一个更深层的含义，就是它们还记录着中国这100多年的耻辱。所以我再强调一遍，必须追索回这些被西方各国所掠夺的文物的所有权。只有在所有权属于我们的情况下，再谈其他的合作和交流的形式和内容。”
“听中国这个副外长的意思，中国想通过对这些文物的追索，以雪去他们100多年来所受到的耻辱。”美国副国务卿马基布尔坐在一旁暗自想道，虽说中国还不至于为了这些文物发动一场战争，但如果中国要在各方面事关美国利益的问题上采取一种全面的不合作的态度，这也是极其麻烦的事情，也会让美国感到如坐针簪不得安宁。一些清醒的美国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在把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放在第一位，不管是谁触及了他们的“核心利益”中国人民都会齐心协力，同仇敌忾的拼命。为了自己的核心利益，他们能抛开一切，甚至不顾意识形态领域的同一性和苏联大打出手，就其根本原因就是过去的那100多年以来，一个原来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泱泱大国，被西方一个个小小的蛮夷欺辱的太狠了，让这个东方古国所蒙受的耻辱太多了。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进北京的烧杀掠抢在中国人心目中被视为一场苦难深重的民族灾难，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这种伤害将贯穿整个20世纪，并延续到21世纪甚至更加的久远的未来，而且大大加重了中国人对西方人及西方自以为是的文化的戒心与仇恨。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他深知，如果西方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的化解中国人心中这种对西方人及西方文化的戒心与仇恨。哪一个国家就能获得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就会优先的享受到第3次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好处，最起码现在不会让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以自己为敌。返还从中国掠夺来的文物无疑是化解中国人心中对西方人仇恨的好办法，是促进和中国友好关系的一个最佳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国际上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
于是马基布尔作出了一个十分明智和有远见的让步，同时也给中国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副外长先生，如果中国方面能证实这些文物的来源的确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所获得的属于中国政府或中国公民的财产，我们一定如数归还。”
双方制定一个条约，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当然是和很好的办法。但李大为知道，这100年多年以来，中国究竟什么文物被掠夺到海外，数量究竟有多少？这些文物又是怎么被掠夺出去的，这恐怕是一个谁也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要想一件件的举证更是难上加难。通过这个办法来解决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问题。会使中国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回归之路变的更加艰难曲折，更加漫长。不过这样也好，再想象后世中国那样猖獗的文物走私，明目张胆的拍卖中国的文物，把中国文物当成的提款机已经是不可能了。也为以后联合国制定《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禁止和防止进口从他国被掠盗和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防止其所有权的非法转让，并采取适当措施收回和归还此类文化财产。保证中国对被掠夺和非法出口的文物具有要求归还的权利；和中国政府不受时效期限制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追索流失文物的权利奠定基础。
对于马基布尔的这个提议，中国方面也是有备用方案的。李大为略作思忖说：“好吧。那我们双方就共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协定。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在接下来的几大里，双方经过一番唇枪舌战，在讨价还价之中，终于达成了《中美两国关于共同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条约》这也为以后中国和英、法。德等国家解决中国被掠文物提供了“样板”。
在《中美两国关于共同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条约》中规定：被掠盗文物的拥有者应当归还原所属国政府和个人被掠盗物。
（一）为本条约之目的，凡1840年以后，没有经过中国政府允许非法携带出境的特定纪念地或者考古遗址组成部分的文物，或者原所属国政府公共收藏或个人收藏的文物，应当视为掠盗文物。
（二）任何关于返还被掠盗文物的请求，应自原所属国政府和个人知道该文物的所在地及该文物拥有者的身份之时起，在3年期限内提出；并在任何情况下自被盗时起150年以内提出。被要求归还被掠盗文物的拥有者只要不知道、也理应不知道该文物是被掠盗的，并且能证明白已在获得该物品时是慎重的，则在返还该文物时有权得到公正合理的补偿。
（三）在确定拥有者是否慎重时，应当注意到获得物文的所有情况，包括当事各方的性质、支付的价格、拥有者是否向通常可以接触到的被掠盗文物的登记机关进行咨询、他通常可以获得的其他有关信息和文件、拥有者是否向可以接触到机关进行咨询，或者采取一个正常人在此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其他措施。
（四）在拥有者要求补偿时，原所属国政府和个人向拥有者支付补偿不应损害该原所属国政府和个人向任何其他人重新获得此种补偿的权利
中国文物保护委员会依照《中美两国关于共同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条约》迅速在美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被掠盗文物的追索工作。并最终促成了一大批包括堪称国宝的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代表作《历代帝王图》、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的《五色鹦鹉》2600多幅中国古画和兰登。华尔纳用树胶粘走36方唐代壁画。一尊精美的盛唐彩塑菩萨像等以及经过数十年的雕刻才完成的，底座是用紫檀木雕刻的，乾隆时代的象牙化石雕等雕刻、绘画、铜器、陶瓷等各种类别的10000余件稀世珍品被掠盗文物重归故土。
其中最为可喜可贺的是昭陵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六匹有名有姓的战马，昭陵六骏中“石马失群超海去”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二骏，历千辛万苦回到中国，使失群的六骏在中国本土碑林博物馆得以重新的团聚。
为了让大家知道二骏的回归的情况，我们把镜头对准1962年夏季，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法庭上，“飒露紫”和““拳毛騧”二骏的拥有人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聘请的律师理直气壮的说道飒露紫和拳毛騧这两匹战马浮雕是中国的文化遗产，现在离群索居在我们宾大博物馆里，我们非常同情六骏分离的现状，但同时飒露紫和拳毛騧也是宾大博物馆的财产。宾大没有参与任何有关盗取二骏的活动。我们是通过商业手段从一名叫卢芹斋的中国古董商手中购买的。”美国宾大学博物馆的律师十分从容的从皮包中拿出一份文件说道：“这是宾大博物馆与卢芹斋1920年时交易发票，请法庭和陪审团过目并记录在案。”
“飒露紫和拳毛騧这两匹战马浮雕的确是，被告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从卢芹斋手里购买的，”中国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律师**指出：“但我提醒法庭注意的是，卢芹斋是中国公安部通缉的涉嫌文物走私的重大犯罪嫌疑人，他所创办的卢吴公司是涉嫌文物走私的重大犯罪集团，该犯罪嫌疑人和他的卢吴公司自1915年起，向美国走私中国文物长达30多年之久，经该犯罪嫌疑人走私到美国等国家的中国国家级文物不计其数。其中以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最为著名，在这里我有必要简单的对飒露紫和拳毛騧这两匹战马浮雕作一下介绍，唐贞观十年也就是公元636年，中国当时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嵕山上修建昭陵。建陵时，李世民下令：‘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
于是，在昭陵北侧祭坛的北司马门内，树立起了李世民生前最爱的六匹战马的石刻。这被称为昭陵六骏以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画作为蓝本雕刻完成，每件宽204厘米，高172厘米，厚40厘米，重达3。7吨。在中国的历史上，汉人墓前石兽多半是羊、虎、大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伤的骏马，其手法简直是前无古人。这六匹唐太宗李世民的战马浮雕，千年来静静地矗立在昭陵，而当清末民初，它们又被人无情地拔起，其中二骏也就是现在存放在美国宾大学博物馆中的那两匹被称为飒露紫和拳毛騧，大约是在1916年至1917年被卢芹斋偷运至美国的，并以12。5万美元买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虽然该犯罪嫌疑人已于1957年死于瑞士，但他的卢吴公司仍然存在，请法庭传唤卢吴公司当事人证实当时的情况。”
在法庭上卢吴公司的律师出具了1927年，卢芹斋在给哈里森的信，在这封信中他写道：“1915年，前袁世凯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