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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似乎有理，但也令人生疑：难道潘景寅不知道飞夜航领航员、通讯员的极端重要性吗？越少越好，可以少机务人员嘛。
据康廷梓回忆，９月１２日晚在山海关落地后，１０点２０分左右开了一个简单的机组例会。开始，潘景寅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飞行情况作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潘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指当时的空军部分单位中纷纷传扬的“吴反林”，即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景寅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明天６点起床，６点３０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现在时间不早了，抓紧休息。”此时为１０时４０分。康廷梓的回忆，可以帮助人们分析潘景寅当时的政治态度。
关于林彪座机空中航线的偏移
林彪座机仓皇起飞后，其空中飞过的航线有诸多发人深思之处。要说有关林彪出逃的疑团，这恐怕是最大的疑团。
飞机起飞后１４分钟内，是机场调度室雷达标图员提供的航迹。１４分钟后，飞机信号从机场雷达屏幕上消失。这１４分钟的航迹，来不及上飞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是在机场调度室里看到的，他禁不住暗暗吃惊。
事后，康廷梓几次写文章，表明他的疑惑、分析与判断。１９９７年４月，他化名广辛，写下了《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其中写道：“我和调度室主任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标图员的笔尖。笔尖一点一点地移动，红颜色的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弧形的轨迹……这条弧线的方向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的２４０余度（注：后来康设法核对，飞机起飞方向为２４４度）航迹缓慢转向正西，即２７０度。这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飞回北京了，因为从山海关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飞行。然而，飞机的航迹在２７０度的位置上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增大，直到约３００度时（注：中蒙边境二连方向）中断。这条航线与正常飞行的航迹相差甚大。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果断压坡度转弯，使飞机迅速进入到预定的航向上……如果标在地图上，那个转弯只能是一条折线。第一转弯本应是一条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之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狗急跳墙的叛逃计划。”
康廷梓在发表于《湖南文史（增刊）》上的文章中进一步分析说：“从０点３２分起飞到４６分，在足足１４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２４４度右转弯到３１０度，共转了不到７０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都是不可能出现的。”“０点３２分，２５６号飞机强行起飞前后，位于北京专机部队大本营的领导机关也处于异常紧张的气氛中，专机师的师长正在指挥室为查禁２５６号飞机的事忙碌着，在师指挥室同样有一个标图桌，标图员头戴耳机把头埋在标图桌上，他已经从雷达给出的信号中，捕捉到了２５６号飞机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师长曾接到关于２５６号飞机位置的一个重要信息，标图员告知：飞机起飞后经过河北省迁安县上空时，航向３４０度。迁安县位于唐山市北偏东的方向，离唐山５０公里，离山海关机场约１３０多公里。这就是说，２５６号飞机０点４６分离开山海关机场约１２０公里之后，并没有稳定在叛逃的方向上，而是在３１０度的基础上又继续增加了３０多度，这时飞机的航向比后来稳定的叛逃航向３２５度还要大２０度，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康廷梓进一步分析说，潘景寅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已经转到了叛逃的航向上，“但他没有将飞机的状态改为平直飞行，而是继续转过了头，达到３４０多度，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继续转下去，就有掉转机头的可能。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驾驶舱内发生具体争执与斗争的情况，但从航迹上可以看出，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调头往东，竭力回避叛逃的方向。”
康廷梓还认为，飞机航线的偏移问题也耐人寻味。按照常理，飞机坠毁地点应当在山海关到乌兰巴托或伊尔库茨克的航线上，但实际上，坠毁地点远远偏在了东边约１６０公里。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潘景寅搞不清自己的确切位置，已经偏移却不知道，只是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盲目往前飞；再就是有意为之，打定主意与飞机同归于尽。
关于是否不让林彪座机降落
这其实就是说林彪对外逃曾有过犹豫动摇，甚至一度萌生回心转意念头的问题，但最后是被“逼”跑的。
当晚，跑与不跑的主动权完全在林彪手中。他如果不下决心跑，是没有人能逼他跑的。如果他下决心从天上再返回降落，也一定能够降落。且不说周恩来通过地面塔台向飞机呼叫，说２５６号专机无论在哪里降落，他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就是不和周恩来说，悄不声响地在北京、广州、大连、山海关等机场降落，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林彪专机没有越境之前，中央压根没有下达“禁空令”，不存在“逼”他出逃的问题。
有人根据２５６号专机坠毁前曾由蒙苏边境折返，是向东南方向亦即中国方向飞，便得出林彪试图返回的结论，其实大谬不然。其一，向东南方向飞，是转弯选择地形，属迫降前的正常动作，因为飞机降落的规则是通场、一转弯、二转弯、三转弯，然后落地。其二，那时油料已经不多才迫降，如果返回中国，不是明摆着找死吗？其三，还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２５６号专机企图由蒙古进入苏联国境前，曾与苏方联系，苏方警告说，不许入境，否则击落，这才使２５６号专机放弃降落伊尔库茨克的意图，改为就地迫降。这种说法显得过于勉强。
不过，有两个情况却值得研究。一是前面提到的李文普最初交代的林彪在汽车上一度命令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阻止；二是２５６号专机出境前，在位于中蒙边境的贝尔庙上空转了一圈。仓皇逃命，按说应当抓紧时间，不顾一切地飞往苏联，为什么会转圈呢？转圈不会是选择降落，潘景寅很清楚那里没有机场，只能是越境前最后的思想斗争，只是不知道究竟是林彪还是潘景寅在进行思想斗争。（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２日空军参谋长梁璞谈话）
关于林立衡的报告及对林彪的态度
９月１２日晚林立衡几次向中央报告林彪那里准备出逃的情况，是有功的。这一点，中央一直是肯定的。她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身为那样一种地位，又是面对那样一种严重、凶险而又紧迫的情况，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但是，林立衡的报告和对林彪的态度，她前后说法却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一开始报告，林立衡用的是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挟持”这样的字眼。１９８１年年初“两案”审判结束时，林立衡给即将解散的全国“两案”办公室来信，说林彪是被叶群及林立果“小舰队”成员“骗上飞机”外逃的。此前两年，她已经这么说。此后，她一直这么坚持。
早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林立衡知悉中央５７号文件将把林彪问题向全党公布，并对林彪事件定性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态：“文件对林彪等叛党叛国的批判和结论完全正确，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您的这一英明决策。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狗急跳墙，狼狈逃窜，自我爆炸，遭到历史的惩罚……”
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８日，林立衡给周恩来写信：“林贼是一个十足的蒋介石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林贼是一个伪装更加巧妙、手段更加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我们决定一辈子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直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仍收到林立衡给他的揭发林彪历来主张说假话、拍马屁和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言论和事实。
但是，到了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初，林立衡给江西程世清写证明材料时，便开始说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从此，她就一直这么坚持。
１９８８年春天，在林立衡的要求下，和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见面时，林立衡再次谈了对“九一三”事件的看法。罗点点问她是不是她先向周恩来报告的，她说是。罗点点又问为什么，她说：“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根本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林彪是被迫登上飞机的。”林立衡还说：“林彪对毛泽东的弱点和党内生活的种种不正常是有深刻了解的。”“叶群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投机心理强。”（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７页）
由于林彪一家林立衡是幸存者，又对林彪有较多了解，她应当提供更多的情况和材料。当然，前提必须是实事求是。这是最要害、最根本的，容不得半点自私自利和感情用事。
关于256号三叉戟上的黑匣子（1）
１９８５年１月８日，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记者杨达洲发回一条电讯，他辗转听到一条有关林彪座机坠毁的消息。据时任蒙古党中央某局局长的那木斯莱的妻子称，她是汉学家，从头到尾参与中国飞机坠毁案。黑匣子的录音她听了，机上人员在激烈争吵，跟地面导航站之间也有争论。过几分钟吵一阵，还有射击声。她断定飞机上有林彪，但苏联人不相信，后来他们要走了黑匣子。但是，对此说法，新华社驻蒙古的记者王义民认为完全是捕风捉影。
张聂耳的《风云“九一三”》一书中说，“飞机上没有黑匣子，黑匣子是后来才有的……”这不对。尽管黑匣子在当时还是极为稀有的，但三叉戟飞机上已经安装了黑匣子。澳洲记者彼德·汉纳姆１９９３年获准采访苏联克格勃将军扎格沃兹丁时，曾询问林彪座机上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回答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孙一先在自己２００１年１月出版的书中也说：“至于更能进一步揭开２５６号坠毁之谜的飞机黑匣子，尚在俄罗斯当局手中。坠机死难者的遗体，包括身首异处的林彪、叶群的尸体，还有那些机上的遗物，俄罗斯和蒙古当局没有丝毫理由再继续扣压，应当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６４页）终有一天，黑匣子的解密能为研究林彪出逃提供新的材料，解开这个最大的谜底。
也许，果如克格勃将军所说，黑匣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据康廷梓讲，黑匣子是语音黑匣子，只能记录爆炸到半小时前的情况，以前的自动抹掉。但究竟黑匣子能否说明问题，前提是对黑匣子有个正式的结论。
十四、关于外国某些当事人的不同说法
原蒙古外交部专员、曾参加中蒙双方视察林彪坠机现场的古尔斯德，一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