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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法西斯坦克战理论家古德里安①将军提出了进攻中使用坦克兵团的以下方法：第一梯队直接通过防御的战术纵深，对防御预备队实施冲击（这如同我发展突破梯队）；第二梯队进攻敌炮兵（这如同我远战群）；第三梯队在防御的战术纵深冲击步兵（这如同我直接支援步兵群和远距离支援步兵群）。按照古德里安的意见，在此情况下，使用装甲师特别有效的时机是：防御已在某一地段被打开，坦克在此刻突然出现，将使这些装甲师能够立即贯穿防御地带，进至机动地区。此种冲击的全部方法，与我军早在1932—1933年就已采用的大纵深战斗基本方案雷同，只在冲击顺序上有所变化。
①古德里安（1888—1954），德军上将（1940），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1907年毕业于候补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骑兵服役。战后在坦克部队任职，开始研究坦克作战问题。1935—1939年历任坦克师长、坦克军长等职。1940年任坦克第2集群（后为坦克集团军）司令。1941年12月因在莫斯科战败被解职，编人预备军。1944年出任陆军总参谋长，次年又因对苏作战失败被革职，并退出现役。著有许多著作。主张通过坦克闪击战夺取胜利。——译者注
于是，战役的大纵深布势和确定战役纵深，越来越被认为是现代条件下具有特色的问题。不过，我们已经从这些基本原则上升到掌握大纵深战役实施艺术的高级阶段。这一任务要求建立专门学院，以深入研究战役法和培养有学问的高级司令部指挥员。就此而言，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的范围已显得狭小，因此到1936年初就提出了开设特别的军事学院作为最高战役教育机关的问题。1936年秋季，这所学院正式成立，被命名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这对于进一步发展战役法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我军指挥干部训练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并进入了新的阶段。
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研究在新的军事学院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但是仍局限在战役范围，学院训练计划追求的目的也还是培养组织与实施现代战役的能手。这实际上把学院变成了为高级司令部培养干部的技术学校。从军队实际需要的角度看，这样做在确立新战役样式时期是正确的。但是，那样狭窄地提出任务，也隐藏着消极的一面。大纵深战役理论到1936年已经达到那样的发展水平，在此水平上运用这一理论已不能排除战略成分，而只有战略尺度和整个战区的情况，能够使它具备可以理解的、在现有条件下有说服力的指导性意义。
在战役系这个研究新战役样式的第一级机构，大纵深战役研究还局限于大纵深战役本身，即脱离总的战略情况。但是在制定大纵深战役基本方案后，已需要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需要将大纵深战役作为完成一定战略任务的手段来研究，并根据它在该战区可能进行和发展的情况，赋予具体的方向。换言之，为了将大纵深战役既定方案变成实际，需要给它设置某种战略背景，使其具有战略内容。
当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开始工作后，这一切就十分清楚了。但是，关于必须在学院以某种形式开设战略课程作为战役法基础的些微暗示，却遭到了上面的反对。当这一问题被提到开学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时，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元帅有些生气地质问学院代表：“你们在战略上能做些什么呢？拟制战争计划？研究战略展开？或者进行战争？谁都不会让你们干这些，因为这是总参谋部的事！”
对于这样提出问题，当然无法表示异议。院长Д．A．库钦斯基是一个头脑灵活而又实际的人，也是出色的组织者，他赞同元帅的意见，拒绝在学院开设战略课。但是，问题当然不是要在学院研究属于总参谋部职权范围的战略性实践问题，而是要使战役法课程贴近现实的军事政治形势，这种形势是由于法西斯德国庞大的侵略军在欧洲中心展开而形成的。为此，必须判断我国西部边境新的兵力对比和部署；必须分析和研究发生战争的可能情况和战争初期的特点。这一切，使战役法课程正在贴近战略范畴和战略问题，要求在这方面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图哈切夫斯基指出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回答整个未来战争将有什么特点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改变自己的方式、特点而无法预见。但是他指出：“对于战争第一阶段，应该在和平时期就正确预见，在和平时期就正确判断，并且需要正确准备应对。”①遗憾的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没有做这一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军事思想不能在战前对军事行动在我边境地区爆发的可能和条件进行正确、灵活的战略分析的原因之一。高级指挥机关的代表也不愿在学院就战略问题讲一讲课，只有图哈切夫斯基在1937年初就现代战争的一般问题讲过一课。不过应当指出，军区司令员И．Э．亚基尔和И．Π．乌博列维奇在学院就大纵深战斗和摩托机械化部队使用问题作过报告，并与教员一起进行了军事导演。旅级①Г．Π．索夫罗诺夫，当时的空降兵使用问题研究小组组长，和学员一起做了作业，给教员介绍了这一新问题。
①《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261页。——作者注
①1935年苏军实行军衔制时，只设了苏联元帅和校官、尉官，不设将军（认为将军是资产阶级的官阶）。上校至苏联元帅之间的军衔设旅级、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政治干部则相应设旅政委级、师政委级、军政委级等。1940年5月改革军衔制时决定增设将军——少将、中将、上将、大将，分别代替原来的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由此可见，这里的旅级相当于一些国家的准将（苏军从未设大校）。——译者注
因此，1936年组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没有在战略领域给我国高等军事教育系统带来任何变化。这种状况的真正根源是个人迷信，那时，研究政治和战略问题被认为是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的特权。其消极后果在1941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来了，当时许多高级指挥员（方面军和集团军级）必须独立分析大范围的情况和定下战略性的重大决心。明显的张皇失措，不能控制全局的复杂情况，不能在大范围定下适当的决心和控制整个战事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略级指挥员战略素养差和未受过战略思维训练的结果。1941年，我们因为对干部训练任务持狭隘观点，因为军事理论思想在战略领域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学院主要教研室（战役法教研室和高级兵团教研室）理解战略问题对于保持教研室工作方向的意义。各教研室主任在1936年冬季请求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讲解一系列战略性质的问题。与图哈切夫斯基的交谈触及了现代战争、现代战争初期及进行现代战役的样式和方法等重要问题。①这次谈话对组织学院战役法教学具有重大意义，它明确了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指出了我国军事理论思想的发展方向。当然，学院的教学计划是由总参谋部训令规定的，但是图哈切夫斯基对一系列战役问题的提出起了很大作用。
①《同时代人回忆M．H．图哈切夫斯基》文章中对此次谈话讲得比较详细。见《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第4期。——作者注
战役法教研室编写了战役想定，这些想定已经以当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初期的具体情况为基础。当然，这些设想与1941年发生、当时还无法预见的情况相距甚远。虽然仔细研究了主要敌国法西斯德国及其可能盟国的兵力，但是，对于战争初期的战略条件和在我国西部边境的战役展开样式研究得远远不够。
当时设想在初期战略展开中会形成需要进行突破的绵亘正面，它必然导致正面突击。从兵力和战区容量计算的角度看，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没有考虑到，摩托机械化部队已经能够在对方组织和建立起防御正面之前穿透这一正面，从而导致它在某一方向出现大纵深的不稳定。
对战役机动过程的发展当然也进行了研究，但基本上是研究突破正面后的机动。战役纵深的机动应该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和坚决的结局。但是，为了具备这种可能性，当时认为首先必须突破正面。于是主要注意力便集中在完成这一比较困难的任务上。
按照叶戈罗夫元帅坚持的当时流行的观点，战争初期要以空中和地面的积极行动，突人敌人靠近边界的领土，破坏其动员和集中，以此保障自己主力的展开。在最重要的战役方向，这些任务应由若干突人集群完成，这些集群由得到强大航空兵支援的摩托机械化兵团、骑兵兵团和驻在边界附近的军队编成。这样，这些突人集群的行动就表现为主力展开之前进行的若干独立战役。这些战役从其性质来说，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集团为攻占列日①而入侵比利时领土时采取的旧行动方法。
①列日（Liege）为比利时列日省省会。创建于6世纪。1886年建成军事要塞，由间距为67公里的12个环城坚固炮台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第1集团军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从1914年8月5日起，以10万人在380毫米和420毫米重炮支援下进攻列日要塞，遭守卫者顽强抵抗，直到8月16日才以伤亡25000人，被阻12天的代价攻占所有炮台。——译者注
这就是最早的观点。图哈切夫斯基理由充分地反对这一观点。按照他的权威性看法，在边界有工事构筑、敌边防部队兵力强大又做好高度准备的情况下，突人集群的独立行动不可能成功，而且会导致巨大损失。早在1934年，图哈切夫斯基在他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就写道，“用旧方法，即采用过去的战略展开样式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沿铁路向边界集中大量军队及进行大规模边境交战的旧的、传统的设想，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条件”。①图哈切夫斯基预见到边境战区最容易遭敌航空兵突击，认为当时通行的动员和集中大量军队的整个方案已经过时，须要进行根本改变。图哈切夫斯基建议在边境地带部署若干编成强大的先头集团军，作为主力的第一战役梯队。按照他的看法，这些集团军要在出现战争威胁时隐蔽集中到以下地区，这些地区要尽量处于敌人最可能展开军事行动的那些方向的翼侧。
①《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24页。——作者注
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在边境构筑的筑垒地域具有很大意义。按照他的想法，这些筑垒地域应该成为承受敌人进攻的盾牌，而隐蔽集中的各先头集团军则是向敌人实施翼侧突击的重锤。不过，绝对不能让筑垒地域起消极防御的作用。照图哈切夫斯基看来，筑垒地域是与野战集团军的积极行动保持有机联系的战役成分，是这些集团军在整个进攻战役中实施机动的依托。
这就是关于战争初期行动性质的基本理论观点。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在1941年6月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战略形势，我们来能采用这些观点。
从当时看来很有道理的这些观点出发，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在1936年开始研究我军军事理论的发展和高级指挥人员的训练。学院